几年过去，我几经沉浮。有一天，那是在夜里，我突然醒过来了，静静地躺在床上，仰望着天花板，不知那是凌晨的几时。我发现，整个屋子弥漫着那种熟悉的颜色。那是一种青灰的烟蒙，是我从火车站走出来时所看到的世界的色彩。我蒙看见，好像有一个人正在那里等待。他就站在栏杆外面，在朝我微笑，挥手。那个人，就是那个人，这些年来我一直无力回想的人，他再次显现在我眼前。
我打开床头的小台灯，橘黄色的灯光，瞬间溢满整个房间。那是温暖的色彩，如同那个人的身体。我在抽屉的底层找到那个诗本。我打开它，一页页地翻过去，一句句地默念着。那些曾经让我伤心欲绝的情感，各种形象下的心境与情愫，刹那之间，全涌进我的心房，被我再次发现，再次体验。那感觉曾经相识，又终究有所不同。杂质已被时光筛掉，只剩下纯粹的味道。就如同埋藏多年的一坛老酒，香味愈加郁浓，也更为醇正。
在这个夜晚，在事先无法预料的时刻，像是上天格外恩赐的时光，我们的爱得以复活。我们的爱，终于完成了它所有的仪式，所有的阶段，最后进入神秘的境地。那样的爱，不再需要任何证明了。那样的爱，已经确定无疑。那样的爱，只存在于我们心间。那样的爱，只为我们两个人所认可。这已经够了，我们的爱，已与任何人无关。我们的爱，最终也与我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牵连。在那个时刻，我们的爱，终于可以穿过千山万水，越过所有的时空，在黑夜里遥遥对话。我们的爱，得以达到那一个层次，不仅不需要语言，甚至任何肢体的接触，声音的倾听，眼神的对接，所有一切外在的媒介，我们都不需要了。
我们已经达到了那样的境界，无需任何形式。欲望已经退去，只剩下两个灵魂的融合。这样的境界，如同佛的境界，是忘我的境界，是无我的境界。它没有边际，也没有形状。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爱，就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在某个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一次次行走在人间，会受到一些伤害。那样的爱，就会轻轻柔柔地，抚慰着受伤的心灵。它成为生命里最重要的慰藉、支撑，伴随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时刻。那就是我们的爱，它随时守候在未知的角落。在那个夜里，我重获新生。我的文字不再回避心的伤口了，可以去触及它，慢慢揭开。心在阵痛，但我已经获取新的力量，不再害怕了，所以现在我写下这些关于他的文字。
我也写下许多关于哥哥的文字。关于哥哥，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在心底，我对他有种难以明说的遗憾和痛惜。这种情感，我一直都在逃避，不敢正视它。但它不会远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它一直就在我的心底，在我灵魂呼吸的地方，在我永远无法忘记的地方。我对哥哥的怀念，需要用这样的文字。我用我的文字来缅怀他，这是我最想做的，怀念他的方式。当我接到朱燕玲主编的电话，说花城出版社将出版《云雀》单行本时，我真不敢相信。作为一名文学新人，我毫无知名度，出版我的作品意味着市场完全得不到保障，很可能血本无归。出版社面对严峻的现实做出这个决定，实在是个冒险之举。而对我来讲，毫无疑问，它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将成为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此书的出版，意味着我多年来的心愿将变成现实。关于我死去哥哥的故事，关于“我”和“我”情人的爱情，均将为读者所知，我从生活中获得的丰富而深层的人生体验，也将与读者一起分享。
而这一切，都从遇到《花城》杂志开始，那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十分偶然的机会，小说辗转到了《花城》杂志社。很快，他们通过了三审。很快，他们通知我，小说将在《花城》杂志2012年第2期的“花城出发”栏目发表，并安排我接受访谈。对于一个从未涉足文坛的新人，我惊讶地看到，他们慷慨地给了我巨大的篇幅。我完全没有准备。多年来我只埋头写作，对文学界却一无所知。但命中注定，幸运之门就在这时向我打开：正深陷于迷茫中的我，数度辞职，又数度迫于生计推销着各种商品的我，不但得到了文学名刊的青睐，还接着被一个有着美好名字的地方所接纳——东莞长安的邹萍老师从《花城》得知我的情况后，诚挚邀请我加入长安文学会，成为《长安文学》的特约编辑，还租了房子让我专心创作；之后，又推荐我加入了东莞市作协，进一步得到了东莞市文联和作协的关心和帮助。正是在长安，我得到了经常和志同道合的文友面对面探讨文学的机会，这样的情景，仅一年多前，我连做梦也梦不到。
回顾这本书的诞生，要感谢的人太多，实在无以一一尽述。正是因为他们对生命的演绎和诉说，才有了此书——
感谢我的父母、两个姐姐和哥哥，是他们艰难的人生，为我提供了丰沛的素材和关键性的创意，并成为我写作的动力。
感谢大娘，她不经意跟我提及的一句话，成为作品中关于家族拯救的基调。
感谢东莞和长安，给了我一个文学上的家，使我多年流离失所的心，有了安静的归依。
最后，深深感谢花城出版社出版此书；感谢田瑛主编、朱燕玲主编的抬爱——连我的笔名都是他们所起；还要感谢许泽红编辑，她为我的小书尽心尽力，做了大量细致繁琐的工作。
木兰
2012年7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