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严格要求后代以艰苦奋斗为本的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在与其子女李讷的多次交谈中，我发现她讲起父亲，最深刻的印象也是这一点：“父亲没给我们留下什么钱，也没有留下什么‘官’；他只给我们留了四个字：艰苦奋斗。小的时候我们也不理解，但是大了，到了现在，才渐渐懂了他的意思：钱再多，会有花光的时候，官做得再大，也有到头的时候，只有艰苦奋斗这四个字一辈子也用不完。这也才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对我们那样严格，其实他是爱我们的……”
惊动中南海的两只“虎”
尽管“三反”、“五反”风起云涌，各地每天都有案情报到薄一波那里，薄一波转呈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卷宗也不少。但真正动人心魂的还是杀了天津的两只“大虎”。
据初步统计，北京市属各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人员中，已发现贪污分子650人，贪污总额15亿元。贪污分子中公安部门占112名，共产党员占105名，老干部占79名。
天津市12个公安分局中，仅一个分局就因受贿赂而将674个反革命分子释放或取消管制，其干部、警士受过3514户商家的贿赂；陕西省纪委一年半时间处理了犯贪污蜕化错误的党员1400余人；华东区人民监察委员会从1950年6月到1951年11月统计，因个人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即达124亿元。华东区直接处理的179件贪污案涉及615名罪犯中，有老干部126人，共产党员116人；南昌市税务局60人集体贪污。一个粮食局长贪污20万斤大米，从其老婆鞋底即查出12两黄金。江西有一个区的区长、区委书记、派出所长集体嫖娼。一建筑公司开幕时请客70桌，唱戏7天。不少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竞相攀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艰苦奋斗者反被讥笑为“牛列主义”……（石玉新等文章：《共和国反腐败第一案》）上述种种，不禁使人联想到今日，当改革大潮扑面而来，许多共产党人湿了“鞋”，其情景与当年何等相似乃尔！
毛泽东痛心，愤慨，焦虑。
刘、张的罪行早就激起了当地群众和干部的不满。1951年10月，天津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向河北省组织部揭发了刘、张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委立即展开了调查。根据他们的罪行事实，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依法逮捕刘、张二人。
并请示华北局，华北局讨论后报请周恩来批准，周恩来签字同意。11月29日上午，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张子善；12月2日，刘青山从国外访问回国后立即逮捕归案。12月4日，河北省委报请华北局批准，做出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
河北省委会同天津市委，对刘、张贪污一案进行调查、侦讯，于12月14日提出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借取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华北局研究后，向中央提出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当毛泽东的目光再一次盯在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材料上，他几乎是震怒了。
刘、张二人在进城后就成了毛泽东所预言的那种人。进城后，他们公开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他们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克扣救济灾民款、干部家属救济款、地方粮款、民工供应粮等共计171亿元（旧币），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他们勾结奸商，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曾以49亿元巨款倒卖钢材，使国家蒙受21亿元损失。为了从东北盗购木材，他们不顾灾民疾苦，占用4亿元救灾款，并派人冒充军官进行倒买倒卖。另外，他们以高薪诱聘国营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在兴建潮白河、海河等工程中，盘剥民工，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从中渔利22亿元。他们生活腐化堕落，挥霍大量金钱。刘青山吸毒成瘾，借口有病，长期不工作，但对吃的大有“学问”。山珍海味也有吃腻的时候，刘青山异想天开地要吃“没有韭菜但有韭菜味的饺子”。炊事员为难，恐怕“狗不理”、“鸭子楼”的名厨也做不出来这种水饺。炊事员也算急中生智，将猪肉、虾仁、炒鸡蛋和白菜心剁烂搅馅，包时每个饺子里放几根洗净挑好的茎粗叶宽的韭菜，茎根包在饺子皮褶外，捏好后下锅，煮熟后捞出，趁热捏住露在外面的韭菜，将包在饺子里的韭菜叶一起抽出来。这种饺子才合了刘青山的心意。张子善为了逃避罪责，曾一次焚毁单据300多张。他们还把自己负责的地区视为个人的天下，说天津地区党内只能有“一个领袖”、“一个头”。在工作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欺上压下，独断专行。被捕前，刘青山任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为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
毛泽东在总体把握这类事情上，一向是教育为主，不主张打击面过宽；能不杀尽量不杀。在他与周恩来及刘少奇、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议论时，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对那些所谓“手上不干净”的，还应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调查核实，实事求是地分别对待，以免整错、杀错。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周恩来赞成枪毙刘、张二犯。
毛泽东不但赞成，而且决心不可动摇：“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但是在执行前，他仍不放心，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1952年12月下旬，党中央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二犯量刑的意见。当时地委在家的8位委员一致同意处以死刑。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
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有535人，同意判处死缓的有8人，同意判处无期徒刑的有3人，同意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有536人，同意判处死缓的有7人，同意判处无期徒刑的有3人，同意判处有期徒刑的有6人。绝大多数人同意判处死刑。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后，根据这些材料，又请民主人士发表意见，做出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本人全部财产。
在天津，有人找过市委书记黄敬。黄敬想找毛泽东说情。因为，刘、张解放前曾在他手下工作过，是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他知道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应当判重刑。但他们都曾被国民党政府抓进监牢，都宁死不屈，在战争年代也曾出生入死，在干部中也有很大影响，是否能给他们一个改造自新的机会，不要枪毙。当年，刘青山36岁，张子善38岁，都还年轻。
黄敬是浙江人，领导过北平的一二·九运动，担任过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和晋察冀的党委副书记，是党内有名望的人物，周恩来自然十分熟悉。他听到黄敬要来北京说情的风声，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了解黄敬，不仅因为黄敬现在是天津市委书记，也知道黄敬在青岛大学与江青同过学，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不过那时候，黄敬不叫黄敬，叫俞启威；江青也不叫江青，叫李云鹤，都是进步青年。毛泽东不希望黄敬因为刘、张之事再找江青，或找他。他明确告诉周恩来：“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
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一天，毛泽东又收到一封为刘、张求情的信，他把信交给叶子龙，要他转交有关负责人。毛泽东问叶子龙：“还记得黄克功吗？”
叶子龙说记得。那是抗战初期，延安发生的十分轰动的一件事。毛泽东亲自批准处决了因恋爱不成报复杀人的黄克功。
毛泽东接着说：“刘青山、张子善同黄克功一样的，他们都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做资产阶级的俘虏，不想为人民服务，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人民。这样的人不除，我们就不是共产党了！”
有了这番话，黄敬不便再找毛泽东。
但经周恩来之手，中央的一纸电文到达河北省委，要求他们妥善安排二犯后事。省委决定了几条措施，交代与行刑人员及善后单位执行：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二、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三、二犯之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四、二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宣判大会是在保定体育场进行的；而后押赴东关大校场执行枪决。两声枪响，惊起旷野一丛丛寒鸦。也可以说，这两声枪响，穿越了40年的空间，至今仍在人们的记忆中回荡。人们说：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值！
枪响之后，人民在深思，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在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