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大的家产仿佛金丝编织的外衣一样披在这位富翁的身上。人们曾经拿他的特殊的生活起居为笑柄，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提这陈旧的话柄了。葛朗台先生的一言一行如今成为人们辨别是非的规范。人人都像自然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作用那样研究葛朗台，他说什么话，穿什么衣裳，他的一举一动，乃至于眨眨眼睛，都成为当地的金科玉律；并能从他最细微的动作表情中发现深邃而无言的智慧。
葛朗台老爹戴皮手套了。人们说：“今年冬天一定很冷”“赶紧摘葡萄吧”。葛朗台老爹又买进大批板材，今年酒的产量一定可观。葛朗台先生家里从来不买肉和面包。他的佃户每星期给他送来足够的食品：阉鸡、母鸡、鸡蛋、黄油和小麦，都是用来抵租的。他有一所磨坊，租用磨坊的人不但亲自登门拿小麦去磨，然后给他送回麸皮和面粉，而且缴纳租金。
有个大高个娜农，是他们家的一个老妈子，尽管她上了年纪，每逢周末还亲自做一家人吃用的面包。租他菜园的菜农，要给他们供应蔬菜。至于水果，他的果园收获之多，以致很多水果要到市场去出售。田园四周作为篱垣的矮树或烂掉一半的老树上锯下来的木材，是给家里取暖的。佃户们把乱枝截成一段一段，用小车运进城，给他在柴房里堆好，只讨他说声谢谢。他的开支，众所周知，就是一家人的餐费，教堂座位的租金及妻子和女儿的衣着花销，还有大高个娜农的工钱，买灯烛、给锅子镀锡、纳税、房屋修缮和作物种植等方面的费用。
最近有一片三百六十多公顷的树林被他买下来了，他答应付代管费，要一位临近的居民代管。他之所以能吃上野味也是因为购置了这片树林，老先生平日生活不是很讲究，话不多，表达自己的想法，通常只用一些简短的句子。每逢必须长篇大论或探讨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马上会结结巴巴、含糊其辞，弄得听的人很吃力，最后还是听不懂。这种口齿不清、前言不搭后语、思路凌乱的废话连篇，缺乏起码的逻辑，人家以为是他缺乏教育所致，其实他是装出来的。从大革命时代他出头露面的时候起，他就这样假装。在我们下面的故事中，有些情节足以说明这一点。
每遇到生活难题和商业难题要他应对，要他解决时，他惯于搬出四句像代数公式一样准确的口诀，说：“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等着瞧吧。”他从来不说“是”或“不是”，他从来也不会白纸黑字写什么。有人跟他说话，他只是右手托住下巴颏儿，肘弯支在左手背上冷冷地听着；无论什么事，他拿准主意之后就决不反悔。哪怕一笔微不足道的生意，他都要盘算半天。当他的对手经过一番钩心斗角的谈判，自以为没有露出半点口风，而其实已经被他摸清底细，他却回答说：“这事我得跟内人商量商量，现在不能作出决定。”他的妻子在生意上是他最合适的挡箭牌，也早已给他压迫得成了百依百顺的奴隶。
他从不上别人家去做客，也从不请客吃饭。他从不大声喧哗，仿佛什么都节俭，连动作都力求省劲儿。他决不乱动别人的东西。尽管他说起话来细声细气，举止稳重，箍桶匠的谈吐和习惯仍不免有所流露，尤其是在家里，不像在别的地方那样因顾忌而克制自己。
体格方面，他身高五尺，胖且结实，腿肚子的围长足有一尺，膝盖骨鼓溜溜地像个大结，肩膀宽阔；圆脸，皮色乌亮，布满了小麻点，下巴笔直，嘴唇没有一点儿曲线，牙齿雪白，长着一双透出阴险冷酷的眼睛，像是要吃人，老百姓称之为蛇眼；脑门上被密布的皱纹堆起一道道颇具奥妙的横肉，他发黄变灰的头发被不知深浅的青年人称做“雪里藏金”；他的鼻尖肥大，顶着一颗布满血丝的肉瘤，有人非常有道理地说这里面包藏着“一团刁钻的主意”。这副长相显示出他的阴险的精细、从不感情用事的清正和自私自利。他的感情只专注于吝啬的乐趣和对女儿欧也妮的爱怜，她是他唯一的继承人，是他心目中真正疼爱的宝贝。
他的言谈举止，甚至于走路的步态，总之，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出一种自信，由于事业上始终一帆风顺而养成的一种自信的习惯。尽管表面平易近人，葛朗台先生却有一股铁石般的硬脾气深入骨髓。
他的衣着始终如一，一七九一年是什么装束，今天还是什么装束。结实的鞋子，鞋带也是皮的；一双毛料袜子可以穿一年四季，一条栗壳色粗呢短裤，在膝盖下面扣上银箍，黄褐两色交替的条绒背心，纽扣一直扣到下巴颏；外面套一件衣襟宽大的栗壳色上衣，脖子上系一条黑色的领带，头上戴一顶宽边教士帽。他的手套跟警察的手套一样结实，要用到一年零八个月之后才更换，为了保持干净。他总以一种形成定规的动作，把手套放在帽檐的同一个部位。
索缪城里的人对这位人物的底细，也就知道这些了。
三、小姐的婚事
在这个城里只有六位居民有资格出入葛朗台的府邸。克吕旭先生的侄子是前三位中最起眼的人物。这位青年是索缪初级法庭的庭长。当上庭长之后，他在克吕旭的姓名之后，又加上了蓬丰这一名称，而且想让蓬丰的名声超过克吕旭，从那以后克·特·蓬丰成了他的签名。辩护律师一旦冒失地照旧叫他克吕旭先生，出庭时马上就会后悔自己不该那么叫。凡是称他庭长先生的人都能得到他的庇护，他喜欢别人叫他特·蓬丰先生。这位庭长先生三十二岁，有一处年收入七千法郎，名叫蓬丰的地产；他还有两位叔叔，一位是克吕旭公证人，另一位是克吕旭神父，据说这两人都相当有钱，他在等着继承他们的遗产。这三位克吕旭跟从前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家族一样，靠许多本家弟兄撑腰，外加同城里沾亲带故的二十来家，俨然结成一个私党；而且同梅迪契家族有帕齐家族这个宿敌一样，克吕旭叔侄也有自己的对头。
特·格拉珊太太的儿子——阿道尔夫，今年二十三岁，常热心地来陪葛朗台太太打牌，走动很勤。特·格拉珊太太希望自己心爱的儿子能同欧也妮小姐结亲。银行家特·格拉珊先生暗中不断地给老财迷一些好处，竭力促成妻子的远谋，决战的关头总能及时赶到前线。这三位格拉珊也有自己的同伙、本家弟兄和忠实的盟友。在克吕旭这一方，智囊是神父，由当公证人的兄弟全力支持，激烈地同银行家的太太争地盘，力图把葛朗台的大笔遗产留给自己的侄儿庭长。克吕旭和格拉珊两家明争暗头的目标，就是欧也妮·葛朗台小姐的嫁妆。这事在索缪城里谁都知道。
葛朗台小姐会嫁给谁呢？是庭长先生呢，还是阿道尔夫·特·格拉珊？各有各的说法。有些人的答案是：葛朗台先生既不会把女儿许配给庭长，也不会把女儿许配给特·格拉珊少爷。他们说，老箍桶匠野心大得很，要找个贵族院的议员当女婿，凭着一年三十万法郎的收入当陪嫁，谁还计较葛朗台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酒桶生意？另一些人则反驳说，特·格拉珊本来就是贵族世家，有钱有势，阿道尔夫又是一表人才，除非葛朗台身边有教皇的侄儿在向他求亲，跟这样的人家联姻他一定心满意足。他毕竟是个白丁，索缪城里谁没有见过他拿着削木刀做酒桶？况且他还戴过“红帽子”，更有心计的人提醒说。克吕旭·特·蓬丰先生随时都能出入葛朗台家，而他的对头只有星期天才能上门。一派人认为特·格拉珊太太同葛朗台家的女眷关系密切，胜过克吕旭叔侄，时间久了她会说服葛朗台母女，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派却回答说，克吕旭神父是天下最巧于辞令的人，女人和僧侣斗法，正好势均力敌，用索缪城里一位出言俏皮的人的话来说：“他们是旗鼓相当。”
据当地更谙内情的老人们的看法，像葛朗台老爹那样精明的人，绝不会让家产落到外人的手里，葛朗台先生有个兄弟在巴黎做葡萄酒批发生意，做得很成功。索缪的欧也妮·葛朗台小姐只可能嫁给在巴黎的葛朗台先生的儿子。对于这一看法，克吕旭派和格拉珊派异口同声地反对：“首先，葛朗台老哥儿俩三十年来不怎么见面。其次，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对儿子抱有很高的期望。他本人是巴黎城里的一区之长兼议员，又是国民卫队的上校，商务法庭的法官。他不承认索缪的葛朗台同他是本家，只妄想同拿破仑宠信的哪个公侯之家联姻结亲。”方圆七八十里，甚至在从安茹到布卢瓦的驿车里，人们七嘴八舌，谈论起这位富家独生女的亲事来，什么样的说法都有。一八一八年初，克吕旭派一度明显地占了格拉珊派的上风。
年轻的特·弗洛瓦丰侯爵由于急需现款，计划卖掉价值三百万法郎的地产，包括花园、豪宅、田庄、河流、池塘、森林。在党羽的帮助下，克吕旭公证人、克吕旭庭长和克吕旭神父，想尽了办法不让侯爵分段出售地产。公证人劝说侯爵：如果分段出售，一定得同买地产的人打很多次官司才能收齐他们应付的款项；还不如卖给葛朗台先生一个人，他买得起，而且还能付现钱。最后，公证人同侯爵做成这笔皆大欢喜的生意。于是好一片风光美丽的侯爵封地，被吞进葛朗台先生的血盆大口。索缪城的居民看到葛朗台先生办完手续，就一次性付清了钱款，没有人不感到惊讶。这件事一直传播到南特和奥尔良。葛朗台先生以主人的身份，到弗洛瓦丰察看新置的产业。他看了一遍之后，返回索缪城，认为这一笔投资等于放了一笔利息五厘的贷款，并立刻萌生一个宏伟的设想，扩展这片侯爵领地，打算把他的全部家当都归并到这片地产上来。把几乎已经掏空的金库重新填满，然后他决定把他的树木森林全都砍平，把草场上种植的白杨也都当木材卖掉。
四、葛朗台府邸
别人称葛朗台先生的家叫府邸，现在你总该知道为什么这样叫了吧。这房屋坐落在城区的上部，坍塌的城墙脚下，惨淡无光，阴森森、静悄悄、黑漆漆的。大门的支柱和支柱间的拱顶，跟房屋一样，是用凝灰岩砌成的。那是卢瓦尔河边特产的一种白石，质地松软，一般用不到二百年就不行了。春夏秋冬、严寒酷暑给门洞的拱楣、侧壁凿出无数大小不一、形状古怪的洞眼，表面看去就像法兰西建筑常见的那种蛀蚀斑斑的石料，又有几分监狱大门的模样。在门楣的上方，有一长条硬石浮雕，通体发黑。图案代表一年四季，形象已经剥蚀，浮雕上面有一条接缝的石板，突出在外，上面凌乱地长着些野草，黄色的苦菊，野牵牛花，旋复花，车前草，还有一株小小的樱桃树，已经相当高了。大门是用整块橡木板做的，褐色的，现在已经有很多干裂的缝隙，表面上看单薄，实际上很结实，上面有几个图案，是由一排排对称的钉子组成的。有一个独扇大门，在大门的中央，被装上一个像铁栅栏一样的四方门眼，铁条排得很密，不但生锈，而且发红。像是为门锤提供装置的理由，这门锤由一个铁环吊在门上，锤头正好敲在一颗大钉的头上，那上面刻着一张扮鬼脸的面孔。锤头是长圆形的，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锤头跟我们老祖宗称之为傻瓜脑袋的钟锤差不多；好稽古的人倘若仔细打量，或许会发现这锤头上还留有当初的丑角形象的痕迹，只是月久年深，花纹早已磨平。装上铁栅的门眼在内乱不止的年月本来是用来张望访客的；如今爱东张西望的人可以从中看到，在幽暗发绿的拱顶的尽头，有几级七零八落的台阶，通往一个厚墙围住的花园。潮湿的墙面到处是淋漓的水迹和一簇簇野生的小树，倒也别有情致。这墙原先是城墙，邻近几家的花园就筑在城墙上面。
这排房子中最好的房间是客厅，客厅的进口就对着大门。在安茹、都兰、贝里等地的小城中，客厅是非常重要的，外地人是不会明白的。它有很多用途，是穿堂、沙龙、书房、上房和饭厅，是家庭生活的中心，公用的起居室。当地的理发师一年到葛朗台先生家给他理发两次；佃户、本堂神父、县长、磨坊伙计登门的时候，也是在这里受到接待。这间屋子靠街边那侧有两扇窗户，地上铺着地板，四壁有从上到下铺满整个墙壁的灰色护墙板，而且镶嵌着一条条老式的分割线；顶上的梁木露在外面，也漆成灰色，梁木间的楼板填上白色的棉垫，现在早已经发黄了。壁炉架是用刻工粗糙的白石面料点缀的，一座镶嵌了螺钿花纹的老式黄铜时钟立在上面，一面发出绿光的镜子被挂在壁炉架的上方，边缘削成显示厚度的斜面，把镜子的反光射到哥特式的镂花钢框的四周。在壁炉两边各有一座金光闪闪的黄铜烛台，底座是铜花黯淡的大理石，托盘是玫瑰花瓣的形状，这只有节日使用。平时，把玫瑰花瓣的托盘拿掉，就可以当做烛台居家使用。
老式的座椅包着花布，图案内容是拉封丹的寓言，不过不知底细的人看不出上面的主题，原来，因为颜色褪尽，而且补丁缀着补丁，图案已很难看清。房间的四角放着酒柜之类的角橱，角橱上面还有几层油腻的隔板。放在两扇窗户之间的空当里的是一张旧的细木镶嵌的牌桌，桌面上画有棋盘。一只椭圆形的晴雨表被摆在桌子上方的墙上，黑框四周点缀着金漆的木刻花边，只是时间长了苍蝇肆无忌惮地落在上面，金漆被蹭得几乎没有了。壁炉对面的墙上挂着两幅水粉肖像，一个是葛朗台太太的外公特·拉倍特里埃先生，身穿法兰西卫队中尉衔军官制服，另一个是已故的让蒂叶夫人，装扮成古装的牧女。两扇窗户都挂着窗帘，用的是图尔出产的红色绸缎，两边由大坠子的黄丝带吊起。这种奢华的装潢同葛朗台家的习惯很不协调，原来这些都是买进这所房屋时就有的；还有镜框、座钟、软垫家具和粉红色的角柜，也都是连房屋一起买下的。
离门最近的那个窗户跟前，放着一把草垫椅子，椅腿下面加了垫板，好让葛朗台太太坐着能看见街上的行人。窗下的空间放了一张桃木针线桌，在针线桌边上就放着欧也妮·葛朗台坐的小椅子。从四月春暖时起，到十一月冬季降临时止，母女俩天天就在这里安静地做着活计，母女俩缝制全家的内衣和被服，整天像女工一样操劳；即使欧也妮想替母亲绣一条挑花领子，也只能利用自己的睡眠时间，而且还得设法骗取父亲的蜡烛。多年来，老财迷总是亲自分发蜡烛给女儿和娜农使用，同样，日常消费的面包和其他物品，也都由他在早晨分发。十五年来，年年如此。直到十一月初，她们才可以坐到壁炉前做活。葛朗台先生规定只有在十一月初一到三月三十日之间才允许客厅里生火，只要一到三月三十一日就得熄火，他根本不考虑春寒和秋凉。所以大高个娜农只有设法从厨房炉膛里掏出她有意保留下来的木炭，放进烤火炉，让太太小姐抵御初春和深秋时节早晚的寒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