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时期，共授予将65人。若以籍贯计，居前三位者为直隶一21人、安徽9人、山东7人，而尤以直隶突出，约占二分之一，还不包括祖籍安徽而生于直隶长于直隶的冯玉祥，也没包括日属山东今属河北的馆陶县人王占元，若加上冯玉祥和王占元，则多达23人。
为什么北拌上将中籍属直隶者远远多于其他各省呢？
首先，是因为北猝陆军诞生于直隶。北洋陆军后来纵横大半个中国，并拥军成阀，执掌政权十六年，但其最初建军成镇，却并非中央军队，而是也和云南新军、甘肃新军、浙江新军等一样，是一个省的军队，即直隶省的新军。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说来荒唐的让人难以置信，原来在清末普练新军之时，清政府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建军计划，也没准备建一支属于中央的军队，而是将军队建设的大权交由各省的督抚各自经营，用兵之时再视情由各地抽调。于是，这时新军的训练也就是各练各的。也就是说，你四川就练你四川的兵，广东练你广东的兵，河南练你河南的兵，等等，直隶也是一样，当然也就只能练直隶的兵。那为什么直隶新军又叫北洋新军呢？
因为直隶总督同时兼任着北洋大臣，而“洋”字在当时大概是特别地人追宠，因而与其有关或与其辖区有关的许多事物便往往被冠以北洋二字，像什么北洋画报呀，北洋饭店呀，北洋大学呀，等等。当然这并不始于袁世凯，而始于李鸿章。跟这股风一样，在同一块土地上编练的新式陆军，就象那些个画报、饭店、大学一样，也被冠以北洋二字，这大概在当时是一种习惯或时髦吧与此相对应的，因为两江总督兼任着南样大臣，而两江总督驻于江苏，所以江苏新军也有称作南洋新军的习惯。
袁世凯建军的初衷，当然不想仅仅局限于直隶一省。而按最早的设置，直隶总督是要节制直、鲁、豫三省军务，北洋太臣也是要兼管直、鲁、奉三省洋务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历史演进到袁世凯任此二职时，除直隶以外，其他各省的军务与洋务已经很难插子，故其所练的新军，便主要局限在直隶一省而已了。
新军编练之初，并不要求全国各省都练，而由朝廷指定袁世凯、张之洞等少数人在少数地区进行。那个时候的袁世凯，还不是直隶的地方宫，因而最初由袁所练的军队，从新建陆军到武卫右军，都还不是直隶的省军，只是建军于直隶而已。到后来清政府号召各省普练常备军时，袁已经是直隶总督兼北猝大臣，与全国其他各省的督抚处在差不多并列的地位上，这个时候他所练的北洋常备军，便也和其他各省的常备军样，更多的体现省军的特点。只是由于直隶的特殊地位，北洋军的编练受到清皇格外倚重，是由朝廷出资建设，从这点看，又多少具备了省军而兼国军的性质。
再到后来，袁又兼任消廷新成立的练兵处会办大臣。这一官位，按理说是可以操控全国练兵大权的，但实际上，除了利用这一职权将全国练兵的重心最大限度地向北洋倾斜，使之成为重中之重外，直隶地盘以外的事情，因各有督抚负责，他这个练兵大臣却仍然不能有更多染指，因而其所负责的新式陆军的编练，不管是算作省军还是算作国军，也就仍然主要在直隶一省进行。
1904年，北洋常备军第一、二、三镇建成，分别驻于迁安、马厂和保定。
1905年初，第四镇建成，驻南苑这四镇新军，是为北洋陆军最早的种子同年夏，清廷推广北洋经验，并采纳袁世凯的奏议，取消军队名称前的各省冠名，在全国统一新军番号，将常备军更名为陆军。北洋常备军第一、二、二、四镇分别更名为陆军第二、四、三、六镇。随着番号的变更，北洋军的性质亦发生改变，从此更多体现出国军的特征，并开始逐渐向外渗透。也是在这一年，由袁一手操练之京旗常备军吕立称陆军第一镇，也驻保定，再由第四镇分出一部，与武卫右军先锋队合组而成陆军第五镇，驻11东济南、激县。至此，北洋六镇次第编成。自1895年编练新军，到1905年建成六镇，北洋陆军建军的十年中，除袁率武卫右军任山东巡抚的两年以外，其绝大多数时间，是在直隶。建成后的六镇，除第五镇常驻山东，第二镇一度驻节东北外，至清亡为止，北洋军的大部，也一直都驻在直隶。
其次，是因为北洋建军之初的各级骨干直隶籍居多。因最初袁世凯建军于直隶的小站，所以他挑选建军骨干，除淮军中的旧友外，更多便是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天津武备学堂系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所1，是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军官学校。但由于晚清军事的紊乱无序，该学堂也和当时或稍后开办的如广东水陆师学堂、江南陆师学堂、湖北武各学堂等一样，并非全国性质的武各学堂，其招生只局限在受直隶总督节制的各军中逃逸，袁用这批学生作北洋建军的骨干，自然就奠定了直隶人占多数的根基如冯罔璋、王土珍、曹馄、陈光远、蔡成勋、李纯、田中玉、王怀庆、赵玉河等直隶籍武备生，便都是在北猝建军之初被袁吸纳的，后来这些人都官居上将。
袁世凯接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于保定又创办了一系列武备学堂（军官学校当年的称法），用于培养初级军官，以急北洋建军人才之需。其中最著名的，即北洋速成武备学堂。说来同样荒唐，即直到这个时候为止，清政府也仍然还没有一所属于中央的全国性质的武备学堂，军官的培养也还是各省办各省的，因而北佯速成武备学堂的性质，也就和南洋陆军讲武堂、四速成武备学堂、广东随营将弃学堂、云南陆军讲武堂等一样，并非全国性的武备学堂，而是直隶省一级的武备学堂，由于这性质，就决定了它招生的范图，不可能是面向或兼顾全国的。
当时，该学堂的招生限定了“土著六成，客籍四成”的原则，即生源中直隶子弟占60%，其他各省子弟共占40%。应该承认，这“土六客四”的招生比例，相对于四川速成武备学堂只招川人、广东随营将卉学堂只招粤人等情况来说，其兼容性是相当的可以了。但即使如此，其毕业生中，自然还是直隶人占绝大多数。以该学堂毕业的719人为例，除去其中的12人籍贯不明外，有籍可考的707人中，籍属直隶者即达535人，占全部毕业生的四分之二，排在第二位者为安徽，69人，第三位洞商，59人，第四位山东，40人，第五位江苏，16人，都在百人以下，其他各省人数更少，都不是10人。
保定各武备学堂中，另一比较著名的，是民国后一直延续的陆军大学的前身军官学堂。这所军官学堂与速成学堂不同，即它从建成之日起，便隶属于清延中央而并不专属于直隶，但因该学堂也是由袁世凯一手创办，受地缘因素的影响，使得本该面向全军招生的这所陆军大学堂，实际毕业的学生中，各省分布却并不平衡。在清末所办二期228名学生中，直隶高达90人，占39.邸，第二位安徽，27人，第三位湖北，17人，其他省都在10人以下所有这些早期毕业于保定各武备学堂的学生，其中的绝大多数被袁世凯北、洋军所吸纳成为建军骨干。由于趋同的地域连带效应，滚雪球般又吸引更多毕业于其他军校的直隶籍军官加入进来。如留日归来的直隶籍士官生张绍曾、陆锦、蒋雁行、王汝勤、宗纪等，便是这个时候投身北洋建军的这些后起之秀的加入，与早期加入的天津武各学堂毕业的前辈一起，就进一步巩固了直隶人在北洋军中占压倒多数的强势。
第三，是因为北样陆军得以由直隶坐大操控了全国政权北样陆军创建于直隶，参加者多直隶人，其实就和南洋陆军创建于江南，参加者多江南人，甘肃陆军创建子甘肃，参加者多肃人，四川陆军创建于四川，参加者多四川人一样，既不特殊，也不奇怪，但不同的是，北猝陆军坐大了。
因为常备军的训练是各省练各省的，于是练兵的效果便参差不齐，差距奇大。那是晚清兵制最为紊乱的时期，全国既没有一个统一的练兵机构，各省负黄练兵的督抚，也多是赶鸭子上架，除直隶袁世凯和湖北张之洞外，要么就是借机捞钱中饱私囊，要么就是庸碌文弱全不知兵，因而这练兵在许多省份也就是敷衍了事，滥学充数。就像光绪三十年0904）练兵处在奏折中所称，“各省改练新军，尚多有名无实。”即使南方有的省将练兵实责交于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的留日士宫生，又受到财力的限制而在装备、饷项等方面无能为力。“庚子后各省遵旨改编的常备续备军制，都是仅立名目其中只有北洋军例外。”在编练新军这方面，直隶的袁世凯的确与众不同。
怎么个不同呢？一方面是袁有种种特别优先的条件。袁早在小站时便以优厚的饷银奉旨练兵，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又将所练之兵悉数带来归为已有继续训练。由于直隶省历来特殊的地位，又加袁兼任练兵大臣后的偏心，故与其他各省练兵都是在本省自行筹款的情况不同的是，直隶练兵所需款项是由朝廷伤令在全国范图内筹集，可谓是得天独厚；另一方面是袁本人确实是这块料。早在率军驻节朝鲜时，袁便以长于练兵著称，可谓知兵而且其对于练兵的确是倾注了全部的精力与心智，称得上是呕心沥血。
正是这外在的内在的几个原因的叠加，因而在全国各省中，由袁一手缔造之北洋新军，如鹤立鸡群般异军突起。从数量上看，直隶远远胜过其他各省。截止到辛亥前，全国共练新式陆军14个镇（师）、18个混成协（混成旅），另禁卫军两协，其中属北洋者为第1至第6镇，另加受其完全控制的禁卫军两协，北洋六镇以外，另有湖北练成一镇（第8镇），南洋（江苏）练成镇（第9镇），福建练成1镇（第10镇），四川练成1镇（第17镇），云南练成1镇（第19镇），奉天练成一镇（第20镇），浙江练成一镇（第21镇），吉林练成一镇（第23镇〕，其他各省都仅练成一协或一标或几个营而已。
当时每镇编制官兵12512人，至清亡，北佯各镇实编官兵都在一万二千以上，全部满员，北洋之外各省所练镇、协，除由张之洞护军营老底子扩编而成的湖北第8镇基本满员外，其他各镇满员率极低，许多尚不及半数，如云南第19镇，官兵即不足五千，浙江第21镇，则只两千多官兵，不过徒有虚名而己。
从质量看，则北洋走的绝对又是精兵之路。北洋新军招兵一要求年龄必须在20岁至25岁之间，身高在当时宫裁尺（1裁尺等于35或35.5厘米〕4尺8寸以上，力大能平举100斤以上，步行每小时能行20里以外者。而其他各省的情况就差得远了，“除京旗常备军系照北洋常备军章制办理外，其他各处大抵都以旧军改编，没有一处行到征兵制下的常备续备兵制的”。这些旧军“养至于今，由壮而老，精力消耗，且成守安闲，强者必去，弱者方留00&&其兵政之废弛可知矣。实际上，在旧的绿营、练勇中，五六十岁的专门以当兵吃粮为生的营混子都有，这些营混子，好多连新式步枪都不会用。
当时朝廷规定，官长薪水是管带官（营长）每员银一百两，队官（连长）每员银五卡两，排长每员银二「五两，士兵的饷银是正目每名五两一钱，宙目每名四两八钱，正兵每名四两五钱，副兵每名四两二钱。这在当时是十分优厚的。但各省执行的却并不一律，“北洋军按十成发给，其余大率是按新章减成发给。较多的一类为官按八成，佐按七成，署理按六成，士兵按当地物价折合发给”。
北洋新军的步枪都是购自德、日两国的最新式，当时最称先进的德制毛瑟九八步枪、日制有板三零步枪等已经普遍装备到北洋六镇，而且是编制多少实力就有多少，从无缺编。而每镇炮标都实编购自德、日、法等国的野、111炮54门，也是一门不差，与其同时编练的其他各省新军，除湖北第8镇和有北洋血统之奉天第20镇外，则全不能满编，较差的如福建第10镇、浙江第21镇，都仅有山炮18门，只占编制数的三分之年。
在民国军事史，即使是四十年后美械装备的国军王牌师，每师能有一个12门制的山炮营已经相当了不起了。像北洋各镇这样能够实际编满54门全部购自德、日等国新式野飞山炮的，在近代可算是绝无仅有清末新军编练中，曾有过四次大型秋操。所谓秋操，即举行于秋季的实兵对抗演习。当过兵的网友大概都清楚，带有实兵的对抗演习，就是到了今天，组织起来也相当的吃力，清末这四次大型秋操，每次参加的兵力却均在万人以上，可知其投入之大，贯彻之强。这四次秋操，除第三次太湖秋操系由湖北、南洋陆军参加外，有三次几乎是专为北洋各镇而举办，至于其他各省新军，则极少参加，甚至从未参加。北样六镇的训练程度，从中也就窥知一二了。
按说区区六镇真的不算多，但在军队建设极其荒芜的清末，这六镇精兵却无疑成为左右当时政局一支无敌的力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袁世凯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清廷对南唯一可用之兵就只有这六镇，南方革命党唯一无法撼动者，也只有这六镇，于是，就凭借这六镇虎狼之师，袁进退腾挪，纵横南北，先是迫使清帝逊位，后又当上民国太总统，终于实现了他成为一国之尊的梦想。
当上民国大总统后，尝到了用武力夺取政权甜头的袁世凯进一步发扬武力，遂以起家的六镇为种子，大肆繁殖扩张，由六个镇而十数个师，而数十个师，由直隶一省而数省，而除西南之外的大半个中国，最终演变成操控全国政权之军阀集团。袁死后，继其衣钵者段祺瑞、冯国璋、曹银等继续其武力扩张的路线，军队数量更几倍十几倍地膨胀。军队多了编制就要增大，编制增大了所需的将领又随之增多，北洋建军之初加入该军的直隶籍军官学生便也水涨船高，纷纷成为军中重要角色。1919年，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经十几年征战后，己有82人官至少将以上，这82人中，直隶籍54人，高达66%，第二位者安徽，10人，第三位山东，6人。既然少将中直隶人占如此绝对多数，随着北洋军的发展，这些人继续升官，升至上将后的情形自然也不会有太太变化，而实际上北洋后期升至上将的该学堂毕业生中步即仍以直隶籍居多，如齐变元、郑俊彦、卢香亭、周荫人等。
这就是为什么北猝军阀时期的高级将领直隶人居多的缘由。其实就这么简单，既然北洋建军最初的骨干太多源自直隶，那么随着北洋军的坐火，这批骨干成为高级将领的概率自然就大，就像大顺军、大四军将领陕西人占多数、太平军将领广西人占多数、湘军将领湖南人占多数一样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