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深夜，国民党在逃离重庆前夕，对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白公馆等地的300多位革命志士进行疯狂的大屠杀。国民党特务将白公馆革命志士分成十批先后进行屠杀。黎又霖、周从化、王白与、周均时是第九批被屠杀的志士。黎又霖在殉难前，曾作自挽联一副：
有二绝句述怀，可歌可泣；
曾三上书乞死，知命知仁。
据脱险志士杜文博回忆：“11月27日下午五六时许，特务在白公馆传走黎又霖时，他气宇轩昂地向他的狱室的同志们打招呼说：‘同志们，再见吧！中国共产党万岁！’‘蒋介石就要完蛋了！’隔一会就听到稍远处传来几声枪响。当晚九十点钟，又听到再远处的渣滓洞有密集的枪声，然后火光冲天，整个渣滓洞都燃起来，那里数百名政治犯都被集体屠杀了。”
黎又霖等被戴上手铐押出牢房，特务预先在歌乐山下白公馆附近挖掘了三个大坑。特务枪毙黎又霖等烈士后，又用猛汞毁其面目。解放后，在清洗烈士遗骸时仍难以辨认，幸从一同殉难的黎洁霜女士为其缝补接长的裤脚上，方辨认出黎又霖的模糊面目，其景惨不忍睹。
黎又霖致力于革命事业30余年，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即将迎来新中国曙光的前夕英勇就义，他的英名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张孟晋烈士传略（摘录）
张孟晋烈士张孟晋（1920～1949），又名张宝玉、张野立，男，四川省大竹县人。东北大学政治系毕业。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张孟晋曾创办中国会计专修学校，先后任大信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校长、松花江中学教员、建川中学总务主任。长期从事学生运动和民主党派工作，参加争民主、反内战的各种政治活动，参与编辑农工党地下刊物《突击》。
1947年9月，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确立了“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城市支援农村，发动游击战争”的工作方针。1948年1月8日，发动云（阳）、奉（节）、两巫（巫山、巫溪）武装起义，1月17日，在达县虎南区举行上川东一工委会议，决定迅速加强地下党的建设和扩大武装，以巩固梁山、达县、大竹边区的游击根据地，并积极发动华蓥山武装起义。
为了给华蓥山武装起义筹集经费，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托，张孟晋向旅居菲律宾马尼拉的三叔张国忠筹措钱款，于1948年6月13日，离渝赴港。
张孟晋的赴港行踪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邮检组侦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兼侦防处处长徐远举专门派出特务准备伺机逮捕。张孟晋离渝后，就有身份不明的人去张孟晋家探问其夫人周通群：“张孟晋到哪里去了？多久回来？”6月20日，张孟晋由香港乘机返回重庆后，周通群对他说：“有人来查问过你，风声不好，你要出去躲一下才好。”张孟晋表示：“未得到组织的通知，我不能走。”
6月23日，张孟晋和周通群进城，用香港带回的钱到义生钱庄还借款。下午返回建川中学时，被早已埋伏在董家溪街上茶馆的四名彪形大汉拦住。这些特务手持左轮手枪，厉声问道：“你是张孟晋吗？”这时张孟晋竭力保持冷静，从容地答道：“你们问这个干什么？”一个吊睛歪嘴满脸络腮胡的特务，拿着手枪对着张孟晋的胸膛，露出狰狞的凶相说道：“哈哈！你被捕了，请乖乖地戴上这块不要钱的‘手表’，跟我们一道走吧。”
张孟晋被捕之后，最初被关押在位于重庆老街32号“慈居”的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这里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看守所。在审讯和拷打中，张孟晋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一句真情。为营救张孟晋，他的妹妹张宝明回大竹县老家筹集了200块大洋，周通群与邓后炎、郭仲衡、肖光纯商量后，决定把这笔款项交给建川中学军训教官陈兰亭，请他前往西南长官公署看守所，伺机进行活动。张孟晋乘敌人不备之际，用火柴梗在“万金油”访单上写便条交陈兰亭带回，这张便条上写道：“我生了一场小病，但还能支持，请速送点常用药品来。”这是张孟晋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用隐语传出的信息，“小病”意即受了刑讯，“还能支持”意即坚贞不屈，“速送药品来”意即设法营救。当时，中共地下党经过研究，认为敌人尚未完全弄清张孟晋的情况，渣滓洞看守所刑讯室迅速采取措施，可能有营救出来的希望。经过多方努力，再次交钱托人，希望放出张孟晋，但受托人提出索要十根金条的条件。在尚未把营救款筹齐时，国民党当局于7月20日，就将张孟晋押送至重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囚于渣滓洞监狱楼二室。当时，农工党重庆市党部负责人李正清、郭仲衡等人，也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消息，设法营救未果。
在渣滓洞监狱里，敌人对张孟晋多次刑讯，施以极其残酷的老虎凳、鸭儿凫水、火背篼、电刑等近10种毒刑，把张孟晋整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但张孟晋忠贞不屈，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痛骂特务，只字不吐党的机密。当特务用尽了各种伎俩一无所获时，无奈地叹息道：“张孟晋很不老实，什么东西也问不出来。”随后，敌人又改变花招，使用软的一套来对付张孟晋。特务们对张孟晋说：“张先生，你爱人很想你出去，这事情很好办，只不过暂时委屈你一下，只要你肯为我们的《新生》壁报写篇文章，就立马可以让你恢复自由。”张孟晋心里明白，这是特务们玩弄的骗人花招，便坚决地拒绝了这片“好意”。
张孟晋在渣滓洞监狱度过的一年多时间里，一边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一边同情和关怀同牢难友，经常与难友互相勉励坚守革命立场和气节。他常对难友们说：“我们是为了革命才入狱坐牢的，就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敌人要我们为《新生》报写文章，这实质上是要我们悔过，我们本来就是正义的，没有错，也就无过可悔。”同室难友吕斐然因遭受“老虎凳”酷刑，腿部严重受伤，张孟晋关切地给他洗伤口、按摩和添饭送水，还鼓励他：“不要难过，要坚持斗争，坚持就是胜利。”后来吕斐然有幸获救出狱，每当他谈到这段往事时，就情不自禁地怀念张孟晋烈士。曾与张孟晋在同一牢房的先后有余祖胜、吕斐然、杨益言、金成林等20余人，其中有一人名叫李青萍，是国民党的清共委员，因得罪了其主子，也被关押到渣滓洞监狱。为了保持警惕，张孟晋和吕斐然、杨益言等把此人隔离起来，使他无法获知狱中内部情况。渣滓洞监狱的各牢室间设法保持相互联系，张孟晋所在的楼二室与楼三室也开设了一条地下通道，互相传递纸条，张孟晋的同室难友都尽力加以保护，这条通道始终未被敌人发现。
在不断传来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喜讯时，1949年春节前夕，渣滓洞各牢房的难友利用放风和地下通道等方式传递信息，暗中酝酿举行了著名的狱中春节联欢活动，在楼二室门上贴出了“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春联，张孟晋与难友们尽情地参加了这难得的联欢会。张孟晋还参加了“龙光章烈士追悼会”、庆祝“狱中之花”诞生等活动。张孟晋在狱中赋诗一首：“革命青春红似火，壮志未酬誓不休。愿拼男儿五尺躯，甘洒热血写春秋。”表现了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乐观向上的革命情操，这也是唯一留存的张孟晋的遗诗。
1949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进军西南，兵临重庆城下，国民党当局见大势已去，在末日来临前和仓皇逃命之际，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11·27”大血案，300多位革命志士被集体屠杀。执行大屠杀命令的特务们，将楼上各牢房的全体难友集中到楼下牢房，然后关上牢门开枪射击。在刽子手“哒哒哒”的机枪声中，一串串罪恶的子弹穿过牢房的门窗，射向革命志士的身体，他们一个又一个英勇地倒在血泊之中。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张孟晋与其他难友一起鼓足勇气，在枪声和烟火弥漫之中，夺门而出，向牢房外面围墙的缺口处冲去。可是，罪恶的子弹射向了张孟晋的胸膛，他奋力高呼口号，倒在了冲向缺口的难友们的尸体中英勇殉难，年仅29岁。张孟晋牺牲在黎明前最后一个黑夜，牢里度春秋，枪下做鬼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作者曾任农工党重庆市委研究室主任、参政议政处处长、宣传处处长，现任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本文成文于2005年）
我党川北组织的地下斗争
敬文温
先父敬浑如偶见群犬围咬一拾粪小儿，此儿奋力自卫，无惧色。奇之，知为孤儿彭大元，遂培养其读书，并亲授以经、史、武术，成长后忠信诚悫，肝胆照人。
1946年秋，先父及笔者加入民盟后，介绍大元参加革命，在柏树乡建立了中共、民盟领导的群众组织：以知识青年为主的“民主实践社”和农民手工业工人为主的“忠义堂”。
1948年彭大元撰写了《新三民主义论》，驳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后由我党创建人之一、中央委员、中央特派员罗任一吸收其加入农工党，成为我党在川北的第一个党员。大元在成都发展了关静澄（朝阳学院毕业，曾任国医学院训导主任）等知识分子，并在太平街的人力车工人和通惠门的纺织业工人中发展党员，然后在中江、三台、射洪、遂宁、蓬溪、安岳、南充等地发展组织。1949年春，罗老（罗任一）得刘伯龙的承诺：支持川北组织的装备、军事干部、通信器材及人员。同年4月，会见我党元老刘宗宽（刘老现为我党中央咨监常委，时代理“西南长官公署参谋长”）。刘老支持建立川北组织及川北农工党自卫军计划，并愿在适当时机前去领导这支地下武装力量的活动。
罗老于1949年端阳节前一天，在乡间古庙慈云寺召开会议，报告了形势、任务，传达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方法及政策界限，并代表中央任命彭大元为川北组织主要负责人，笔者副之，并兼管宣传，杨克己负组织责任，谢震副之兼管青年工作。川北农民自卫军以罗任一为政委，刘宗宽为司令员，彭大元为副司令员。在司令员不在川北时，由副司令员代行司令员职权。
罗老还在慈云寺培训党员，亲自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形势课。还经常徒步跋涉于中江、三台各乡镇间，发展组织及做统战、策反工作，直至1949年农历九月才返蓉。
这时作为我党川北外围的群众组织“中华起民社”发展到2000余人，党员数百人，游击队员数百人［发展了一些党支机构，如曾任命何树人为古（井）鲁（般）支队政委兼支队长］。当时除发动群众抗丁、抗粮、抗捐外，还用彭尧军名义印发了《告川北民众书》，揭露四大家族罪行，号召川北人民武装自卫，反对内战，策应解放。这时，三台、中江的一些乡镇人员多表示不与人民为敌，服从指挥。
1949年12月上旬，三台、中江的两个柏树乡联合成立了以敬浑如为主任，彭大元、敬文温、杨克己、中共杨乔等为委员的临时治安委员会，协助解放军，迎接解放。中旬，解放军镇江部队47大队来到了柏树乡，川北组织派出向导，筹备了军粮、马料，帮助运输，无偿供应茶水，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张贴标语迎接解放军。敬浑如、敬文温、杨克己向大队长李争先汇报了农工党川北组织及其活动情况以及临时治安委员会情况，李争先肯定了农工党川北组织及临时治安委员会成绩后，并指出今后任务是：支援前线、安定后方、瓦解敌人。当即改组了治安委员会，以杨克己为支前组长，笔者为宣传组长，宣传《共同纲领》、“四面八方”政策等。
不久，有国民党军朱兴汶师窜驻于张宝寺、八角梁一带，意向不明。彭大元将所有自卫军布防于各山垭隘口，临时治安委员会也动员各方面力量协助。然后派专人去信敦促其起义投诚。旋即得到回应，该师立即向解放军缴械投诚。
这时笔者、谢震随彭大元率队近百人赴中江县城，应中共中江工委邀请，协助接收工作及加强城防。
1949年12月下旬，蒋军127军11纵队闫君石率一个大队500余人溃退至柏树乡，杨克己劝其放下武器，保证其安全及生活，并代为联系向解放军投诚，闫君石所部放下了武器。在三台幸福乡小学的敬富章、王顺生也以同样方式瓦解了蒋军罗广文残部近百人。
三台古井乡于此时有国民党军残部向场镇进犯，何树人组织武装在瓦子垭斗争，保护了古井乡不受侵犯。
随即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薛敏泉师溃退至柏树乡街上，士兵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敬浑如在其士兵中政策攻心，并劝其放下武器，立即供应膳食，保证安全，愿起义投诚的代为联系，愿回家的发给路条及路上吃的食粮。除少数上级军官外，均放下武器，一时集贤茶饭店武器堆积如山，弹药等不计其数。
1950年元月初，敬浑如主动造册移交了所有武器，计82炮10门，60炮14门，轻重机枪、冲锋枪、卡宾枪、手枪、步枪等共3000余支，战马200余匹，又协助清回散失于民间的轻重武器百余件、战马5匹。为此，解放军镇江部队46大队大队长郭从戎亲笔写了表扬感谢信。
1951年春，敬浑如、彭大元竟不幸被错杀，秦国安和笔者被错判。直至1985年2月，三台县人民法院才撤销原判，宣告敬浑如、彭大元、秦国安和笔者无罪。《前进》《农工川讯》均为此作过专题报道。
（作者系旺苍唐家河煤矿诊所医生。本文成文于1990年）
尘封的记忆——为纪念邓演达殉难70周年而作
何树人
2001年11月29日，是农工党创始人邓演达殉难70周年的纪念日。70年来，中国已从昨到今，从梦到真，从弱到强，从冬到春。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此时此刻，尘封多年的记忆，像开闸的水，止不住地往外流，选录几段往事，以示对邓演达烈士的缅怀之意。
选“王八蛋”当“国大代表”
1946年，蒋介石为了继续推行他的反动独裁统治，不顾中共和民盟反对（农工党当时是民盟的成员单位之一），悍然撕毁政协五项协议，宣布如期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中央粮食部长徐堪（可亭）是三台县人，紧跟其主子蒋介石的部署，宣布回乡参加“国大代表”的竞选。为了收买人心，借此为自己树碑立传，他用搜刮得来的钱，在县城上游涪江柳林滩筑坝，修了一条长约15公里的自流灌溉引水渠可亭坝，并许诺选举时按全县选民总人数每人发1元法币的误工补贴。各级当权者都想中饱私囊，监控选举，可谓花样翻新：有的领回本乡选票后，只少数几个人集中在乡公所不分昼夜地赶填选票；有的又把填票的事情包给一个或几个人承办；有的干脆一毛不拔动员辖区内粗识文字且听话者加上学校高年级学生参加“选举”。
我党已故党员彭大元对革命一贯忠贞不贰，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无比愤慨，决定要给反动当局一点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