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觉得暖和了过来。哦，今年的冬天原来也不是顶冷的。老陈急急地向我走来，他的眼里燃烧着希望的火，笔直地射向我，是那样骄矜地向我询问：“怎么样，你还不信！光我说不行，这回你可都看见了吧？！”是的，我看见了，看见了。印象是如此强烈。但不知为什么，我总多少有点恍惚，好像突然被光束照花了眼睛似的恍惚。同时，我的心仍然为他沉重——老陈，你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的情况，远比你自己想到的严重。你这个——也已经被判处了“死刑”的人！而且，你的临刑期还那么紧迫……但是，这些想法立即被湮埋在我的心中。因为，我害怕它们会冲出我的眼睛。我装做十分轻松地向他点头，笑，快步向他走去。“你看，你看！这些被判处了’死刑‘的人！”他兴奋地压低了声音说，“我更有信心了，和它拼！趁着还没有给我判刑。”他狠狠地咬着牙关，神色十分庄重。当年，打仗时，他报名参加尖刀班，大概就是这种神色吧？但现在，是和平时期了。我和陈大姐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过分大声地笑起来说：
“对，和它拼！老陈！趁着还没有给你判处’死刑‘。”
癌症明星和其他
从此，每周两次，我们风雪无阻地在紫竹院学起功来。两个半月过去，奇怪，我们竟都没有感冒。我的心脏病没有加重，陈大姐没有晕倒，老陈的腹部疼痛居然大为减轻了……能说是气功的功劳吗？老陈同时做着放疗、化疗。按照传统的观念，当然还是放疗、化疗的效果喽！
但这里，有一个事实不好解释，就是放疗、化疗的病人由于白血球大量被杀伤，大都食欲减退，恶心难忍，睡眠不佳，很快就体力不支，于是……但老陈呢？仍然每天迈着他军人的步伐：左、右、左；吸、吸、呼；吸、吸、呼；右、左、右……活像急行军似的操练。一顿餐仍然吃两三个馒头一碗饭，仍然把三顿正餐中他老婆辛辛苦苦搞来的鸭子、牛肉、排骨、蹄髈……（连我一看见都直犯恶心的诸如此类）连盆带碗地吃个精光。能说都是毅力和信心的作用吗？毅力可以支持他硬吃，但不能制止恶心；信心可以支持他操练，但不能遏止疼痛，更不能在放疗、化疗两个疗程之后使他的白血球从低于4000，到向5000、6000逐渐回升，使他的体温从38℃向37.8℃、37.2℃慢慢下降。
而在癌症班里，像老陈这样的，用气功帮助支撑度过放疗、化疗关卡的还大有人在。
不能迷信，可以怀疑，但却不能不引起每一个尊重事实的人们的注意。在我的朋友小韩的帮助下，我开始阅读起有关的大量材料及报刊来。据北京市肺部肿瘤研究所蔡廉甫等三位同志的文章报道：气功确实能增强肺癌病人的体质，帮助病人恢复体力来耐受放疗和化疗的消耗……（见1980年7月2日《体育报》）而1980年10月15日的《解放军报》发表的沙衍孙同志的文章，更是具体地介绍了海政某部高文彬同志运用气功治癌的经过：高文彬同志1976年8月在医院开胸后，发现右肺门淋巴腺癌广泛转移。已是晚期，无法手术，只能缝合。之后进行放疗与化疗，他又无法耐受，整天头晕眼花，全身不适，白血球迅速下降……医生断言只能存活半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开始练气功，坚持两三年，就上班了。人们都说，这真是个奇迹……1981年7月《成都日报》刊载一个患了乳腺癌、切除两年后转移成肺癌的病人万倪雯，怎样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郭林治癌气功班的病人，从此，在服药的同时，开始练气功。如今，不但病灶完全消失，而且自己也成了“新气功疗法”的辅导教师。
1981年3月22日的《长江日报》又报道：一个患骨癌的病人在开始新气功疗法后如何迅速好转…………
……
……材料原来这样多：《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长江日报》《新体育》
《羊城晚报》《南方日报》《澳门日报》《科学与未来》……真是摘不胜摘。我开始急切地盼望早日出院，盼望能够亲自走访的时刻早日到来，不知不觉地，我练功比以前用功了。在一个朔风凛冽但却阳光明亮的早晨，我们在紫竹院小山后，排成一列让辅导员查功。辅导员于大元不时用夸张的动作模仿学员们不正确的姿势。一会儿说：“唉，你不要抖嘛，腿这样一抖一抖，不像练气功，倒像在跳《花儿与少年》”。他边说边哼着《花儿与少年》的曲调跳了起来：“咪索咪来，咪来都西拉，拉西拉索咪索拉——山上有一朵红牡丹，山下有一个美少年——”
一阵友好的哄笑还没有停止，他又指着另一个学员嚷了起来：“你的脖子咋个那么扭哩？那不成了新疆舞了！哎，哎，这样，这样。自然摆动，自然摆动嘛！哎，对了，对了。不然你回去非脖子疼不可……”
他突然停止了模仿那个学员的动作，指着我嚷了起来：“你，你，快，快——”，我以为我的动作哪里又不对了，马上转身向他。他却带头鼓起掌来说：“你回头，快回头看嘛，你想采访的人来了！”他又转过头来对着大家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癌症明星来了！”我一下子明白了过来，急忙转过身去，只见一个中等身量，健壮结实的人向我们走来。是的，这就是那个被判处了“死刑”却不甘心死亡的高文彬。各种报纸为他写了多少文章，电视台也曾专门介绍过他。老学员想必都和他熟，他们兴高采烈地和他打着招呼，一下子围了上去。我四顾寻找老陈，老陈却早已挤入人群的中心。他紧紧握住高文彬同志的手，笑着在叙述什么，高文彬也笑着在侧耳细听。“你比电视上还精神。”老陈说。“谁到了镜头前都会紧张，不信你试试。”高文彬诙谐地说。“我？我可没这一天了。”老陈苦笑了一下，突然压低了声音，“我的腹部疼得厉害呢！”他眼巴巴地望着高文彬，周围立即鸦雀无声。
高文彬却笑笑说：“不要紧的，我刚来的时候，几乎路都走不了呢！每次行功顶多走个十来步，就得坐下来歇一阵……”
“就是嘛，”老陈的爱人高兴地说，“你比人家高部长那会儿不强多了？！”“我每天练三次功，加起来差不多有两个小时呢。”“好样儿的！所以我说你大有希望嘛！”高文彬笑嘻嘻地拍着他的手。“啥希望？”于大元冷冷地插上来，大家不由一怔。于大元却接下去说：“要是他不增加时间，不矫正姿势的话。”说完哈哈大笑起来。明白了他是正话反说，大家也都笑了起来。“你现在真上全班了？”老陈问。“真上全班的又何止我一个人。”“可原来，不是说你活不过半年吗？”
“是啊，我头一年回去复查，医生说，咦——不简单！第二年去，医生说，哎——真是奇迹。”可现在，已是第六年了。
“是医生告诉你——只能活半年的吗？”老陈的爱人急切地问。“医生哪能告诉我，是告诉的家属。对我，医生连长的是癌都不肯说。”他突然不好意思地笑了，“是我觉得不对劲，开完刀，如果真的’情况挺好‘，那医生写病历时干吗老用手遮着？我偷偷看了病历，才知道开胸之后，肺癌已广泛转移，不能手术，就缝合了……”
“你就马上练气功了？”陈大姐问。“哪里，我那时哪信这个。是做放疗、化疗，不到一个疗程却完全不能耐受之后……”
“可我能耐受，好像还可以耐受下去。”老陈说。“那是气功增强了你的体质，加大了你健康细胞的吞噬力。干吧，伙计！癌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反正你不吃掉它，它就要吃掉你。”“听见没有？老癌们！”于大元又插上来说，“加劲干，老陈，二天也当个癌症明星。”
哦，明星！高文彬当然是当之无愧的明星。他的事迹给了多少苦苦挣扎在病榻之上的人以希望，又鼓舞了多少“老癌们”顽强地拒捕于死亡之神。
但于大元竟称他为癌症明星，多么风趣而又确切的命名。夹杂着多少痛苦的欢乐，标志着多么辛酸和艰险的历程：黑暗与光明，绝望与希望，死亡与生命，失败与成功……多少对抗性的矛盾这样和谐地统一于这个充满辩证法的古怪名称之中。于大元是具有四川人的幽默感的。而幽默，又总是来源于力量和信心。
我的眼睛一下子润湿了。我不禁一连退后了几步，以便能更好地打量这一群——这一群被癌的王国无情地判处了“死刑”的囚徒，一群被死神紧紧扯住衣襟的俘虏，一群在凡人眼里的活死人！
但他们却又是癌的王国的不停抗争的叛逆，一群千方百计打破囚笼的勇者，一群用殊死的角力、一分一秒从死神那里夺回生命的角斗士，一群确是比凡人更多勇敢、更多信念、更多生气的不凡的人！
在这殊死的决斗中，他们有的已遍体鳞伤，有的即将牺牲。但他们只要还有一口气，还能走一步路，他们就将继续这一场力量悬殊、几乎是无望的角力，用自己最后的生命之火给未来者点燃希望的灯……哦，我盼望，我盼望——而且相信：在这一群人中将不断出现新的明星。最后，将出现一个光辉灿烂的明星群，高高地挂在祖国深远的长空，向全世界宣告：看，在东方，在中国，又升起了一类你们一直在寻找的新星——古老的，却又是年轻的，奇异的，却又是你们一直在寻找的星。
但，从现在到那时，这中间还需要多少努力，多少探寻，多少血泪，多少生命，多少艰难险阻，多少挫折与教训啊！
数据与活人
于是，我又不能入睡了。哦，我可怜的医生同志，又每天为我增加了镇静安眠药的剂量，我可怜的护士小友，又时常被我的红灯惊动。而我可怜的心脏、神经又开始为我备受折磨，并不断向我提出抗议……但我仍然不能入睡。我兴奋，我震惊，我充满看到希望的欢乐，却又为不能捕捉住希望而十分痛苦。
我把我看到的、想到的一切热烈地向我的朋友述说，性格温和的朋友微笑着点头：“哦，多么好，但你千万不要如此兴奋。”但更多的像我一样自命为文明人的朋友，则带着科学的态度文雅地摇头：“是吗？这是可能的吗？”
“当然是啦！”“那为什么不见宣传？”我拿出大叠大叠的报纸和材料。“那为什么医院不实行？”“医院不是已经同意我们去了吗？”“那为什么不推广？”
……我生气，我抗争，我辩论，但既然我已不是癌症病人，他们也就不再对我迁就忍让。朋友归朋友，但真理不容含混，我的朋友都是些原则性很强的人。但毕竟我还是病人，于是他们总是那样带着礼貌的微笑听着我叙述。听着，眨眼睛（眼里明明透出怀疑），点头，摇头，但不做声。“你不信么？”每每我忍不住问。“信。气功么？怎么不信？”“气功在配合中西医治癌中的作用呢？你不承认？”“可能。”
“那你们不能试用于临床？”微笑，不做声。我这才懂得有时微笑也能压迫人。“为什么你们不能用于临床？”
“病人自己做，我们不反对，但让我们用于临床，却必须有数据支撑。”数据，什么数据？就是气功治癌的系统科学的理论根据及实验的各种数据。
那，我当然没有。而许多气功师呢，也没有，甚至不可能有。如果所有可能去搞数据的人都在等别人去找数据，并且对古已有之及现在做着的那些零星的、片断的数据只持简单的否定态度，那么，还将永远不会有。
但是，我有活人。数据不是从活人的实验中统计和总结出来的么？于是我千方百计地动员我的医生朋友们去看活人，大活人。人类总是有弱点的：好奇心，温情，碍于情面……而人类又总是有优点的：
同情心，求知欲，事业心……总之，不管优点弱点，我是动用了一切手段，连说带劝，连推带拉，硬拖了几个医生朋友上了紫竹院癌症气功班。这里，我将尽量客观地记录下那些活人与活动。如同邀请我的读者和我们一同前往现场。
时间：1981年12月的某一天。地点：紫竹院旱冰场小山侧的空地上。人物：我们（我，陈大姐，老陈，他爱人）。我的医生朋友们。癌症气功班的学员们、辅导员们。
场景：在冬日明亮但不温暖的阳光下，北风吹着枯干的竹丛，飒飒作响，学员们正排成两行做着行功。辅导员在边上喊着“吸吸呼，吸吸呼；吸吸呼，平、点；吸吸呼，平、点……”
我：（走近辅导员）对不起，我们今天请来了几位医生，想找几位病人谈谈。可以吗？
辅导员：当然。情况你都熟悉了，你自己找吧。（转身走开，仍继续查功）吸吸呼，吸吸呼……我：（走向一个身穿紫衣，围着暗桃色大毛头巾，身材窈窕脸色红润的女子）周月辉，小周，你和他们谈谈吧，好吗？
周：（脸一下红了）我？咋说呢？我：就像那天你和我谈的那样，好吗？周：（笑嘻嘻地）我谈不好，你可别怪我啊！
（我把她介绍给我的朋友们，并打开了录音机，她仍然笑嘻嘻地，开了口，话说得很快。）——以下为她的录音整理。
“我说不好，反正我就说大实话呗！同志们有听不明白的，尽管问我……我叫周月辉，今年四十二岁。在长春白求恩医大二院工作。五年前，就是1976年9月20日，由于胸闷，偶然发现胸腔有一肿物。10月30日在长春白求恩医大做了开胸手术，取出10×10×8cm肿物，未发现扩散，但与心包、主动脉、上腔静脉、肺、膈肌广泛粘连。
“病理诊断：上皮细胞和淋巴细胞混合型胸腺癌。”病案号：吉林白求恩医大肿瘤医院54448，北京日坛医院292897。“我手术后，为了预防扩散，用混合化疗方案做了十一个疗程出院。”术后近两年，1978年8月4日，回院复查时，胸部正侧位片子均显示：原位复发。经空气量5000rad的钴60照射，拍片检查阴影消失。我高兴的呀，就别提了。我说’谢谢，谢谢医生同志！你们救了我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命。我这条命是你们给的，我只有做好工作来报答你们……‘“哪想到癌不饶人呀！一年后再复查时（1979年10月30日），不但在原部位再度复发，而且扩散到前胸壁和右第二肋间。为了争取更好的医疗条件，我跑到北京。许多大医院的医生专家们反复研究，都认为复发严重，不能再做第二次手术，否则很容易下不了手术台。我请求再给我放疗，但许多医院的放射科都劝我不要。因为放射面积太大，容易造成放射性肺炎及造血机能障碍。我再三恳求无效，只得回长春吃中药治疗。
“1980年6月24日再次复查，病情更加严重。这时我已呼吸困难，睡觉不能仰卧，侧卧时间一长，也上不来气，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几个医院都认为无救了，有的认为存活期超不过当年10月。
“在豁出去的情况下，我又跑去找第一次给我动手术的四院。找到陈公言主任，我说：’主任，主任，你救救我吧！我这么年轻，还能工作。我的孩子还小，他们还得有妈妈，你不能就眼看着我这么死。你给我治吧，开刀吧，多么痛苦我都能忍耐。你上次救活了我，这次我死在手术台上也不怨你。不治反正是死，万一治好了呢？啊，主任，主任……‘我恨不能给他跪下，医生护士听了都掉泪，可也没办法。最后陈主任决定再做第二次钴60照射。在1980年7月10日再次结束了空气量5000rad的钴60照射。拍照结果是：肿块阴影似有缩小，但未消失。继续放疗已无实际意义，因肿瘤对第二次钴照射已不敏感，且脊椎已达极量，并出现了胸水……医生垂着眼皮对我说：’带瘤生存吧，再照不得了。带瘤生存吧，小周，世界上有好些人是带瘤生存的。‘我是个医务工作者，我懂得这个’带瘤存活‘此时此刻的意思就是等死。我再三恳求再次手术及放疗，但自己也明白这是毫无意义及不可能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