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份，一场史无前例、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来的突然，无任何意识，全站人人都写大字报，因为我去的时间短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我没什么可写的。但我队上的工人们叫我给他们代写了两张大字报，是揭露两个机耕队统计员，一个贪污，一个有男女作风问题。当时我也有顾虑，不愿代写，大家说有你的什么事啊，你根本不知道，是以前你没来站上的事，我们不会写替我们写写有什么了不起啊，心里不愿写但推辞不了就写了。另外为了应付运动我自己也写了一张认为是不疼不痒的大字报，名是《评吹口哨》，意思是说站上一个办公室副主任（机务主任），冬天的每个早上天不亮就起来敲门砸窗户，吹口哨，让工人们去跑步。我的想法是工人们在外一年一直作业到小雪后冰封了地，才到站上来修车保养准备明春大干，大家多睡点觉休息好是应该的。对每天起大早跑步我听到工人们都有意见，所以我写了一张不跑步或隔天再跑步的大字报，这几张大字报给我带来了灭顶之灾。没多久，被提意见的人就成了临时文革小组副组长和小组成员，对我实行了莫须有的打击和陷害。在一次全站召开的有各机耕队表态发言的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队长就让我代表全队发言，稿上最后一句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当表态发言完后，硬造谣说我喊的是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文革小组背后个别串通问这个问那个但无人承认，没有人出来给我证明。几天后就开大会，对我进行了批斗，给我扣上了不老实的富农分子，并挂上不老实富农分子牌子，遣送回家。这时我妻子在机械厂也遭到了别有用心的假积极分子也就是伪君子的陷害。有人给她写了大字报，说我岳父是国民党员。实际上我家是上中农，这个富农分子的来源听说是拖拉机站在村里调查来的，我出来当合同工，支书就不同意，到底是站上自己搞的还是和村支书一块搞的，至今也闹不清楚。不管怎么说，我写的大字报说到有错误人的要害，他们极力陷害我，另外也可能是村里主要负责人对我出来当合同工有意见，两头夹击。我岳父是老中医大夫，上过高小（后来通过文革调查，是阜城一个同名的国民党员和他混淆了），妻子随后也被解雇合同回家。我们到家后，思想压力很大，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不管是拖拉机站还是在村里，在极少数那些报复我的人眼里是高兴的，但绝大多数人是同情我的。我没办法，一边下地劳动一边写申诉信，一直从县到中央我都寄了。不几天村里组织劳动力去大刘修河，当然我也去了，去后我和社员们一块挖泥推车拉滑车，从没叫苦，披星戴月的一干就是四十多天。到了水结了薄冰，公社里验工的说修的不合格叫人们返工，我们趟着冰在水里挖泥，直至合格。劳动累生活苦，我们每天吃的是窝头咸菜，睡的是社员的闲屋子，没炕就铺了点麦秸，通铺一间睡五六个人，挤的很紧。完工后回来仍在村里劳动，我继续给县委至中央写信，认为文化大革命方向路线错了，中央的政策是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下边确搞成了群众斗群众。大概是元旦前中央出了文件，扭转运动大方向，给斗错的群众平反。拖拉机站也在中央政策的压力下派了工会王主席和一个姜队长来我村召开了群众大会，他们检讨和承认了错误，并让我回站工作，而后机械厂也来了通知让妻子回厂工作，就这样我们一块又重新回到东光。她仍然当车工，我还是当机耕队统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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