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历代研究者众多，其中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意见。
1.关于《诗经》作者的争鸣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有不同说法。主要的有以下三种：
（1）采诗说
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最早的记载出现于《左传》另外在《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当时的采诗官被称为“行人”（见于《左传》）。
（2）献诗说
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国语·周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
（3）删诗说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认为孔子从三千篇古诗中选择了305篇编成《诗经》。由于《史记》是权威的正史，因此这一说法流传了几百年，直到唐初孔颖达才开始质疑这一记载。他认为：“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佚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到了宋代，人们认为《诗经》中有大量的“淫诗”，因此不能承认是由孔子删订而成。从而展开了长达八百余年的删诗说与非删诗说的论战。经过千百年学者的考证，目前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即孔子并没有删诗，只是做了校正乐调的工作。而这些，对《诗经》的流传起了重要作用。
2.关于《诗经》四始的争鸣
（1）孔颖达疏引郑玄《答张逸》云：“四始，‘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
（2）《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3）“大雅”的《大明》，“小雅”的《四牡》《南有嘉鱼》《鸿雁》。《<；诗>；大序》曰“是谓四始。”孔颖达疏：“《诗纬泛历枢》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纬》文因金、水、火、有四始之义，以《诗》文托之。”
3.关于《诗经》分类标准的争鸣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而分类的标准也有不同的说法：（1）按诗的作用分，以《毛诗大序》为代表。《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2）认为按使用场所的不同划分。张震泽《诗经赋比兴本义新探》：“周代通行宗庙祭祀、朝会宴享、日常生活之礼。”《诗》在典礼上有此三用，三用的意义不同，方式也不同，所以就形成了风、雅、颂三体。（3）认为按音乐分，以郑樵《六经奥论》为代表。“风”是指各地不同的音乐。“雅”是雅正之声，指周王朝京畿地区的音乐。雅又分为小雅、大雅，也是缘于音乐的不同。“颂”是宗庙祭祀用的舞曲。以这种说法最受认同。
4.关于《诗经》尊序与废序的争鸣
《毛诗序》是《诗经》各篇前面的题解，对于它的争论最为复杂和激烈，时间也最长久，从汉代至今以有两千余年。汉代《毛诗》兴盛并流传下来，确立了它作为唯一国定题解的地位。但宋代开始宋学反汉学之后，认为《序》不合历史多有谬误和曲解之处，欧阳修、苏辙等人都对《诗序》进行批评，郑樵向《诗序》猛烈攻击，称为“村野妄人之作”，把论点建立在考证基础上来批驳《诗序》的谬误，掀起废序的运动。朱熹的《诗集传》也废《序》不录。而宋学经过四百余年的发展，到了清代，一些注重考证的清代学者开始质疑宋学的弊端，用新汉学反宋学，《序》亦复出。当代学者认为，《序》保存了较多的先秦古说，对后世影响深远，具备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
5.关于《诗经》中一些经典诗篇的争鸣
《关雎》是诗经开篇第一首诗歌，重要的地位使它成为了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关于《关雎》的寓意历代也有多种解读，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首写求配偶、恋爱成功结婚的诗。可是《毛诗序》却认为《关睢》反映的是后妃之德。朱熹《诗集传》则认为是宫中人所作，君子指文王，淑女指文王之后“太姒”。张超《诮青衣赋》、罗泌《路史》、王应麟《困学纪闻》皆以为是刺诗。只有崔述认为是“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
关于《汉广》，方玉润认为是樵夫砍柴唱诗，否定其是恋情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把《汉广》的诗境概括为“可见而不可求”，即追求爱情。王士禛认为，《汉广》是中国山水文学的发轫。《诗经》中仅有的几篇“刻画山水”的诗章之一（《带经堂诗话》）。
关于《柏舟》的作者和主旨，在历史上曾有长期争论。概括起来主要是两派：一派认为作者是男性仁臣，《毛诗序》说：“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另一派认为作者是女子，鲁诗即以为是卫宣夫人所作，说：“贞女不二心以数变，故有匪石之诗。”（刘向《列女传·贞顺》）现代学者多认为是女子所作。
关于《草虫》的主旨，《毛诗序》认为是描写夫妇和谐，恪守礼仪，即宣扬妻子之德。朱熹《诗集传》则认为是描写诸侯大夫妻子思念丈夫。旧说另有“大夫归心召公说”“室家思念南仲说”“托男女情以写君臣念说”等。
由于《采葛》只是表现一种急切的相思情绪而没有具体内容，所以旧说随意性很大，如《毛诗序》以为是“惧谗”，一天没有见到君王，就担心有人在君王面前说自己坏话，故而仅仅离开一天，也觉得时日甚久，恨不能日夜伴君左右；朱熹《诗集传》则斥为“淫奔”之诗，青年男女向往爱情成了不思进取、不务正业的淫乐之事；吴懋清《毛诗复古录》则以为采葛（萧、艾）比喻平时蓄养人才，“临时方获其用，若求之太急……一日则如三月之久”；牟庭《诗切》又说是“刺人娶妻……而徒溺其色，一日不见，则思之如三月之久”；姚际恒、方玉润、吴闿生却一致认为是怀友忆远之诗，方氏申述云：“夫良友情亲如夫妇，一朝远别，不胜相思，此正交情深厚处，故有三月、三秋、三岁之感也！”（《诗经原始》）近人则多视为怀念情人之作。
关于《北门》，《毛诗序》认为是讽刺仕不得志。郑玄笺曰：“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三家诗无异义但方玉润《诗经原始》则说是表达贤者安于困苦。现代学者（如高亨《诗经今注》、程俊英《诗经译注》等）一般都认为这是一首小官吏不堪其苦而向人怨诉的诗。
《谷风》的主题，旧说大体相同，《毛诗序》认为《谷风》是讽刺幽王之作。朱熹《诗集传》认为是朋友相怨之诗。方玉润《诗经原始》认同朱熹的观点，并力驳《毛诗序》“刺幽王”之说穿凿空泛。今人高亨的《诗经今注》、程俊英的《诗经译注》等均取此说。
对于《子衿》的解读，《毛诗序》认为此诗是讽刺乱世学校不修，教育荒废。朱熹指出：“此亦淫奔之诗。”（《诗集传》）看出这是男女相悦之辞，纠正了前人的曲解臆说。“子衿”这个名词也被曹操援引到其作品《短歌行》中，至此该词的原意也由“心上人”正式转变为“文人贤士”。
关于《蒹葭》这首诗的内容，历来意见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三种说法：一是《毛诗序》认为是讽刺襄公。今人苏东天在《诗经》辨义中阐析说：“‘在水一方’的‘所谓伊人’（那个贤人），隐喻周王朝礼制。如果逆周礼而治国，那就‘道阻且长’、‘且跻’、‘且右’，意思是走不通、治不好的。如果顺从周礼，那就‘宛在水中央’、‘水中坻’。‘水中沚’，意思是治国有希望。”二是“招贤”说。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和方玉润的《诗经原始》都说这是一首招贤诗，“伊人”即“贤才”：“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而思见之。”三是“爱情”说。今人蓝菊有、杨任之、樊树云、高亭、吕恢文等均持“恋歌”说。如吕恢文说：“这是一首恋歌，由于所追求的心上人可望而不可即，诗人陷入烦恼。说河水阻隔，是含蓄的隐喻。”
《君子偕老》一诗的主旨，除清魏源《诗古微》以为是哀夷姜之诗外，古今各家多从《诗序》之说，以为是刺宣姜之作。认为此诗所写的服饰仪容之美属于理想的“小君”（国君之妻）。而朱熹《诗集传》则以为服饰仪容之美乃是反衬宣姜人品行为之丑。在这点上今之学者多从朱熹之说。
（本部分写作参考：夏传才.《诗经学四大公案的现代进展》，《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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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
推荐理由：《诗经译注》是《诗经》的全译本。本书由着名学者程俊英教授翻译并注释，作者博采古今《诗经》注家之长，融会贯通，筛汰选炼，解题和注释写得简明而精当，是当今古典文学爱好者不可不备的基本读本。
[2]程俊英.诗经译注（上下）图文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
推荐理由：深入浅出地阐释了这一古老民歌的丰富内涵，且配有精美生动的插图，使读者亦能享受到阅读的趣味。
[3]方玉润，李先耕.诗经原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2月
推荐理由：《诗经原始（套装上下册）》是方玉润晚年的名作。抛开了封建礼教的东西，转而从自然天性的角度解释《诗经》，给人一种清丽脱俗的感觉，书名为《原始》即欲探求古人作诗本旨而原其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