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企业直接生产部门和中枢管理部门的分离，总公司向东京的集中引起中枢管理部门的集中，其结果，使东京从一个工业中心变为中枢管理中心。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进展，东京金融市场的扩大和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东京市中心十分引人注目。1984年全国银行信贷余额的45.8%集中在东京都地区，比存款余额的集中程度要高10个百分点（34.6%）。更明显的是，无论是短期市场中的票据交易市场，还是长期市场中的股票、债券市场，都集中在东京地区。并且，这种金融机能的集中有进一步向东京都中心密集的趋势。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外国金融机构在日本设立的分行和办事处迅速增加，而其中大部份也是集中在东京都中心地区。据统计，到1985年底，80.8%的外国银行分行与办事处集中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现代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特别是现货交易）要求金融机构在地区分布上有一定的密集度。金融机构向东京都，特别是向东京都市中心的集中，为东京金融市场的崛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日本金融市场的规模总量自1987年末达到美国的三成，东京金融市场与纽约、伦敦并列成为世界上三大国际金融市场之一。在日本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二位、日元稳中有升、日本保持世界上最大债权国地位等背景下，与日元国际化相对应，东京一直在谋求作为国际最大金融中心的扩张和发展。
当前，东京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业聚集地之一。2003年末，其银行存款达到4.7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2004年9月，日本跨境借贷的借出资金占全球的8%，跨境借贷的借入资金占全球的4%。但东京的外资银行数并不多，仅有74家。
东京是全球第三大外汇市场。2004年4月东京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额为1990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市场份额的8.3%，排在伦敦与纽约之后，居世界第三位。
东京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第二大市值股票交易所。2007年4月，东京证券交易所总市值为556万亿日元。
相对而言，东京在衍生交易、国际债券交易、国际股票交易、股市集资额等方面不具优势地位。东京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相对不足。
继伦敦和纽约之后，东京是世界公认的第三大金融中心。在日本雄厚的经济实力基础上，加上日元国际化的影响，东京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但是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东京也不复当年的风采，加上临近的香港、新加坡的迅速崛起，东京的前景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泡沫泥潭中的经济
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是1985年，因为这一年签订的《广场协议》在形式上承认日本经济实力强大的同时，在实际上为日本经济的发展绑上了绳索，日元急剧升值使得日本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加上政府的经济对策不合理，最终导致了日本经济在出现严重泡沫后步入了衰退的深渊。
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Stoltenberg）、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Beregovoy）、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雪（NigelLawson）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这就是有名的《广场协议》（PlazaAccord）。
《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元开始大幅升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下跌到200日元附近，跌幅20%。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首的美国政府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Bergsten，时任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低到达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兑日元贬值达50%，也就是说，日元兑美元升值一倍。
日元大幅升值造成出口减少和对外投资损失惨重的不良后果，日本经济出现不景气，GDP增长由1985年的4.4%下降至1986年的2.9%。为了减轻日元升值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日本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大量增加，直接表现为市场资金充裕，并且大多流向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股价和房价逐渐上涨。
流动性过剩使银行积累了大量资金，随着股票市场的不断上涨，通过股票市场融资额大幅增加，信用良好的大型制造业企业转向资本市场筹集资金，银行资金大量投入房地产行业。银行房地产贷款的比重大幅上升，对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成为日后泡沫破裂引发银行危机的原因之一。
同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国内生产大量外移。产业“空壳化”伴随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已经预示了泡沫的产生。
另外，由于当时日本经济总体上正处于复苏增长的上升期，国内各行业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前景普遍充满信心，同时《广场协议》使日元升值发挥了降低消费品价格、增加居民实际收入的积极作用，日本国内民间消费支出明显上升，以民间消费为先导的投资热潮，有力地拉动了日本国内需求的迅速扩张。
总之，来自日元“值钱”的信心膨胀和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很快在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形成价格泡沫，并把整个日本经济拖入越来越大的泡沫之中。
日本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无论是其规模还是持续时间都是空前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土地和股票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剧烈波动以及由此造成的金融安全状况的恶化。日本的泡沫经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和银行信贷泡沫。
1989年至1990年，面对通胀压力和愈演愈烈的投机之风，日本宏观调控部门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措施，导致极度膨胀的资产泡沫破裂直至急剧崩溃。“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多年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和矛盾集中释放了出来，给日本经济特别是日本金融业带来了严重的打击。其直接的影响表现为：
银行业陷入严重经营困境——日本商业银行在世界上的排名持续下降。根据Banker相关各年特辑的报道，以总资产排名的世界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日本的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里排名节节上升，而在90年代里的排名却是节节后退。如在1991年日本的银行在世界十大银行中有八家，而到了1999年，仅剩两家；
证券业空前萧条——1991年初，日本股市开始下跌，特别是6月以后，证券公司违法经营的丑闻相继被揭露，给证券市场以很大的冲击，使已经趋于低潮的股市更加冷却。1992年4月1日，东京证券市场的日经平均股票指数跌破17000点的心理大关，最低时曾跌破15000点，之后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股票市场的交易量只及平时的20%。因此，主要靠赚取交易手续费生存的二百多家证券公司全部入不敷出，而且经营赤字越来越大，1992年不少大公司的赤字高达400亿日元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证券公司都在缩小机构，裁减人员，并最大限度地节省日常经费开支，日子非常难过；
对实体经济带来深刻影响——“泡沫经济”崩溃以后，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立即呈现设备投资停滞、个人消费萎缩、企业库存增加、工业生产下降、经济增长缓慢的局面。1991年第4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1992年度日本政府将经济增长率目标定为3.5%，但实际上只能达到1.4%，是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国内需求减少，致使出口增加，进口减少。1991年和1992年日本的贸易顺差连续两年超过1000亿美元，使本来就很激烈的对外贸易摩擦更加雪上加霜。实体经济的恶化反过来又加剧了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萧条。当时人们估计，从“泡沫经济”崩溃的1991年下半年算起，股票市场要恢复到正常水平至少需要3年，银行的经营恢复到正常水平至少需要5年，房地产市场恢复到正常水平至少需要7年。由此可见其影响之严重程度。
这一次的衰退影响十分深远，日本经济一直到今天都没能真正翻过身来，徘徊不前的经济使得日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受到影响，“入常”的进程迟迟不能获得进展，再加上历史的原因，日本一直不为周边的亚洲国家所谅解，因此，日本的经济和政治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新世纪的世界金融版图
纽约、伦敦、东京、法兰克福乃至苏黎世，都是世人皆知的金融中心，悠久的历史，辉煌的经历，以及那流传下的跌宕起伏的金融事件，都为这些金融中心增添了些许神秘色彩。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亚太地区经济的崛起，世界金融版图有了新的变化，那就是泛太平洋金融中心的出现，以香港、新加坡、上海为代表的亚太金融中心成为世界金融版图的新身影。与此同时，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局面的加深，欧洲地区的金融整合也步入了新的阶段，各大交易所的竞合、各大金融机构的合并都为欧洲金融的新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我们可以设想，在不远的将来，世界金融版图上将出现美、亚、欧三足鼎立的态势。亚太金融中心群的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霸主，一度拥有世界3/4的黄金储量，从而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后来，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金融王国的地位在不断受到挑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海外资产首次超过美国，开始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债权中心，一个新的世界金融强国宣告诞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加速了日本资本的向外输出，从而使得日本的国际金融地位更加突出和重要。继日本之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向金融中心迈进。中国的香港是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它具有高度自由化和国际化的金融管理体制，有发达的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其中1994年香港的银行资产占GDP的195%，股票市场资本量占GDP的205%。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1994年新加坡的银行资产占GDP的186%，股票市场资本总量占GDP的217%。中国的上海和台北，韩国的首尔和泰国的曼谷，也正在向国际化的金融中心的目标挺进。这些发展趋势，均已显示了东亚地区将成为世界新的金融中心的未来前景。
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的亮点。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地区，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金砖四国”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生力量，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实力也不断增强。继东京成为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之后，香港、新加坡以自由贸易的优势成为区域性的金融中心，而中国这条巨龙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腾飞，也为上海成为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的金融中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香港——“自由港”的辉煌
香港，曾经的英国殖民地，现在的中国特别行政区，是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自由港。在上世纪中期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香港以其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成为亚太最大的自由港，加上其长久以来建立的国际网络、运用得宜的政策措施，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就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香港发展成为亚太区重要的金融中心，一般认为始于1969年。在当时金融业全球扩张之际，外资银行通过收购，在香港建立据点，以便在亚洲区开展业务，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增多，香港成为海外机构用作发展银团贷款和基金管理的基地。20世纪70年代中期，香港开始一连串的金融自由化措施：1972年7月，放弃英镑汇兑制，实行港元与美元的首次挂钩；1974年开放黄金自由进口；1974年11月，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1978年，恢复颁发银行牌照，对外资银行一视同仁，引进大量外资银行进驻香港；1982年2月及1983年10月，先后撤销外币存款利息税及港元存款利息税。
20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逐渐成为中国内地企业在海外上市筹资的主要场所。内地企业在香港发行H股集资，实际上是通过香港把海外资金转到内地进行投资。到2005年年底，共有209家内地企业在香港股票市场上市，内地企业市值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1/3。2005年，H股和红筹股筹集资金近1800亿港元，占市场筹资总额的60%。2006年是香港股市发展重要的一年，包括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内地金融业“巨无霸”纷纷在香港上市，在香港股市总筹资额达3331亿港元，香港股市指数冲破2万点，总市值超过13万亿港元。与此同时，利用背靠中国的优势，香港首次成为全球最大募资场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还可以体现在其金融服务贸易的顺差上。1983年香港金融服务贸易的顺差为1.2亿美元，1994年上升到11.2亿美元，2003年则进一步上升到20.7亿美元。
在发展的过程中，香港的优越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港拥有自由开放和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简单且较低的税率，健全务实和与国际接轨的法制法规及会计制度，自由和发达的通讯设施，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大量高素质的人才，强大经济的支持，跨国公司区域性总部聚集以及优越地理位置及时区区位，这些都构成香港成为中国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利条件：
一是高效透明的经营环境。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对海外及本地机构一视同仁，国际金融客户可无限制地进行投融资活动，资金可自由进出，为香港发展为国际金融中心创造有利条件。
二是法制精神和健全的法制法规。香港约有1000条以上的法规，涉及各层面，并根据新的发展情况，不断完善和增加有关法规，使香港的运作等有法可依，提高经商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及保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