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传闻不断，使馆有些同志变得“草木皆兵”。有消息说，地方反政府军要进攻雅加达，在官邸的同志都“武装”起来，有的拿菜刀，有的拿棍子，严阵以待。
“克什米尔公主号”没有炸死周恩来，大批特工人员随即混入印尼，准备执行代号为“1”的谋杀周恩来的计划。
周恩来临行嘱托
1954年11月中旬，黄镇和分娩刚满月的朱霖抵达广州，住在爱群大厦。正在广州的周恩来总理特地派车将他俩接去见面。
珠岛宾馆是国家领导人经常下榻的地方。宾馆外部高雅，内部朴素大方，既没有富丽堂皇的西洋摆设，又没有中国古典镂空家具。
汽车停在楼下正门旁边新绿的菩提树下。秘书把他们领进周恩来居住的房间。
“准备得怎么样？”周恩来蓦地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黄镇。黄镇这时发现，周恩来特有的浓眉和大眼下面出现了黑影，那是睡觉少的缘故。他把学习方针政策和工作打算一一汇报。
周恩来静默不语，专心致志地听着。
“好，就这样吧。”周恩来听后，点点头说，“印尼是东南亚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它与你们过去呆过的匈牙利不一样，情况和工作条件可能是复杂些，希望你们到任后很快开展工作。”
周恩来稍一思索，补充道：“印尼的局势还不十分安定，不时发生地方叛乱，台湾国民党分子也很活跃，你们去了要特别注意安全保卫。”
他发现他俩都一本正经地坐着，便指着茶几上的一盘柚子，随和地说：“你们怎么不吃呀？”没等朱霖动手，他就拿起一块，剥了皮递给她。说道：“你要很好地协助黄镇同志把工作搞好，他的担子不轻。”
“我看了有关苏加诺的情况，我想我应该把他看作我的工作重点。”黄镇吃完一瓣柚子，把籽儿移进小碟，擦着手说。
周恩来肯定地点了点头：“他是一个爱国者，印尼的民族领袖。相信你们一定会成为他的好朋友。”他顿了一下说，“要注意做好各党派、各方面人士的友好工作，他们对我们还不很了解。战后亚非形势发展很快，总的来说，是向着好的方面发展，亚非人民已逐渐觉醒起来。当然，有些国家要取得真正的独立还需努力，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向他们学习……”周恩来亲切地和他们握手，送他们到门口，然后完全朋友式地向他们说：“去呼吸呼吸热带空气吧。”
他们从香港乘坐荷兰“芝利华”万吨客轮出发了。
黄镇面对大海，站在甲板上，一望无际的海水被太阳的火焰炙烤着。风浪很大，波峰像隐藏在森林里的野兽在咆哮，显得孤傲，令人惊叹，同时又使人感到神秘，不可探测。天黑了，空气在日落的余晖中颤抖，微微抹上一层紫红色。大海的潮气，夹着一股咸味，吹过甲板，使人感到清爽。朱霖是第一次坐船，她站在甲板上向远方眺望……6天之后，丹绒不碌港突然出现在眼前。印尼外交部礼宾司长和中国使馆临时代办钟庆发带领使馆人员登船迎接。他们在挥动花束的欢迎人群里走动，黄镇开始被这地方迷人的景色打动了———热带丛林式的绚烂色彩、衬着蓝绿色的海洋，空中有一股慵倦乏力的气息，同他以前工作地点的那种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气氛迥然不同。他赞叹这里的确是“赤道上的翡翠”。说真的，由广州经香港到印尼的6天航程，疲惫已经在他心里渐渐淡忘了。在他眼前，是他负责的新地区，是470多万还莫测高深的人们的家乡，也是他自己的新生活———多姿多彩的雅加达哟！
大使馆“草木皆兵”
印尼的局势并不像岛上的风景那样宜人。当黄镇大使拜会了苏加诺总统后，报界立即做出了不同反应：
《新报》社社长感到欣慰：印尼政府对新中国采取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已大有转变……
国会议员拉苏娜·塞德夫人面露微笑；苏加诺总统有心要搞好印中关系，哈达副总统也无意要搞坏印中关系……一家大报则在短论中提到：“共产主义的俄国30多年以来都没有能够处理好跟具有宗教信仰国家的关系，难道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共产党国家能和邻国和睦相处？除非真主保佑，按照真主旨意办事！”
还有一家报纸威胁道：“不要把冷战带到印尼来！”
台湾国民党方面，则连发了3个严重抗议……有消息说，台湾军方已把共产党使馆作为破坏目标！
当他们去拜会苏联驻印尼大使茹可夫夫妇时，这种不安宁的印象变得更加深刻了。
茹可夫把一只装着金黄烟丝的烟盒递给黄镇，黄镇示意不吸烟。茹可夫自己握着一只斯大林式的烟斗，吱吱地吸得烟锅一闪一闪。他瞅着黄镇说：“同志呀，台湾国民党很活跃，处在印尼这个动荡的社会，你们要做好各种准备。”
黄镇点了点头。
茹可夫突然弯下腰来，望着地毯，眼圈泛起一层红晕：“我们建国初期不太注意，好几个大使为此牺牲。例如，大使的办公室不能设在临街的楼上。我们曾有一位大使坐在窗前办公，被敌人的枪弹打中，就死在办公桌上。”
茹可夫把手放在粗大的门把上，用力一关，门后出现坚固的铁栅栏。他告诉中国大使：“增加点保卫设施，起码能抵挡一阵，拖延时间，以便迅速得到印尼政府的支援。”
黄镇回到使馆，和参赞们一商量，决定加固机要室，建造个钢筋水泥的档案室，把使馆和宿舍都装上铁门、铁窗，并要打一口井，买台发电机，如有意外，也好抵挡一阵。
干活的时候，使馆上下一齐动手。黄镇和刚从大学毕业的随员刘丰强搭伴，从楼下往上抬铁窗。小刘步履蹒跚，汗水顺着两鬓往下流，嘴里叨叨：“这印尼的天气热死个人！”
黄镇让他把铁窗靠在墙上，歇一会儿。他自己也擦着额上的汗，逗笑着：
“你这个小青年还不如我这个老头子！”
刘丰强坐在砖头上直喘气：“我是饿、饿了。”
黄镇想起件什么事，偏着头问道：“你们随员伙食可以吃得好点嘛，我怎么总看不见你吃好菜呀？”
刘丰强抹着头上的汗：“我出身贫苦，吃饱就觉得很满足了，再说省点……”
“攒钱这个事嘛，看起来不错。”黄镇把刘丰强拉到窗子旁边，推心置腹地说，“但这种思想发展下去，也会走上邪路，你信不信？国家让我们在国外工作的人员生活好些，保持健康的身体、充沛的工作精力，个个吃得红光满面，这是代表我们国家的面貌，面黄肌瘦的，能说国家富强？这和你的名字可不相称，丰润才显富强嘛！”
刘丰强仿佛陷入了深思。别看大使劳动时脱掉外套里面缝缝补补，可会见外宾时总刮干净脸，擦亮皮鞋，收拾得整整齐齐，显出一派优雅的外交官风度。
“另外，寄往国内的安家费，不能太多。”黄镇低声加了一句。“当然少了也不够，多了影响不好。”
两人说话的当儿，收发把一份大宗文件送来。刘丰强拍拍手上的灰土收下。
这时，大使又问他：“对印尼华侨的双重国籍，我国政府的态度是什么？”
刘丰强低下皱纹不多的脑门，摇摇头。
“给我的文件里不是都写着吗？”黄镇问。
刘丰强摸摸脑袋：“上面写着‘大使亲阅件’，我不能看。”
“哎，”黄镇拍拍他的背，“你既兼任我的机要秘书，内容都可以看。理解不了的，可随时来找我。”他又指指刘丰强手中的文件袋说：“晚间一定要把文件、保密本放在保密包内，统统集中到钢筋水泥的档案室里，白天办公时再拿出来。
这样，夜里遇到什么情况，就不用担心文件的事了。”
保密设施安装停当，黄镇松了口气。他拿出笔墨砚台，铺开宣纸，开始作画。他猫着腰，手中执着画笔，让墨迹在宣纸上恣肆地挥洒。随着身子在桌边不停地摆动，好像人沉醉在云里雾里，周围的世界都已不复存在……他画了几幅墨竹、梅、小鹿……旷日不画，手生了。他看得自己直摇头，便写上“一塌糊涂”
几个字，揉成一团扔进纸篓。他出屋去透透空气。在门口，看见一个印尼工人正在倒垃圾，黄镇便上前打招呼。
垃圾工人尴尬地笑笑，推着车要走。
黄镇看见垃圾车上装了一箩筐，装满了从使馆捡来的纸。黄镇心想，莫非这个工人生活拮据，要靠这些废纸换钱养家？他摸遍身上，找出几个印尼盾给垃圾工人。垃圾工人推辞几番，收了钱，感激地推着车就要走。黄镇想起扔掉的那些画稿莫非也在箩筐里，就用手去扒，奇怪的是一张也没有，可垃圾工人随着黄镇的举动，却愈发紧张起来，额头上都流下了大汗珠。直到黄镇拍拍两手，朝他笑笑，他神色慌张地拔腿就走……
黄镇信步来到传达室，跟看门的小周说道：“你要注意进出的人员，特别是这个垃圾工人，他的举动有些反常。”
小周低头答应了一声。
黄镇满腹狐疑地瞅了小周一眼，这才发现这位年轻小伙子头发乱蓬蓬的，毛茬茬的连鬓胡像茅草一样长，两颊陷了进去，腮帮突了出来，整个脸面瘦了一圈。
小周被黄镇奇异的目光盯得局促起来。
“小周啊，我这个‘老头儿’脸上都刮得干干净净，你怎么反而留起胡须来啦？”
小周不言语。黄镇在他对面坐下，又一遍遍地询问着。小周被问急了，脱口而出：“我是热血有志的华侨青年，到使馆是要干一番事业的，可，可竟当了……看门狗！”
“你这个态度就不对了。”黄镇拍拍他的膝盖。他知道小周当时特别想当翻译，“你要把眼光放远点。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工作开展很快，印尼朋友、华侨、华人找到使馆来的不少，必须有一位懂得当地语言、熟悉当地情况，又能及时反映新中国精神面貌的同志，你不是最合适的吗？这比当翻译还重要。人家找上门来，顺利地沟通了情况，解决了问题，也就扩大了新中国的政治影响，你说你这个工作重要不？”
小周大约想起了自己的角色，随即把身子挺直，精神好些了，眼光也比较明净。
从此，小周严密注视那个垃圾工，可他再没有出现。有消息说，这个垃圾工人是美蒋特务指派的，要他把从使馆捡来的废纸都送去，说好给他多少钱，可他送了几次，并没得到赏钱。不知是气愤还是害怕，他不再来了，而且向别人道出了实情。
黄镇听到消息，一拍脑瓜：“嘿，我们的废纸对敌人也是有用的。”使馆很快垒了一个烧废纸的炉子，定期把清理的废纸烧掉，并要人守着直到烧尽为止。
有时黄镇也蹲在地上，用个树枝帮着公务员拨着纸烧。他一直纳闷：自己扔掉不少废画稿，怎么烧的时候只有几张？这个谜一直到1984年才解开：曾在印尼使馆工作的黎笑村拿来一叠画稿，请黄镇题写几个字。黄镇一看，是当年在印尼画的墨竹、伴鹿、双鹅……大为吃惊。原来黎笑村十分爱惜黄镇的字画，暗中交代公务员，烧前一定要交他看看，好的挑出来，一直收藏至今……
不久，先期到达印尼的陈叔亮参赞和夫人康岱沙得到一条重要消息，说有国民党特务混在某国使馆新闻处里，现在正策划绑架中国使馆人员。黄镇立即将这一敌情通报全馆人员，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上当，跟人家走。他并不大叫大嚷，却时而疾言厉色，时而哀婉动人，使说过的话让人难以忘记。使馆里顿时出现了提心吊胆的紧张气氛。
绑架的预谋开始了。使馆人员离开官邸去上班，就留下了小李看守房门。门铃响了，他探头一看，一个陌生人贴在铁栅栏门外，笑眯着眼，露出一口交错的犬牙，拿中国话亲热地喊着：“请你开门出来一下，我来看看你。”
来人冰冷的目光似乎暗示这个不速之客是位不好惹的人物。小李努力做出一副镇定自若的神态。
“你有何贵干？”
“我们是老乡啊，我们应该认识认识嘛！”
陌生人的声音低沉，有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说着，把手伸进栅栏，到处乱摸插销。
小李想上去扭住他的手，扫了一眼他的身后，发现还停着一辆小汽车，除司机外，车上还坐着一个人，都是贼眼溜溜，东张西望。小李一下子觉得毛骨悚然，可怕的噩梦在脑际浮现：绑架？！
他放弃了扭住那人的手的念头，大声说：“你走开，我不认识你。你再纠缠，我要叫人啦！”
陌生人露出一丝冷笑：“不要骗我啦，这里就你一个人！”他随手从口袋里抽出一大叠票子，递给小李。
小李一步跨到门旁，随手把两道铁门紧紧关上。
陌生人在门外敲着铁皮：“你快出来！不出来我们可要翻墙头啦……”
小李只顾用背顶着门———其实这样毫无作用，不过是为自己壮胆，也不知过了多久，门铃响了，还有敲门的声音：“小李，是我！快开门……”———是大使司机的声音！
他仿佛从噩梦中醒来，拉开大门，让大使那辆汽车开进来，这对小李来说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当大使问起他不开门的缘由时，他才觉出整个身体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发软：谢天谢地，总算安然无恙过来了。
黄镇点点头，一把拉起小李欲抬又止的手，说：“好，你没有受骗。如果绑架得逞，即使你表现得很坚强，他们也会捏造声明，说你叛变投靠了他们，那你就有口也说不清了，而且还会给国家造成坏影响。”
各种传闻不断，使馆有些同志变得“草木皆兵”。有消息说，地方反政府军要进攻雅加达，在官邸的同志都“武装”起来，有的拿菜刀，有的拿棍子，严阵以待。半夜又有消息说，叛军可能退回去了，大家方才和衣入睡。刚躺下，就听见院子里轰轰隆隆响了一阵，像是有人跳进了院子。跟随黄镇十来年的老战士、管理员靳皂群听到动静，一骨碌爬起来，推了一把同屋的翻译，抄起一根木棍子，到院子里转悠了一圈，发现是一根大树枝断了掉在院里。他丧气地回到屋里，一看屋里的情景，噗嗤笑出了声：只见那位翻译坐在床上，一手拿枕头护住胸，一手拿拖鞋护着头，浑身打颤。靳皂群憋住笑问他：“你怎么回事？”“我，我怕敌人打枪……”
“你这两样东西挡得住子弹？”靳皂群咯咯笑开了。
青年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也难怪他。经历过战争锻炼的人到了新环境，有时也难免出洋相。
当时，朱霖的神经也较紧张。
她和大使一开始单独住在使馆大厅楼上。房间里空空荡荡，天花板高高的。
到了半夜，她突然醒了，望着惨白的月色在窗帘上移动，脑子里空空如也，眼前出现的是一片从未见过的稀奇古怪的景象。突然，她看见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人影飘飘忽忽地进了屋。她瞪大眼睛望着，牙齿也咯咯作响。她急忙推醒黄镇，黄镇支起身子，朱霖用手朝床下指了指。可等了半天，也不见坏人出来。朱霖就摁亮手电，朝床底下乱照，什么也没有，她关了手电，回想着：“奇怪，我明明看见一个人钻到床底下……”
黄镇苦笑着说：“唉呀，我看你是发了癔症了吧！”
两个人忍不住大笑起来。
毛泽东认为陈毅“临事而惧”好
1954年9月，刚从华东调到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和早他两年从西南调来中央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坐在了中南海勤政殿里。大殿门口的两棵桂花树飘来阵阵馨香，吊灯撒下一片柔和的光线。两个四川老乡，又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平日相遇，总要海阔天空地聊上一阵，直聊得开怀大笑。今天当他们谈起正事的时候，话语里依然充满了川味的辛辣与幽默，不时响起爽朗与坦荡的笑声：
“中央准备派你率团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啊。”邓小平一边点烟一边说。
陈毅强忍着不吸烟，两手搭在胸前，拿鼻子吸着飘过来的烟味，漫不经心地说：“这没问题，我就远征一趟，故国重游，几时出发？”
“这你要问总理。”
“主席和中央还有什么具体要求没有？”
“这你也要问总理。”
“哎，小平同志，你哪个时候学会推三推四？”陈毅急急地问。
“总理总理，总而理之嘛。”邓小平开心地一笑，不紧不慢地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