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二三事
刘晓峰
人总是在憧憬未来和回忆往事中生活着。年轻人朝气蓬勃，充满理想，憧憬未来。老年人则常回忆往事，沉浸在成功的记忆中。往事犹如醇香绵甜的佳酿耐人回味，它常打开我记忆的闸门。
服从组织安排
记得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我写了第一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我在此后的职业生涯中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工作，积极上进。
光阴荏苒。1984年，我从成都420厂调到四川省交通厅航务局工作。1989年，航务局的中共党组织决定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发给我两份入党志愿表。我认真填写志愿表并郑重地递交给党组织。不久，分管组织工作的赵映辉同志转告我马上就要召开党小组会，审批我的入党申请。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正当我沉浸在喜悦之中时，就在这时发生了政治风波，中共中央决定清理整顿党务，暂停组织发展。于是，我的入党申请暂时被搁置下来。
我在等待与企盼中度过了一段日子。终于，我盼来中共恢复组织发展的好消息。某天，中共四川省交通厅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厅长代表组织找我谈话，他说：“你的表现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但是党组织研究决定希望你留在党外工作更好地发挥作用，你的入党志愿表存放入你的档案，表明你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段历史，你的意见如何？”我回答：“我服从组织安排。”就这样，我留在了中国共产党之外工作。此后，我担任了四川省交通厅航务局副局长，于1993年升任四川省交通厅副厅长。1995年，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的李学明同志推荐我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由当时的农工党四川省委主委李克光和驻会副主委易明昭两位同志介绍我入党。
2003年1月，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我担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主要分管卫生（含中医药）、环保、体育、食品药品监督、重点工程、联系省红十字会等工作。在省政府工作的这5年，我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实际工作中深入贯彻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针政策。中共四川省委和省政府党组对我分管的工作高度重视并给予大力支持。在我的努力下，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先后召开了全省环保工作现场会、全省卫生改革与发展现场会、全省体育发展大会、全省中医药发展大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关于建立和完善城乡卫生体系的决定》《关于加快建设体育强省的决定》《关于加快中医药发展的决定》。
四次会议规模之高，“四个决定”力度之大，均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省之最，是四川省委、省政府坚持科学发展的重大举措，四川省的环保、卫生医药、体育等工作随之开创了新的局面，投入巨幅增长，事业迅猛发展。
抗击“非典”
从我当选副省长之日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任上这几年为人民切实做几件实事。
2003年，“非典”肆虐中国。记得有天晚上，在省政府会议室，中共四川省委陶武先副书记和我正在召开全省防控“非典”的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政府的有关厅（局）单位和各市担任副省长的农工党四川省委主委刘晓峰（右）在农村调研、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州）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在听完各地和各部门的汇报以后，由我具体部署防控工作。
针对四川省发生的“非典”疫情基本上是属于输入型的情况，我果断提出“堵口子”切断输入路径。堵哪些口子？我根据当时国内“非典”疫情的发展情况分析，“非典”高发区主要在广东和北京，我想到在广东和北京务工的四川籍农民工最多，回川躲避“非典”的可能性很大。凭借我在交通系统工作多年的经验和敏感，我决定在泸州的叙永设检查站和隔离区堵住从广东方向的来往客车，在广元设“非典”检查站和隔离区堵住从北京来的火车乘客，在隆昌堵住从重庆方向来的客车，在大竹堵住从湖北方向来的火车乘客。
事后证明，这一及时正确的部署，成功切断了“非典”向四川输入的路径。后来统计，四川输入型“非典”病例22名，除1名送进医院就死亡，1名在隆昌长途汽车上发现时已经死亡外，其余20名非典病人全部治愈。与“非典”病人接触的人群，通过隔离、医治等措施也全部治愈。
由于“堵”得及时，“堵”得准确，四川战胜了“非典”，确保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整治环境
2004年，四川发生了沱江特大水污染事故。位于沱江流域的内江市有超过100万人断了生活用水达20余天。省委、省政府及时应对，果断处理。一方面组织内江市周边其他8个市向内江市抢运生活用水，一方面通过沱江上游电站放水，另一方面调都江堰渠水增大沱江流量等办法稀释污水，最终战胜了这次污染事故。
事后痛定思痛，我和省环保局的同志总结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四川环保工作底子薄、欠账多。于是，我们在全省迅速深入地开展了污染治理。由省政府挂牌督办整治的重点企业达1252家，加上地方政府整治的企业，全省共有6000多家工业企业被强制纳入污染治理范围。
为了保障治理取得实效，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强力推行在线实时监测。为了量化各地水质管理，在岷江、沱江、嘉陵江流域市（州）交界面上建立了20座水质自动检测站。全省划定了3718个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实施农村饮用水源保护，整治畜禽养殖污染，编制了各地的农村环保小行动计划；以小城镇垃圾处理、水葫芦治理、水产及畜禽养殖循环发展为重点的农村面源污染整治向纵深推进。经过两年的努力，全省污水处理厂由2003年的12座增加到2006年的40座，处理率从15%上升到46.7%；垃圾处理厂由2003年的11座增加到2006年的60座。全省水环境质量自2003年开始逐年好转，Ⅴ类和劣Ⅴ类水质从2003年的22.2%下降到2006年的13.2%，Ⅲ类以上的水质由2003年66.7%上升到2006年的68%，长江出川水质全年以Ⅱ类为主。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昔日污染严重的河水已逐渐变成涓涓清流。我虽然离开了四川，但我仍惦记着那些曾被污染的河流，它勾起我对四川父老乡亲的思念之情。
无论是抗击“非典”还是环境整治，我能够顺利地完成四川省委、省政府交给的神圣使命，得益于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我虽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我不感到遗憾，因为我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亲切关怀与培养，我目睹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作为一名党外干部，一名农工党党员，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多作贡献。
（作者现任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农工党四川省委主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本文成文于2010年）
忆先父刘星垣高风亮节的一生
刘修琬 刘修骥 刘修骏 刘修琳
我们的父亲刘星垣（1891～1978），是一位满怀正义感的中国知识分子，祖国的繁荣强大、人民的利益、人类的幸福是他毕生追求和为之奋斗的目标。面对中国的衰弱和备受欺凌，父亲在清末年仅19岁时就只身去英国求学，1918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先后在英国电厂和法国电力研究所任工程师。父亲知道在当时条件下要让祖国富强起来，必须具备较全面的科技知识，工程技术也需配套，所以不但学电机工程还学习了与水电有关的土木建筑和地质等课程。为了报效祖国，他放弃了国外的优越工作、生活条件，不顾英国友人的诚恳挽留，于1921年毅然回国。回国后一心想建设水电工程的父亲，曾只身沿岷江上游到汶川、杂谷脑等地考察。但由于中国的政局动荡、贪污腐败，特别是四川军阀连年混战，根本谈不上建设，这使他所学的电机工程无用武之地，于是他转而投身教育事业。卅余年中先后在四川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四川省立高等师范学校、四川省立外语专门学校、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成都大学、成华大学等校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院长、校长等职务，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养出大量人才。
为了让更多人受教育，在亲身任职、任教的同时，自己还出资办学。如为青龙街广益小学兴建了校舍和教学楼。又如成公中学，更是依靠他长期在经济上以及在师资上的大力支持，学校才得以继续办了几十年。
父亲经常帮助那些学习优秀而家庭贫困，无法继续完成学业的学生。只要他得知有这样的学生就一定无条件地帮助，不但代交学费和生活费，有的家境十分困难，还代为供养家庭。回忆他帮助过的学生，有中学生、大学生，有的还资助到国外留学，记得姓名的即逾200人。父亲对一些遭受国民党迫害的进步学生和进步人士尽力给予支持和掩护，出路费让一些进步学生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事业。受他资助过的学生，解放后在各个岗位上为国家作出贡献，不断有人向父亲表示感谢，后来有些人还专程回成都看望父亲。令我们难忘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抄家后，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同志登门看望，说她的熟人在解放前曾受过父亲的资助，她为她的儿子参与了抄家感到抱歉和难过。可见即使在是非颠倒的时候，公道也并未全部泯灭。
抗日战争一开始，父亲毅然捐资支援抗战，后来还为武汉大学临时内迁到四川乐山奔走出力。同时对沦陷区流亡来成都的同胞，不论认识与否，只要找他都尽力给予帮助。如香港会计师陈乙明先生一家逃难来蓉，父亲为其提供免费住房，在生活上妥善安排，直到抗战胜利返乡。1974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乙明先生因心系我父亲的安危，通过外交部的同意，由香港专程来成都看望我父亲，说他们全家在生死存亡之际，是父亲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对父亲的大恩大德终身不忘。对于这一切，父亲却认为这是做人的本分，是他义不容辞应该做的。平时他多方帮助孤寡老人，并一直教导我们：“不应当用的，一分钱都要节约；该用的钱，数目再大也都要用。”当时家中祖遗产业较丰，而他平时一袭旧衣，自奉甚薄，对人不论贫富都是平等相处。他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从小在我们兄弟姊妹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受到教育。
父亲对国民党统治不满，在四川大学任教授兼系主任时，国民党新派校长强迫他加入国民党，他宁可辞职离校也拒绝加入，这在当时教育界影响不小。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对进步人士痛下杀手。在1947年6月1日凌晨的大逮捕中，父亲掩护居住在我家的熊维贞女士逃走，并将留下的民盟成员名册藏匿起来，结果自己被国民党特务枪伤后遭逮捕。被救的熊维贞老人解放后每次见到我们都说：“如果不是刘先生舍身相救，我早已是成都十二桥的烈士了。”其感激之情，至死不渝。平时在朋友有困难时，父亲也是义无反顾地给予帮助，例如作家李劼人先生的儿子遭土匪绑票后，他毫不犹豫地拿出巨款帮助赎票，此后，李劼人先生与我父亲结为终身至交好友。
在保护中国的文物方面，父亲也尽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不少来华的“盟军”，在成都大肆收购中国文物。为了避免宝贵的文物流失国外，父亲结交了不少贩卖文物的商人，每当市场上出现有价值的文物时，要他们先来通风报信，我父亲就千方百计地想法收藏保护起来。如有一对明朝的漆雕大挂屏《香山九老竹林七贤》，就是抢在一个美国空军军官之先，藏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我父亲将为数不少的一批最好最有价值的文物，如1尺余高翡翠玉瓶、一对翡翠玉碗和那对漆雕挂屏等都无偿地捐献给博物馆，交由国家收藏。
1950年，人民政府任命父亲为川西行署工商厅副厅长，这是父亲自回国后第一次实现他最初的抱负，回到工业行业之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父亲终于有机会将他所学的知识、将他埋藏了几十年的心愿，满腔热情地回报人民。此后父亲历任四川省工业厅副厅长，四川省水利电力厅副厅长，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届四川省政协常委，第三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工作中，父亲一直是兢兢业业踏实地工作，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努力完成党和人民赋予他的任务。他努力和其他同志做好协作配合，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重视调查研究，为此经常到各地出差视察，勘察工地现场，和各种人士交朋友。岷江上游的龙池水电站的建成，使父亲多年梦想利用四川丰富的水利资源发电的夙愿得以实现，他欢欣鼓舞，对国家的光明前景更加充满信心。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父亲年近古稀，还率团到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20世纪60年代他又先后出访苏联、德国、波兰等国。
为了宣传新中国的成就，他不但保持和英国友人的通信，全面介绍中国情况，还时常寄去我国的《人民画报》。为了祖国的统一，他多次在广播电台发表对台讲话。父亲不但积极参加历次各种大的政治运动，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勇于自我批评，努力改造提高，经常得到好评和肯定，就连街道的爱国卫生运动他也是积极支持参加，他亲自设计制作灭鼠器，一年之间灭鼠百余只，我家因此得到成都市的卫生先进红旗。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成都市曾经有三个月停止向市民供应猪肉。父亲此时毅然自动停止使用政府发给他的优待票，默默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达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心愿。并响应“低标准，瓜菜代”的号召，发动全家亲自动手在房前屋后广种南瓜，用以渡过困难。
1953年，在共产党各级组织的教育和帮助下，父亲经夏康农先生介绍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此后他长期担任农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四川省委员会主委，虚心与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四川医务界联系，团结大家做了不少的工作，对农工党的进一步发展和我国的统战工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和前农工党中央主席季方是好友，每次到北京开会都要到后圆恩寺的季老家去看望季老。父亲在积极贯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执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推动农工党成员努力搞好工作和进行自我改造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