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民主党派是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大大扩展了我的活动领域。我对统一战线工作虽陌生，但青年工作本具有统一战线性质，总不外团结中间力量随时代共同前进。我同时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我感到自己毕竟长期受过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在民主党派大有发挥作用的余地，提高我活动的主动性。此外，两个组织的同志对我也有所认识，谢小奇、周竞波特别是章培毅到处介绍，我参加两个组织不久，由他们推荐，就当选为陪都青年联谊会理事。民盟重庆支部成立，我担任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调与汤逊安同编《民主报》副刊《民主青年》。解放行动委员会四川省党部成立，我为委员。在早听说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沙磁区联系了一批人，我曾打算把中央大学联系网拉在一起以加强民主党派，已约好在蜀都中学碰面，届时吴佩纶、黄可告诉我解放行动委员会联系的人较为复杂，碰面遂未实现。
解放行动委员会为了建立经济基础，发展了一些与工商界有联系的党员，组织通惠轮船公司，要我也参加其中，当作职业。但不久发现这些人乃慕民主党派之名而来，资金单薄，对经营工商也不在行，在工商界立不稳足跟。我不愿就此下去，决定另找工作。我想找个发表文章的可靠阵地，我又是经济学系毕业的，决定设法进商务日报社。此报本是重庆市商会机关报，曾经反共反苏，高允斌接办后，由于没有销路，不得不改弦更张，经过地下党员徐淡庐，还有徐亦安、杨培新的努力，转变为暗中接受共产党领导，以工商界代言人姿态出现的进步报纸。经过周折，我进了这个报社。
报社环境复杂，高允斌有两面性，但一切都是为了报纸的生存。进步力量虽然控制了版面，有的特务仍留下来等待时机。我进报社，首先要摸别人的底，别人也要摸我的底。进步力量各方面是通的，很快摸到我的底；特务摸我的底却不太容易，我进报社是国民党要员、前中央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吴干介绍的。我也从刘国志烈士那里了解到报社每一个人。我因而能在报社应付自如，扩大接触面，避开一些人。
我在采访部跑消息，赶市场，只“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为掩护，在经济上加以揭露，抨击政经政策和官僚资本，不断写消息报道和专栏文章。在报社内，同采访部主任、共产党员沈伯谋心照不宣，编辑部是可靠的；在报社外与《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国民公报》的记者一起商讨形势，交换消息。1947年“六一”大逮捕后，报社人事变动，采访部搞乱了，我就少去了，全力与彭友今轮流写社论，每周各三至四篇。我经常去的是彭友今家，了解研究报社情况，努力把报纸的面貌维持下来，不出现诬蔑共产党的内容和词句，继续在经济范围内予以揭露。由于报社太穷，后来我进民生公司工作，仍如期写社论，直到重庆解放，《商务日报》停刊。在此期间，我在《茶座》上写了不少杂文，蒋阆仙去《新民报》编《西方夜谈》，我又写了许多，直到解放前夕。
当时的民主党派比较松散，成分也比较复杂，对革命的认识和态度参差不齐。我从作用效果权衡轻重，在地方领导层中稳住跟着共产党走的主流，与黄朋豪周围的人联系。我的活动根据自己条件进行，主要在青年组联系的基础上加上参加民主党派以及报社工作建立的关系展开活动，因为这些关系与共产党联系更为直接，革命原则容易掌握，不致冒失行动。我的家迁回重庆市中区后，仍然是过去青年组联系的同学聚集的地方，陈俊逸、陈学志先后长住我家，范硕默从华蓥山下来也在我家落脚。
1947年，中共驻渝人员以及四川省委被国民党当局强制撤离，《新华日报》被查封后，我们并没有仓皇失措，在白色恐怖中活动仍然坚持下去，经常互通消息，互相勉励，不能被黎明前的黑暗吞蚀掉。有人以参加民盟的身份向当局自首，又来拉傅濬下水，傅来找我，我要他顶过去。1949年初，我邀集一些人成立学习性质的星期五晚会，学习共产党地下组织翻印的最新文件，了解革命形势和政策，迎接解放。
踏上革命道路，我走得很顺利，主要原因是我追求、相信真理，自觉走这条路，因而在中央大学四年中对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心领神会，终身受用无穷。我的路走得顺利，走得稳当，我的家成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在国统区的白色恐怖中为周围一道战斗的朋友提供方便，经受考验，坚持到底。我经常为大家对我高度政治信任而受到鼓舞，更坚定了我的信仰。革命信仰是科学信仰，不是宗教狂热，一个真正有革命信仰的知识分子，总是要革命到底的。
从我进中央大学算起，到现在已52年了。这52年的经历说明：一个人不断追求真理是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基础。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科学才有真正的革命信仰，无论遇到凄风苦雨或是急风暴雨，都毫不动摇一心一意遥指彼岸。
（作者原系农工党重庆市委常委、宣传处处长、重庆市文史馆副馆长，已离休。本文成文于1991年）
怀念我的父亲黄朋豪
黄振珽
我父亲黄朋豪是农工党重庆市委第一任主任委员，每当回忆起他高大的身影、慈祥而饱经沧桑的面庞，我除了悲痛外，深深叹息他离开我们太早，未能为党、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父亲生于1895年，四川永川人。其曾祖父黄开基曾任台湾知府，是清朝知名的抗英抗荷民族英雄。他早年丧父，随长兄黄大暹长大，黄大暹是倒袁维新派重要人物。父亲的岳父曾吉芝是同盟会员、蜀军政府编制局长、重庆著名的教育家。他们对我父亲走上民主革命道路有较大影响。
父亲早年留学英国，学习造船专业，后又去德国学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国，但当时中国政治腐败，军阀混战，他的理想无法实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1925年他毅然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对第一军党代表周恩来十分崇敬，接受了不少革命思想。在次年随军北伐期间，认识了邓演达、章伯钧，这为他以后加入农工党打下了基础。
坚强的民主革命斗士
1938年，父亲经章伯钧介绍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奉派回川负责西南地区的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农工党中央迁渝后，他常到中央驻地半山新村，得到章伯钧、黄琪翔、严信民、郭则沉等领导同志的指导帮助。
1946年前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斗争十分激烈。在章伯钧等人倡导下成立了民主政团同盟，父亲被选为民盟重庆市支部委员。在本党内先后任四川干部会负责人、四川省委主任委员等职。他不负众望，带领成员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
为促进政协会议的召开，他经常参加重庆各界政协促进会的活动，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在国民党特务打伤爱国民主人士的较场口流血事件后，他义愤填膺，同中央的王深林一道代表农工党去医院慰问受伤的郭沫若等人，并对国民党特务捣毁民主报纸的罪行进行了强烈的抗议。在国民党撕毁旧政协协议挑起内战后，重庆各界人士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呼吁和平、要求全面停止内战的签名活动，他是签名活动发起人之一，该活动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北京发生“沈崇事件”及国民党签订丧权辱国的“中美商约”时，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重庆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美抗暴运动。父亲参加了各种抗暴集会，组织并号召成员积极投入各种反美抗暴示威游行活动。1947年6月2日，国民党大肆逮捕了进步人士300多人，他参加民盟组织的被捕同志救援小组，在中共地下党及民盟总部指导下开展营救工作。经张澜等同志的积极斗争，一些同志被释放出狱。父亲承担了民盟支部交给的安置任务，让出狱的一位同志住在我家。这位同志因受迫害患病，父亲关照我们全家精心护理照顾，直至痊愈恢复工作。
1949年前的那几年，我们家是组织活动的一个据点，几乎每周都有同志来开会，我家也算是党内的接待站，过往同志有长住数月的，也有短住一宿的。当时我们一家九口全靠父亲教书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相当艰苦，但父亲关照我们对来的同志即使粗茶淡饭、打地铺睡觉也都要热情接待。临重庆解放前一天，他把农工党几位同志安置在至诚巷亲戚家的阁楼上度过了黎明前的最后一夜。
坚决拥护共产党 做共产党的忠诚朋友
1946年，民盟重庆市支部曾选我父亲为当时准备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于国民党一意孤行，拒绝接受共产党有关国民大会的原则立场，一手包办，在南京召开伪国大，父亲旗帜鲜明地站在共产党一边，站在民盟的立场，抵制出席伪国大。
中共南方局在渝期间，他曾同民盟、农工党的同志聆听过吴玉章、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教诲。1947年冬，吴老68岁寿辰，他与章培毅、周竞波等同志前去祝贺，他亲手给吴玉章同志送上锦旗，衷心地敬佩共产党的领导同志，说他们是革命的好老师。
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加紧镇压革命运动，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镇压学生运动，宣布进步的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农工党、民盟等几个革命的民主党派被迫转入地下。农工党中央也撤离重庆。章伯钧同志在离渝前亲自召开党员大会，成立四川省委员会，父亲任四川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不久在上海召开的农工党中央第四次干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白色恐怖的艰难时期，他仍在重庆坚持斗争，与各友党团结合作，开展地下斗争。在1948年底到1949年上半年，黄墨涵、鲜英等家里常聚集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10多人，讨论形势，研究行动，协同步调，为迎接大西南的解放作准备。当时各民主党派通过各自的渠道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接受地下党领导，在方向、道路、方针、政策上都得到共产党的指导，使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继续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后任农工党重庆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市工作委员会、市整理工作委员会主委，农工党中央五干会中央执行委员。他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共同纲领》。曾组织多批成员参加土改及清匪反霸斗争，他坚决拥护进行镇反运动。在中共重庆市委领导和市委统战部具体指导下，严肃认真地开展了农工党整党工作，组织成员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选送多批成员参加西南革大、市干校的学习。支持和号召成员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他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作出过一些贡献，共产党给予了他很多荣誉，安排他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重庆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市人民政府委员等职。民盟西南总部选他为西南总支部委员、民盟市支部委员。
父亲于1947年就发现患有高血压、心脏病，但他仍坚持不懈的工作。1950年在北京农工党中央开会期间，心脏病发作，医治无效，于1951年8月12日病逝家中。
我父亲的一生是我们子女效法的榜样，我们正继承他的遗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统一战线和祖国四化建设，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黄振珽，已故，原系农工党重庆市委组织处处长。本文成文于1997年）
刘宗宽：解放西南第一功臣
刘同飞
重庆解放战役始于1949年11月1日，到1949年11月30日刘邓大军开进重庆，前后仅一个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粉碎国民党军队几十万人的抵抗，取得解放重庆的伟大胜利，出乎许多军事家的意料。除了刘邓指挥有方、解放军战士作战英勇外，正如《刘伯承传》所言，也是利用了蒋介石的“错误判断”。这其中，潜伏在蒋介石军事集团内的我军内线、被刘伯承誉为“解放西南第一功臣”的先父刘宗宽起了关键作用。
胸怀抱负投笔从戎
1905年7月，先父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东刘家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4年于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父亲投奔杨虎城麾下。刘宗宽陆军大学毕业照1924年秋，经杨虎城将军推荐，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1925年1月成为黄埔三期正式学员。1934年，父亲由杨虎城保送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1937年9月毕业，由蒋介石亲自主持颁发毕业证。父亲因毕业考试成绩第一，被大家称作“武状元”，推举为毕业生代表，上台接受蒋介石颁发文凭。三天后父亲便接到蒋介石的委任状，被任命为军委会少将高参，派驻汤恩伯部联络官。父亲拒绝了蒋介石的任命，仍回西北军旧部。当时，杨虎城将军因西安事变已被迫出国。经38军军长兼陕西省主席孙蔚如安排，父亲先后任第38军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陕西省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长、中央军校第7分队总队长等职。
1940年5月，父亲出任陆军暂编第15师师长，奉命带领队伍奔赴抗日前线。当队伍开到黄河边执行防务任务时，父亲发现有些军官在搞走私贩毒，为整肃军纪，扣押了为首的一个团长。因这个团长是胡宗南安插的人，1941年10月胡反诬父亲“走私”，向蒋介石密告，将父亲押至重庆关押。此案报到军事委员会执法总监部，经过核查，实属“莫须有”。由于不敢得罪胡宗南，只好草草判处几年徒刑结案。结案签呈送到蒋介石那里，因父亲是西北军杨虎城的部下，而且还是“杨虎城的外甥”，蒋为诛除异己不由分说大笔一挥，当即批示“枪决”。多亏韩兆鄂（父亲的老师，时任第4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主任）、韩练成（父亲陆大时的同学）多方奔走，最后找到冯玉祥将军，在冯玉祥面见蒋介石力保说情下，才得以死里逃生，改判为13年徒刑。
1943年12月，父亲在知名人士郭寄峤、鹿钟麟鼎力担保下，出狱就医。1945年3月，经陆军大学将官班主任章培出面，以调服劳役的名义安排到陆军大学任兵学教官和将官班副主任，后经陆大报请免除余刑，才得以恢复自由身。
出狱后，父亲立即经由韩兆鄂、郭则沉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当时的第三党，即农工党前身）。1945年初，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宴请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章伯钧、韩兆鄂、郭则沉等，父亲也应邀参加。在宴会交谈中，周恩来精辟的谈话和他那崇高而亲切的形象，给父亲留下了至深的印象。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期间，父亲又在章伯钧的安排下，会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军人党员杨子恒、李如苍等宴请了叶剑英将军。
肩负使命 虎穴卧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