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直译是船长或主人。那么，对他，贝汉廷，怎样译更确切呢？我站在“汉川号”的驾驶台甲板上凭栏远眺，深深地思索着。海风迎面扑来，新鲜而又湿润。远处，是神秘莫测的大海；近处，海鸥在我的脚下飞翔……刚才，在和海员们的谈话中，有什么搅动了我的心，为了掩饰我的泪水，我才离开船舱。但现在，在这蓝天与大海之间，我仍然不能平静，思绪的波涛追逐着海水，去得很远很远……不知怎么，我一下子离开主题，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我给小读者写的一首诗，告诉他们什么叫做海员。
我不禁噙泪而笑了。那时我是那样年轻，在生活的海洋里几乎未经沉浮，我懂得海员么？那时的小读者今天该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他们怕也有自己的孩子了。经历过十多年的狂飙巨浪，他们还像儿时那样天真地向往海洋吗？天真，也许是消失了，但向往——还应该向往。那么，就让我再给他们讲一个海员的故事吧。
讲一个海员，一个水手，一个船长，一个Master的真实的故事吧……
汉堡港的变奏
汉堡港是美丽的。岸上，一幢幢红色和黄色的建筑群；港口，碧蓝的海水翻卷着银白的浪花……汉堡港是忙碌的。每天来来往往穿梭着各国的船舶，码头上吊杆起落……但工人的脚步是稳重的，德国人原是出名的有秩序。一百多年来，汉堡港早就形成了自己的节奏——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寓丰富于单纯，多变化而又精密……就像成熟的乐队演奏熟悉的乐曲。
但，有一次，汉堡港竟改变了它正常的节奏：港口、码头、装卸公司、服务公司频繁来往，电话不断；货主、代理、大小工头、理货组长和工人们都激动不已。甚至连正好停留在港口、威严而又自信的十几位老船长也打破常规，开了一条小艇，集体下海去了。
是什么引起了这骚动呢？台风吗？惊涛骇浪吗？都不是。一百多年的港口了，任何风浪也改变不了它的节奏。
使得汉堡港变奏的，说也奇怪，是一条船。就是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这艘远洋货轮——“汉川号”。
码头上人头攒动，指指点点，“汉川”、“汉川”之声不绝。有的人还特地带了老婆孩子来参观，说是让他们见见世面。明媚的阳光，彩色的裙衫，童声稚气的欢笑，一下子使得汉堡港这支一百多年的古曲，焕发出青春的明丽，奏出了奇异而动人的旋律。
这是1978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故事却要从3月说起……3月21日，“汉川号”在驶欧途中接到公司电报：返航时在汉堡港装运天津化纤厂成套设备。国内急用！
但抵港之后，港口却给安排的是一些杂货。原来代理认为中国船根本运不了这套设备，因为这套设备极不规则，且又贵重，很多都是超长、超高、超重件。其中任何一个部件有任何一点损坏或漏运，都要误工误时，损失严重。何况按照惯例，港口从来都把贵重的成套设备交给他们认为工效最高的德国船运。当然，这些话并未直说，说的是：“这套设备任何一条船也装不下，‘汉川号’尽可以运别的货嘛。”
但是，以贝汉廷为首的“汉川号”还认准了非装这批货不可！理由嘛，一是国内急需，二是成套设备运输费高，三是你外国人能做的，我们中国人就也能做，凭什么小看人！当然，这话也没直说，说的是：“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我们可以一船装走。我们行。”
行不行，这可不像国内搞大批判、揪“走资派”那么容易。只要戴上袖章，抢过话筒，叽里呱啦喊一通，谁帽子大、上纲高谁就胜利。这可是国际港口，面对的都是专家，一张嘴就知道你有多少斤两，空话、大话引来的只有讪笑。何况这是航海，是科学，大海可不是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走资派”，大海是要发言的。稍有一点儿不实事求是，不科学，它就要惩罚你！就会让你船覆货沉，葬身鱼腹。因此，这个“行”字可是一字千金，开不得半点玩笑！贝汉廷是有名的老船长了。他坚持说“行”，外国人也不得不掂量掂量，于是一伸手说：“拿来！”“什么？”“配载图。”贝汉廷微笑着摊开了图纸。行家搭眼一看就愣住了，不由得脱口说了一个“好！”
这是一幅何等详尽的配载图啊！图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图形和数字。成千上万个部件，不仅各有各的装载部位，而且件件有尺码、有重量、有体积，件件有标号。
可怎么有几件甲板货，高出了船舱，伸出了船舷，这可是不安全的吧？……谁知贝汉廷笑嘻嘻地说出了到达、离港及航行中最佳、最差稳心的全部计算数字，同时还分析了4月的沿途气候：英吉利海峡怎样，直布罗陀海峡如何，贝斯开湾及北大西洋的冬季风暴已过，地中海亦如此。印度洋虽长期平均六、七级风，但此刻西南季风盛行的季节还未开始……沿途均属无风暴间隙，正是一年里航海的黄金季节。当然，也可能出现最坏情况，那就是印度洋阿拉伯海南部东经六十度以东提前开始西南季风，可能出现八九级大风，那也没关系。我们可以采取改变航向、变更航速、减轻正面迎风及开慢车等一系列技术措施嘛！
好一个贝汉廷！这哪里是什么配载图及其注释，简直是一份科学报告！德国人不由得伸出手拍着贝汉廷的肩说：“祝贺你有个好大副。”贝汉廷彬彬有礼地躬了一下身说：“谢谢。”
德国人哪里想得到，这张配载图早已超出了大副的业务范围，它是船长、政委、大副和所有技术力量二十七个不眠之夜的结晶。是他们，利用卸货期每天拿着尺子跑码头，将货物一件件地量了过来，并根据船舱甲板所有部位的不同形状、结构及负荷，经过反复的核算和排列，求出了这种最合理的配载方案。
那些日子里，全船像要参加国际棋赛一样，把货舱、甲板的布置图纸（1∶100）贴在木板上，把货物按比例缩小做成硬纸模型，反复组合。这盘特殊的“棋”足足弈了几百次……代理不知道，但他被科学说服了，于是开始装货。一号工头吉亚特是个有几十年工龄的行家里手，长着两撇小胡子，矮小而精明，极有本事又看不起中国人。“汉川号”的大副根本指挥不动他。在装第三舱时，吉亚特自作主张将其中两个大件不按配载图装。贝汉廷接到报告后匆匆赶到现场与他理论时，工头满不在乎地拍着胸脯说：“我有把握！”贝汉廷再三劝阻他：“这样你会被动的。”吉亚特翘着小胡子说：“我从来没有被动过。”“如果最后装不下，由你重装，误工误期一切损失由你负责。”
“那是自然。”吉亚特说。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第三天吉亚特满头大汗地来找贝汉廷——果然一个十六米的大件放不下去了。硬放下去也关不上舱盖，而不关舱是不能起航的，何况舱盖上早已计划好了配载别的货物呢。贝汉廷早已有话在先，这一下，骄傲的工头可卡了壳啦！支部动员了全船的技术力量，重新修正部分配载。在中、德两国工人的共同努力下，最后把一个大件的包装木箱锯掉了一个角，用四个铲车斜着铲了进去，稳稳当当地盖上了舱盖。在场的工人都拍手称好，大叫“精彩”。小胡子吉亚特摊开双手，耸了耸肩说：“太奇妙了，这些货简直是按你们船舱的尺码定做的！”从此他客气得不得了，工人装货尺寸稍有出入，他立即纠正说：“不，不，请按配载图！”
货装妥了。代理等人纷纷上船祝贺，一致说，“像这样的货，我们德国有经验的老水手也绑不好，何况贵船海员多是新手。这么娇贵的货，弄坏一件可不得了哇。这船货，你们公司发财了，光运费就二百多万外汇。花几个绑扎费也值得。”但是，感谢朋友们的关切，“汉川号”仍然决定自己来绑扎：一是自己绑的货心中有数，便于途中检查；二是我国远洋事业在飞速发展，正好借此锤炼海员；三呢，绑扎费用要好几万马克，船员们舍不得。于是一场绑扎大战开始了。有的同志背拉着五十多米的钢丝绳爬上了六米高的圆锅炉；有的钻到货物下面仰身安装克莱姆；有的在装得满满的、侧身难行的货物间来回传送绑扎材料；有的用墨线一一记下货物位置，以便在风浪中随时检查有无移位……手勒肿了，不哼一声；人累瘦了，不肯休息；年轻的小潘磕掉了门牙也不顾伤痛。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在“四化”的储蓄罐里投下一枚枚外汇！
绑扎前验货师曾再三提醒说：绑扎不合格决不发给证书。第一天，贝船长陪他检验一遭，共同找出了几处毛病，他摇了摇头，大不以为然。但是，从第二天起，他就再也找不出毛病了。第三天，他竟然未等绑扎完毕就开来了验货证明，并且声称他已不必再到船上来了，因为贝船长的要求比他更严格。他说：“这样的绑法在海上船摇三四十度也不会出问题，我相信我的眼睛。”
“汉川号”就是这样引起了汉堡港的变奏，为我国的海员，为我们的祖国争得了荣誉。
于是就来到了4月的那个明媚的星期天。在妇女和孩子的欢呼声中，那个交通小艇坐得满满的，绕着“汉川号”转，为的是让行家的眼睛记下“汉川号”甲板配载的各个角度。他们不断地发出赞叹之声，好像着迷的观众围在舞台四周为心爱的艺术家喝彩一样。
而引起如此轰动的“汉川号”船长贝汉廷不但没有频频谢幕，反而连面也没露，而是满头大汗地躲在船舱里和政委、大副们一起商量怎样婉谢一定要上船拍照的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
“今天想起来，是多么愚蠢啊，拒绝人家给我们免费宣传。”贝汉廷笑着对我说，“可那会儿，思想就是没解放嘛！当然，后来在我们离港时，他们还是从雷达站上进行了拍摄，而且登在报上说：‘这是汉堡港一百多年没有过的……’”
他挥挥手，不肯多说那些赞美之词。怎么也不肯。
从南市来的孩子
人们说：搞远洋航行的人，应该像大海一样渊博，应该既是航海家，又是科学家，还是艺术家……在没有见到贝汉廷时，我曾猜测过他的风貌。见了面之后，我觉得他——也像，也不像。像，他确实有点科学家的味道，讲起话来有根有据，像计算机一样精确，又像水银一样灵敏。不像嘛，那么小小的个子，穿着一件破衬衫，一条短裤（据说要一直穿到下雪），待人彬彬有礼，哪里像个威严的船长呢！
我知道他受过很好的教育，是老交通大学航海系的学生，是我国最早的几只远洋轮的船长之一。有很丰富的航海知识，能说很流利的英语，但他是怎样，又为什么走向大海的呢？
“我生在上海，从小在南市长大。南市，晓得吗？”南市么？晓得的。那是建国前上海比较贫困的商业区。小商小贩很多，文化比较落后……随着他的叙述，我想起了那里泥泞的街道，狭窄的店铺，流里流气的白相人和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黄包车夫和苦力……“我最小，哥哥姐姐都只上过一两年小学。后来哥哥做工了，他拼命要让我上学，为这，母亲十分不愿意呢。小学毕业了，在南市就不得了啦，还要上中学！亲戚朋友都没听说过。可是哥哥坚持，他在一个研究院工作过，看见过科学家，他认定了科学和文化会给人光明。他一定要让我考中学，而且必须考有名的上海中学。”
于是这个从南市来的、瘦小而机灵的孩子就这样跨进了中学的大门。上海中学当时是大名鼎鼎的，来上学的多是出身书香门第或各界名流的子女。这些孩子学习基础好，文化素养高。小贝汉廷是多么惊奇地看着有的同学大笔一挥就写出那样优美的作文，老师拿来就在全班朗读。他又是那样羡慕那些数学动不动就拿一百二十分、年年考第一的同学。但是他，贝汉廷，惊奇但并不泄气，羡慕却不妒忌。因为哥哥告诉他：身边老有需要追赶的人，就好像道路上老有遥远的路标。它永远召唤你、提醒你：人，是有潜力的，有使你自己都惊奇的潜力呢！于是，小贝汉廷一步步地追赶着，后来简直是奔跑起来了。
到了高中，学校分理、工、商科了。妈妈多么希望自己的小儿子能去学商啊！上海中学的商科，各大写字间都抢着要呢。一个从南市来的孩子能坐进任何一个写字间都是难以想象的幸福啊！因为那就意味着温饱。
但小贝汉廷又一次违背了母亲的意愿，毅然地选择了理科。因为奔跑得越快，视野就越开阔，越能感受到知识给人的信心和力量。为什么飞机会飞、火车会跑？为什么瓦特要追求蒸汽机，哥伦布要寻找新大陆？为什么李斯特的《革命挽歌》那样悲怆，契诃夫的《海鸥》忧郁得那样令人窒息，而高尔基的《母亲》却又那样的有力……原来世界上除了老板和学徒，掠夺者和奴才之外还有一种人：这种人不断地追求光明、使人类摆脱愚昧，为生活插上彩色的翅膀，给历史创造奇迹……世界因有这样的人而更加美好，人类因有这样的创造性劳动者而拉开了和低等动物的距离。小贝汉廷是多么希望他也成为这样的人啊！既然生活还有另一个境界，他就要顽强地向那里迈步，拼了命也要飞跃到那里……是的，生活和感情都是有不同的境界的，而攀登的每一步都要付出汗水、心血和力气。小贝汉廷那时是多么恨他的英文老师啊，每星期要背一课（不是读，而是背）。那么一年就要背五十六课。真是头也背晕了。可是等一年、两年、三年过去，等他能直接阅读莎士比亚和惠特曼时，生活在他面前又展示了一个多么瑰丽的新天地……而到了现在，当他能用流利的英语、法语在各个港口向外国友人表达中国人民的情意，同德国人谈歌德、贝多芬、舒曼；同俄国人谈契诃夫、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同英国人谈拜伦、莎士比亚；同意大利人谈贝格尼尼……看着那些外国人的神情由淡漠变得凝重，由凝重转成钦佩，这个从南市来的孩子是多么高兴，多么满意。这时他是多么感激他的老师，又多么怀念那些顽强攀登的艰辛岁月啊！
吐血的水手
俄国一代名将苏沃洛夫有一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们的船长贝汉廷有一句与他互为表里的大实话：“没有了水手的船长就不是船长。”
贝汉廷是尊重水手、懂得水手的。他也是从一个水手开始他的海上生活的。当他在东北那艘水泵泵船上实习时，他不但领略了东北零下四十度那凛冽的严寒，也深切感受到伟大祖国那彻骨的贫寒……上海临近解放，这一百多个航海系的学生迅速分化了：有钱有势的去了美国、或者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大部分穷学生在隆隆的炮声中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跑到外滩，看看可还有船？如果没有了船，他们可怎么办啊！
而外滩，那熟悉的桅杆林立的外滩，果真是一片寂静。滔滔的流水映着空空的蓝天，国民党把所有的船都迫驶去运送“撤退”人员和物资，把不能行驶的船都炸沉了。
什么都没有留下啊，留下的只是毁灭性的灾难……有的同学改了行，而贝汉廷上了东北一艘小泵泵船。为什么叫泵泵船呢？因为一共不到一百吨，蒸汽机整天泵泵、泵泵地响着，一条小船上只有六个人，而且船还漏水。每天吃的是咸菜、高粱米，却要日夜轮班用水泵把漏进来的水从船上抽出去。海上风浪颠簸，贝汉廷先是吐食物，后是吐白沫，继而吐苦胆水，最后吐血了。但他一边和同志们面对面地、一下一下“啪嗒、啪嗒”地压着水泵，一边吐了吃，吃了吐地延续着自己的生命，并把生命的所有活力献给了船……“是日本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