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作者已无可考，学者多认为是出于孔门之作。北宋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南宋朱熹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为《四书》，从此《大学》成为儒家经典。
《大学》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经朱熹编排整理，划分为经、传的《大学章句》本；一是按原有次序排列的古本，即《礼记》中的《大学》原文。现以朱熹《大学章句》本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大学”是对“小学”而言，它不是讲“详训诂，明句读”的“小学”，而是讲修身治国的“大学”，被奉为“初学入德之门”。《大学》一文经朱熹重订，分为“经”一章、“传”十章。“经”一章是全文的总纲，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三纲领体系一贯，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传”十章分条细论，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格、致、诚、正、修五条目是修己；齐、治、平三条目是治人，八个条目是实现三条纲领的途径。
简要说来，《大学》之书，就是教人达到内圣外王之道，是一部科学的儒家政治哲学。
经
大学之道①，在明明德②，在亲民③，在止于至善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注释】
①大学之道：大学的宗旨。“大学”一词在古代有两种含义：一是“博学”的意思；二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大人之学”。古人八岁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学习伦理、政治、哲学等“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
②明明德：前一个“明”作动词，后一个“明”作形容词，指发扬光明正大的品德。
③亲民：“亲”应为“新”，即革新、弃旧图新。亲民，也就是新民，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
④止于至善：达到最完善的境地。
传一
《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传二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①。”《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注释】
①盘铭：刻在器皿上用来警戒自己的箴言。铭文的意思是：如果每天都洗去污浊，面目一新，那么天天都是一个崭新的面貌，用以比喻道德修养的日日进步。
传三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①？”《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诗》云：“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②。《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注释】
①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就居住的地方来说，黄鸟尚且知道它所应该栖息的地方，可是有些人却贪图禄位，不知道自己所应当居止的地方，这样的人连黄鸟都不如啊。
②诗云“瞻彼淇澳”二十一句：大意是说，看那淇水的岸边，绿竹青青多茂盛。有位文质彬彬的君子，他的道德修养功夫好像切磋骨像、琢磨玉石一般。他是那样威严，胸怀宽大啊！那样文采煊赫啊！像这样的君子，终究是不可忘怀啊！
传四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传五
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传六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传七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传八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注释】
①“故好而知其恶”三句：意思是说，很少有人能喜爱某人又能看到他的缺点，厌恶某人又能看到他的优点。
传九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于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①。”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注释】
①“逃之夭夭”四句：大意是说，火红的桃花盛开着，绿绿的叶子多茂盛。这个女子出嫁了，和和睦睦的一家。
传十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①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戮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诰曰：“唯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②”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为宝。③”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为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瑁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中国同。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速，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④，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家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注释】
①絜（xiè）矩之道：以自己合于礼仪准则的言语、行为去影响并规范他人的言语、行为的方法叫做絜矩之道。
②“《楚书》”句：《楚书》，楚昭王时史书。楚昭王派王孙圉出使晋国。晋国赵简子问楚国珍宝美玉现在怎么样了。王孙圉答道：楚国从来没有把美玉当作珍宝，只是把善人如观射父（人名）这样的大臣看做珍宝。
③“舅犯”句：舅犯，晋文公重耳的舅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流亡的人，指重耳。晋僖公四年十二月，晋献公因受骊姬的谗言，逼迫太子申生自缢而死。重耳避难逃亡在外，在狄国时，晋献公逝世。秦穆公派人劝重耳归国掌政。重耳将此事告子犯，子犯以为不可，对重耳说了“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为宝”这句话。
④冰之家：指丧祭时能用冰保存遗体的人家。是卿大夫类大官的待遇。
学习提示
纵横古今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到了宋代才有了单本，未被单列成书之前，有关《大学》的注释都是附在《礼记》中。现今可知最早为《大学》作注的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他对《大学》的注见于其所着的《三礼注》的《礼记·大学》部分，这是现在可见的最早的有关《大学》的研究着述。郑玄对《大学》解释的发展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从内容上说，郑玄对《大学》的解释以训诂和对名物制度的说明为两大着力点。在训诂时，郑玄是按照文句的次序来作的解释，字义、词义参照经传和《尔雅》，同时也自创新解。同时，多用声训的方法，即用同音字互训，因声求义。
第二，郑玄打破了家法和学派的界限，在对《大学》进行解释时，博采众家学说，择善而从。
第三，从体式上说，郑玄注《大学》崇尚简明扼要的文风，做到要言不烦。
第四，郑玄注《大学》体现了其个人对于治理国家、为仕从政的才能，他在注中针对汉末礼崩乐坏以及一些伪仕人进行了讽刺。
郑玄认为《大学》是通论与礼有关的思想的文章，因此其注解也多从“礼”的角度出发，使得人们将《大学》定性为“礼学”。东汉末年，由于党锢之祸迭起，继之以军阀混战，三国鼎立，经学急剧衰弱。到了晋代，随着儒学地位的提升，原来附属于《仪礼》的《礼记》被立为“博士”，《礼记》的传习也胜过了《仪礼》。再到南北朝至隋朝，由于当时政权更迭频繁，经学的发展也忽起忽落，对于《大学》的研究亦罕有可称道者。
到了唐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经学，经学得以重兴。韩愈在《原道》中引用了《大学》话语并进行了发挥；李翱着《复性书》三篇，其中也引用《大学》纲领条目。从此，《大学》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开启了后世尊崇之风。当时研究用力最厚者，当属经学家孔颖达的《礼记正义》。
孔颖达《礼记·大学》中的注疏有三个特点：一是，孔注是针对郑注作的注解。二是引入了当时反切的注音方法。三是在注解的过程中孔并非完全照搬郑学，而是加入了个人的解读和看法。另外，孔颖达对《大学》的解读重点放在了“诚意”上。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帮助了时人阅读理解《大学》，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扩大其影响范围的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