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伟凡《戴笠生前军衔之谜》一文，对戴笠生前早在被授予中将军衔之前就己经佩戴中将军衔的问题提出疑问和讨论。读后有同感。民国时期，地方军阀割据，形同独立王国，乱委军职，私授军衔的现象极其普遍，不足为奇。但被视为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出现这种现象，着实令人费解。实际上，费解的事还多呢。像戴笠这种早己戴上中将军衔后又授予少将的，在国军中央军中，也还大有人在。较为突出的如国军五大主力中的第18军、新军、新6军的军长胡班、孙立人、廖耀湘，便都是在任军长后较长时间才晋升少将军衔的。这不论是从国际惯例上，还是从国军当时的实际情况上，都是讲不通的。
抗战初期，国军中的阶级，按惯例，旅长一般是少将，师长多数是中将，军长则全部是中将。抗战开始后不久，逐渐撤销旅一级编制，师长有少将也有中将，军长则仍然全部都是中将。第18军、新1军、新6军是美械装各的国军王牌，佩中将军衔是理所当然的。可按《国民政府公报》所载，胡瑾是1945年6月28日晋升少将，而其任第18军军长则是在这之前的1944年8月。孙立人是1945年3月8日晋升少将，其任新1军军长也是在这之前的1944年5月。廖耀湘是1948年9月22日晋升少将，此时的廖耀湘，早已在一年前的1947年9月便是辖有两个军六个师的第9兵团司令官了，任新6军军长则是在这四年前的1944年5月。我们无法想象，难道他们曾经是上校军长、上校兵团司令官吗？肯定不会。那难道是《国民政府公报》弄错了，也不会。
那又是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这样推测。
自从护法战争开始，中国进入新的战国时代，军队高层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打仗，至于军队的法制化建设，特别是军衔这样的“务虚”的事物，实在不是他们愿意花太多的精力去急于考虑的。黄埔建军后，军衔就没个章法，虽然各级军官也有将校尉的军衔并且也佩戴着相应的军衔符号，但那军衔的授予却不是依据什么军衔条例而是军衔授予者凭惯例而为之，而且连同职务一同授予的什么什么将什么什么校，也更多地体现一种职务附加名称，而不主要体现军衔的严格含义，于是才会出现某某人担任某部中校参谋又兼某部上校参谋处长的咄咄怪事。
民国史资深网友司马甚是曾将这随职务而变动的军衔称作临时军衔，我认为这样的定义是恰如其分的。它也的确真的类似于西方的职务军衔或临时军衔。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类似于职务附加名称的“中校主任”“上校处长”之类，授予者的本意却并不是将其看成是职务附加名称的，他们也是想要使其成为真正意义的军衔的，只是由于他们可能未必真正读懂军衔的含义，或者他们认为军官不能没有军衔可义无法可依，于是就在任命职务的同时也连同军衔一同任命，换个职务也又根据该新职所习惯对应的军衔连职务和军衔一同换了。
在当时，军衔的授予佩戴也特别的随意，特别的不严肃。地方军阀部队自不用说了，就是中央军，也是如此。比如据原国军将领史说回忆，有一次，******在中央军校的总理纪念周上讲话时，说国军军队和列强相较，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数不清了囚一旁的张泊中听后，当场将上将领章摘下，换成中将。其军衔管理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1934年，国府整军建军中，开始依照日本军队的人事制度，将原属于军政部的军衡司独立出来改为由军事委员会直属的俭叙厅，制定陆军人事整顿及升迁办法。这其中有一项便是将官阶与职级分开，任职与任官分立。任职，指的就是军长师长这个职务，任宫，则是中将少将这个军衔。也就是说，职务的晋升与军衔的晋升走的是两股道。按说这是一个进步，是能够真正体现军衔意义的进步，但因为没有考虑到使用像今天我军这样的基准军衔的办法，也没有继承北洋时期加衔的体例（国民政府时期的加衔制度仅限于中将一级〕，其弊端很快便暴露出来。
按照此一任官条例，军衔的晋升受“停年”的严格限制。所谓“停年”，就是某一军衔必须停留的年数，也就是最低任宫年限。按规定，各级停年为2少尉升中尉年半，中尉升上尉2年，尉升少校4年，少校升中校3年，中校到上校3年，上校升少将4年，少将升中将3年，中将升上将用选升。照此算起来，一名少尉要升到少将最快也要17年半的时间。这一下子矛盾来了，由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指挥员职务的晋开却没有受那么多的停年的限制，一年连升三级的都有。如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宗南、李仙洲、李延年、黄杰、陈铁、桂永清、关麟征、霍撰彰、宋希谦、夏楚中、王敬久、孙元良、李默庵、王仲廉等，都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便己担任军长职务，而此时他们从军的历史都还不满14年。军长是可以当，军衔却得慢慢走。这种任职与任官的分立，造成了“官”的晋升远远的滞后于“职”的晋升的怪现象。
因为“官”滞后于“职”太多，给指挥带来的不便，是毋庸置疑的。要是真的按照停年一步步来，那就极有可能像二战时期的苏联红军中出现的“中尉营长”、“上尉旅长”、“中校师长”等怪事一样，得让孙立人、廖耀湘等戴着上校甚至中校的军衔去指挥新1军、新6军与英军并肩作战了，这就有点开国际玩笑了。好在国人比俄国人是要灵活许多，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实际上到抗战开始后不久，各级部队单位不经娃叙厅承认，便私自晋升军衔，甚至私自戴上自认为应该戴的军衔。当上团长了就授予上校，当上军长了就授予中将。或者我当了团长我就戴上上校牌子，我当上军长我就戴上中将的牌子，不管你授予不授予。实际上这就等于又回到老的轨道上来，即军衔的授予仍然根据军中常例，根据某一职务大致习惯对应的军衔来任命，而不是依照军衔条例给予佳叙，从而成为一种非法的事实。从网上搜到的一张廖耀湘佩戴中将军衔领章的照片（如下图）可以证明这一推测，照片上的廖耀湘所着的军服是典型的抗战胜利之前的军服，领章上的中将军衔赫然可见，从照片上的内容来看，这应该是其在远征军时的照片，而这时，距他被佳叙少将至少还有三年以上的时间呢。也就是说，在他的少将还没有得到锥叙的时候，他早就佩戴上了比铿叙高两阶的中将军衔了。这说明了不按锤叙厅的章程佩戴军衔的是大有人在。从锤叙厅曾反复下文要求任何部队单位不得私授军衔，并采取将级领章（肩章）编号和定制的方法加以限制的情况看，亦可以反证出这一推测。
说这些人未经俭叙而按职务佩戴的军衔是非法，是因为迄今为止，我是没能发现有这样的制度，也没能发现有这样的允许。但对于中央军中的将领来说，他们佩戴的军衔却基本是合理的。比如作为军民的孙立人廖耀湘们佩戴中将军衔，比如作为集团军总司令的社幸明、王耀武们佩戴中将军衔，尽管此时的他们并没有锥叙中将，但他们所佩的中将却与他们的军职是对应的，因而是合理的因为是合理的，就使得他们在无奈与无意之中，填补了军衔制度的缺憾，形成了事实上的西方习惯称呼的“临时军街”或“职务军衔”，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特色民国特色的一个值得肯定的创意。
相比之下，非中央军的军人佩戴的军衔，则往往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比如第‘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将领李先念，在开辟豫鄂根据地之初，化名李威，带一百多人枪，佩戴国军少将军衔，公开活动于社会各界。你想想，连他这个名字都是假的，那么这个李威的少将是谁授予的，怕是只有天知道了再比如那些多如牛毛的游击司令们，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也往往佩着少将中将军衔四处招摇。你说在敌后招摇吧也就算了，可蒙古那两个在当时被炒得很红的福晋巴云英和奇俊峰，手下不过二三百家兵而己，但他们也竟然堂而皇之地挂着少将的军衔频频出入于陪都各界，甚至出入******官邸。
虽然有了这种尽人皆知的非法的事实，而给叙厅的老爷们除了限制却并没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这不合理的东西（在那时局动荡的岁月，立法也是谈何容易），而是仍旧僵硬地执行自己那一套与当时情况早已不适宜的“停年”的框框，于是就出现了一4方面军衔的法定授予机关不管你职务怎么晋刀相应的军衔却迟迟不给授予，而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则不管是不是合法，是什么职务我就授什么军衔，甚至是某些军官我想戴什么军衔就戴什么军衔，这有点像眼下一些农村存在着的事实婚姻，不管你给不给结婚证，我是该娶媳妇就娶媳妇，想生孩子就生孩子。
这就是民国史的特色。
这又产生一个疑问，即军衔这么严肃的问题，给弄得如此儿戏，那老蒋就不出面管管吗？
我猜想，一个原因，就是我前边分析的那样，老蒋把主要的精力周在打仗上，没闲功夫管，就像斯大林为什么不管管红军的军衔制度一样，就像******屡屡推迟军衔制的实施一样，在那样的年年在打仗夭夭在打仗的时代，军衔制度建设，实在不是当务之急。
另一个原因，是一般国军军人包括那些中将少将们自身，对于军衔，也没什么人特别的重视。他们关心的是军长师长这个职务，关心的是能不能确实掌握部队，关心的是能不能保住地盘，关心的是粮饷械弹兵员的补充，关心的是这仗该怎么打，至于肩膀那多颖少3颗的星星，实在不值得花太多的心思去计较。在那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年代，一个丢掉了枪杆子的少将参议，远不如一个拥有枪杆子的少校营长更有分量。今天，当年罔军人员的回忆支料汗牛充栋，却极难看到谁占用篇幅去议论谁该佩戴什么军衔谁不该佩戴什么军衔，即可说明当年人们对军衔的态度。
为什么会如此的不重视昵？这又要说到国民革命军的军衔设置问题了。看一支军队的军衔设置的是不是合理，我认为关键着两点，一个是与世界惯例是不是大体相当，因为这关系到与外军的联络交往。相差太悬殊了，势必会造成尴尬另一个则是看军衔的等级设置与部队层次结构对应的是否相当一般来说，部队的层次结构少，军衔的等级设置也可相应地少一些，而如果部队的层次结构繁多，则军衔的等级设置也应该多一些。或者换一句话说，“阶”与“级”的对应不能突破“一阶两级，一级两阶”这个铁律，突破了，就是不成功的。从这点上看，那么自有军衔以来，恐怕没有哪一支军队比二战时期的苏联红军和国民革命军更糟糕的了。
国军的军衔基本是在北洋陆军军衔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后沿袭下来的。北洋时期军衔的设置是对应当时北洋陆军的情况，以当时的陆军层次结构看，部队平时的最高编制单位就是师，军以上只是战时临时编制，那么，以师、旅、园、营、连、排这6个层次，来对应中将以下的8个军阶，就是合理的，可到了国民政府时期，情况变化了，它就不合理了。自抗战开始以后，国军的指挥层次叠床架屋，师早已不是平时最高编制单位，而在其上又有了军，军之上又有了集团军（兵团），集团军之又有了战区（剿总）。师以七的指挥机构叠加了这么多，上将一衔（含特级、一级、二级）所对应的仍然是极少数中枢大员和封疆大吏，校尉官所对应的也仍然是团以下各级，少将所对应的主要仍是旅长一级，那么中将一衔所要对应的跨度就实在太太了。师长（部分）是中将，军长是中将，集团军总司令是中将，少数的战区司令长官和少数的独立旅长也是中将，跨了三到五级之多，这显然极不合理。曾有一次，好像是丁德隆陪同胡宗南到自海风的部队检阅，三个黄埔同学站在阅兵台上，一个是战区司令长宫，一个是集团军总司令，一个是师长，但军衔却同为中将。还幸亏没有哪个军长一同检阅，不然的话，就是四个中将了。
在当时的国军中，当你看到两个中将在一起时，往往有可能一个是集团军总司令而另一个仅仅是个旅长或是个挂名领干薪吃闲饭的高参当一个军衔已经无法有效地区分对应“阶”与“级”的关系，无法有效地说明人们最敏感的问题时，它必然会造成贬值，从而太太降低人们对它的关注程度。我想，国军中将、少将这两级军衔管理如此的温乱，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呢？
不知这么推测是不是正确，请大家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