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丰强到底年轻，实话实说：“是印尼友人、华侨送来请您签名、题字留念的手册……”他没说完，就看见黄镇大使冲他挤着眉毛直摇头，刘丰强知道“坏事”了。果不然，周恩来指着筐子说：“你拖过来我看看，快呀。”
刘丰强闹了个大红脸，后悔不迭，难为情地拖过来一筐。周恩来取出一本，打开，看了看，拧开钢笔就签字，签完一本又拿第二本，刘丰强无奈，只好蹲在周恩来座位旁边，一本本递给总理。当签到几十本时，刘丰强感到自己的腿都蹲麻了，总理一定手也酸了，执意说道：“太多了，反正今天是签不完了，等以后有机会再签吧！”说完，拖着筐子就走，周恩来还在举着笔喊……开完会，黄镇还是小声批评了刘丰强：“总理多么劳累啊，这不是增加了总理的负担吗，你就不应当拖过去。”
半夜12点多了，周恩来出来在楼上走廊上走了走。他看到许多同志睡在楼下长廊里，抬抬手说：“你们小心受了凉呀！”
这时，周恩来的卫士成元功找到朱霖，说：“邓大姐让告诉你一下，总理生活上没有什么特别要求。他最多就是爱吃点面条或者小包子之类的，吃点蔬菜，没有什么要求。”
朱霖眼角湿润了，沉沉地点点头。那时，她还不知道十几天前，周恩来忽然得了急性阑尾炎。手术之后，拆了线不久，他就来到了印尼，邓颖超十分挂念。
第二天，黄镇随代表团到了万隆。万隆是爪哇岛上的名胜。它坐落在半山坡上。由于海拔高，气候相当凉爽。荷兰人曾把它整治得很好。这里有舒适的大饭店，漂亮的公园和设备齐全的旅馆。这是苏加诺总统为同亚洲、非洲新独立国家的政府首脑举行历史性会晤而找到的最好地方。
会议开幕的时候，黄镇大使作为代表团代表，跟随周恩来、陈毅走进会场。
一眼望去，各种民族服装成了一片色彩的海洋。也门人裹着厚厚的长袍、别着腰刀，而菲律宾人则是长长的薄纱绣花衬衣，打着小领结；利比里亚和黄金海岸（加纳）人却把花绣在小帽上。说到帽子，更是五花八门：印尼人的小黑帽；土耳其人的小红帽；埃及人的白边红心帽……中国人的中山装；印度人的长袍褂，与讲台上的29杆旗帜遥相辉映。
会议开始后第三天（4月20日），大使馆收到一封信。馆员迅速将信送到黄镇手中，说：
“这是一封匿名信。”
“给我的匿名信？”黄镇伸手一攫，接过信件，拆开信封，把信纸摊开，念道：
敬启者：
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注意，中国国民党驻椰嘉达直属支部，于三月初旬奉台湾总统府之命组织二十八人之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将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周氏。
暗杀队于三月十日在红溪党部组成，参加者皆为前中国国民党逃亡印尼的中低级军官，每人皆持美国大使馆发给之无声手枪及印尼市二十万盾，事成后，每人加给二十万盾，打中周氏者加给四十万盾，本月十九日在红溪党部开最后一次会，将决定出发日期。
有关亚非会议地形，于本月一日至五日调查清楚，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通知治安当局把它一网打尽，保全周氏。
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六日
黄镇看完信，蓦地打了个寒噤，站起身来，忙把信递给陈毅。
陈毅看了信，吁了一口气，身子重重地落到椅子上，用锐利的目光巡扫着每一张面孔：黄镇、杨奇清、陈家康和警卫组的同志。他停顿了片刻，说道：“他们还要搞暗杀，你们先研究个意见。”
这几个人用他们训练有素，惯于跟欺骗、绑架、暗杀打交道的头脑默默地思索着，随时准备担当重要任务的执行者。黄镇的语气是惊愕、愤懑的，他使劲摇着黑折扇，鬓角还在流着涔涔汗水：“这个要向印尼提交备忘录。”
杨奇清脸色非常严肃：“我看一是向总理报告，二是加强随身警卫工作。”
他们走进总理房间，口述情况。周恩来手里拿着摊开的匿名信，台灯的光线投射在信纸上。他平静地把信纸折起来，塞回信封，眯起眼睛，注视着黄镇和杨奇清。
他们说完，周恩来沉吟了一刻，说道：“我同意递交备忘录。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尼政府负责，你们可以要求印尼政府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
黄镇和杨奇清领受了任务，子夜时分，乘车前往印尼总统卫士长办公室递交备忘录。然后直接约见总统卫士长，他当时也是亚非会议保安部门的负责人。黄镇要求他把匿名信的内容转告苏加诺总统和印尼政府，并加强警卫工作，以保证代表团的安全，同时说明已把使馆备忘录送交外交部。总统卫士长立即答应将于今夜或凌晨把情况转告苏加诺总统和阿里总理。他顺手抄起电话，打给警卫队，要他们加派巡逻队和武警到中国代表团驻地。
陈毅则在代表团内部紧急动员：“人人都做保卫工作，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随即，印尼政府派一名陆军上尉为随身安全官，护卫摩托7辆，由一名排长负责，专车司机是运输公司派的一名50多岁的老头儿。黄镇、杨奇清又给他们做了几条规定，一是团长的车工作完了要停在代表团驻地；二是司机和随身警卫白天工作完了原地休息，可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吃饭；三是其他人工作完了可以回去，严密、信任、关怀，使印尼工作人员和中国官员们配合默契。
等候中国总理发言的时刻
这期间，黄镇作为中国、印尼双重国籍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每隔一两天就得谈上大半天。当时我国在印尼的华侨约270万人，其中三分之二生长于印尼，具有双重国籍，他们在印尼从事的职业相当广泛，在政治和经济上对印尼都有一定影响。黄镇加紧谈判，要为周总理在出席万隆会议期间，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和印尼外长签署《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作好准备。
到三四月上旬，双重国籍谈判进入了审定条约条文阶段，谈判一直很顺利，只在拟就第11条条文时，就“正当”一词在双方文本的用字上有所反复，但很快也解决了。明天———4月22日，两国全权代表将签署条约，可是直到22日凌晨，对方还没有将印尼文本和中文本互换，黄镇急了……“都凌晨1点了，上午就要签字，会不会有什么变故？”黄镇抬腕看看表，终于焦急起来，前一天他被那封匿名信搅得心神不安。他怕再出现不测风云……“我看不会。”翻译陈丽水扶扶眼镜，说。
“你有什么根据么？”黄镇惊异地瞧了他一眼。
“我是华侨，印尼人的工作习惯我熟悉，他们一般不会食言，只是有时拖拉。”陈丽水说了这么一句，突然住了口。
“丽水啊，一般情况是这样，可现在是特殊时期，一件事不落实，将会牵动全局。”黄镇平静、含蓄而又十分自然地说。似乎是在和自己同年龄的人，或者甚至同年长于自己的人谈话，使年轻的陈丽水多少有些惊愕：“外交工作是非常细致、严肃的工作，不论谁都必须采取极端谨慎和负责的态度，一点也马虎不得。你再去看看，信息不灵通，那简直是瞎子摸鱼，闭塞眼睛捉麻雀。”
他一直看着陈丽水乘车疾驰而去。空气清新而带点凉意，一颗颗明亮的星星在明净的天空中照耀。有太多的往事放在他的心上，有时候他简直感到奇怪：坐着的菩萨坐一生，站着的菩萨站一生，他自己是天生的奔波命，如果有一天他不奔波了，他会不会又向往这种劳累？……汽车喇叭一响，他飞也似的赶过去看：不是。
透过夜晚的黑幕，从万隆的山坡望下去，千家万户这时都已入睡，只有偶尔几点灯火还在黑暗里闪耀着。
“大使，大使，我回来了！”陈丽水跨出车门，大喊起来。
黄镇连忙从台阶上跑下来，亲热地跑到陈丽水面前：“怎么样？”
“文本正在打印。”
“天亮前能送到吗？”
“能。”
黄镇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又叮嘱：“一小时后你再去催一次。”
往屋里走的工夫，他问陈丽水：“刚才送你那个人是谁？不要管我，把你的感觉讲讲。”
陈丽水一股脑儿讲了一大堆。
“很好。”黄镇稍微闭了一会儿眼睛，说道，“我再问你，你说他与秘书长熟悉，秘书长的手为什么会断呢？”
“抗荷时，做炸药给炸断的。”
“这个人过去做什么？现在对我们态度怎样？他谈话有什么习惯？有什么爱好？”
陈丽水一一作答。
22日凌晨4时，对方才把文本打印完毕。签字仪式前一小时，双方刚把两份文本装订完毕，加上火漆，盖上铜印，等候两国外交部长签署。黄镇让陈丽水先吃点早点，作好签字仪式上的翻译准备，马上赶到会场等候代表团。
周恩来总理也是行色匆匆。因为4月21日下午在亚非会议中出现了紧张场面。这事是由斯里兰卡总理哥特拉瓦拉的讲话引起的。他写了一张便条，向会议总主席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要求发言，谈谈殖民主义问题。得到同意之后，当他讲得起劲时，就提高了嗓门说，亚非会议也应该坚决谴责苏联对东欧各国进行的殖民主义统治。他的这一席话令人吃惊，引起哗然，在这之前，代表团团长们在发言中谈到这个问题时都比较克制，使用的是外交语言。尽管会议是秘密进行的，但会内引起的骚乱免不了要传到会场外去。有人私下议论说，哥特拉瓦拉总理的讲话是有意泄露出去，以便成为国际新闻界的“热门新闻”，特别是美国新闻界对此非常热衷。
阿里忧心忡忡。尼赫鲁则怒气冲冲。
周恩来没有要求当场答复哥特拉瓦拉总理，而要求第二天给他机会进行答辩，他只要求把斯里兰卡总理的讲话印发给每个代表团，以便仔细研究。下午6时30分，大多数代表已离开会场，哥特拉瓦拉和周恩来却还在会场里。尼赫鲁正和哥特拉瓦拉辩论得面红耳赤。周恩来向阿里走去，说道：“斯里兰卡总理讲话的意图是什么还不清楚。”阿里点点头：“你最好直接问问哥特拉瓦拉。”尼赫鲁走后，周恩来通过翻译询问斯里兰卡总理那番话的用意，特别是明天哥特拉瓦拉是否将继续采取行动，向大会提出决议草案或动议。哥特拉瓦拉肩头一耸，双手一摊，闪动着黑白分明的眼睛说：“我的讲话并没有其他的用意，只是想说出我的心里话！同时，我将不提出什么动议或决议！”周恩来微笑了一下，向哥特拉瓦拉表示感谢。哥特拉瓦拉当即说：“现在我们是朋友了，不是吗？”他马上同周恩来握了手，好像两人早就是亲密朋友。弄得一旁的阿里总理哭笑不得。第二年，哥特拉瓦拉请他为自己从事政治活动25周年的纪念册题词，风趣幽默的阿里就写了一句：“哥特拉瓦拉是我见到过的最不讲外交辞令的外交家。”
虽然哥特拉瓦拉同周恩来握了手，但问题尚未解决。周恩来有难处，他不能放弃对苏联共产党国家的声援，而一些亲西方的代表团将不会放弃今天周恩来答辩讲话所提供的好时机来谴责东方集团，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会议就难免成为“冷战”的场所。
今天———4月22日星期五，周恩来签完条约，急急赶回会场，上午9时宣布开会。
中国代表团的人员都来了。黄镇坐在周恩来、陈毅后面，离尼赫鲁总理也不远。朱霖坐在楼上旁听席，身旁是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许多国家的外交官，包括苏联大使、美国大使、荷兰高级专员都来旁听，下午3时，窗外突然袭来一场热带豪雨。雨如瓢泼，丈把长的棕榈叶子被打得直往下掉，马路旁的水沟一下子都灌满了湍湍急流，窗户上模糊一片。
直到下午4时45分，才轮到周恩来发言。这是大家等待的时刻，全体与会者都静静地聚精会神地聆听这一发言。大家都意识到亚非会议的成败取决于这个发言。会场鸦雀无声。从这一刻起，黄镇的心情也有些紧张。随着周恩来登台的轻捷脚步，他几乎屏住了呼吸。
周恩来首先声明要把他的发言稿印发给大家，不再宣读了。但是在听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发言之后，他还愿意补充说几句话。
黄镇也和记者们一样，掏出了笔记本。
周恩来开始即席演讲，并用他的手势打动了来自亚非大陆29个代表团成员的心：“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顷刻间，黄镇感到会上的气氛陡然变了，连尼赫鲁挺起的胸脯也松软下去。
然后，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同，但是我们仍有共同的基础……”
水银灯照着讲台，几十架照相机的镜头全对准了周恩来。虽然他讲的是汉语，但英语翻译浦寿昌译得如此清楚流利，几乎使与会者不觉得周恩来是讲汉语。
哥特拉瓦拉事先的表态和周恩来的答辩讲话，成功地消除了矛盾的种子。会议没散，许多记者都赶忙跑出去抢发消息了。许多人等在门口，来与周恩来握手。尼赫鲁扬扬手：“这是一篇很好的演说。”吴努点点头：“你的讲话对抨击中国的人是一个很好的答复。”菲律宾外长罗慕洛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出色的演说，十分和解，表现了民主的精神。”
会议闭幕的时候，中国人显得格外兴奋。周恩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荣誉。
黄镇拍拍朱霖的肩膀，她一回头，他就把一样东西塞到她嘴里。朱霖皱起眉头：“哎呀，这是什么，这么臭！”
“你再嚼。”
朱霖细嚼慢咽，仔细品味这种叫不上名字的水果的滋味。吃到最后，才笑起来：“哎，还挺好吃。”
这是一种叫榴莲的水果。它像胡桃，有一层很厚像肉似的皮，外面包着一层带刺的壳，但它比胡桃大得多，大约有10公分长。果子的里面是淡黄色的。新剥了皮的榴莲会散发出一股恶臭，许多人吃不惯这种印尼美味。黄镇觉得它很好吃，———只要开始捏住鼻子不去闻就行了。
说笑一番，黄镇低声叮嘱朱霖：“周总理要在会外积极进行工作，会见尽可能多的外国代表团。邓大姐没有来，所以只要外国代表团有夫人的，你要参加，帮助总理招待客人。”
黄镇解释华侨选择国籍的“三好政策”
周恩来宴请的日程表安排得满满的。有时设午宴，有时一晚上请两次客，6点请了，11点再请一次，他要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广泛结识亚非各国的领导人。
沙特阿拉伯的国王费萨尔、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带着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都请过了，接着要请泰国旺亲王夫妇、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埃及代总统纳赛尔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
“总理，今晚来宾名单请你看一看。”忙着筹划具体宴请事宜的黄镇将一张名单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那里沉思。
“巴基斯坦财长请不请呢？”黄镇讲到这里停住了。周恩来一直在屏息静气地听他说话，身子动也不动，眼睛直率地望着他。黄镇一向细心，他的顾虑是有原因的，巴基斯坦财长在会上对我们的态度不太友好。
“请。”周恩来声调平和，“连他们总理一起请来，盛情以礼相待。非洲独立的国家还很少，把来参加会议的黄金海岸（即加纳）和埃塞俄比亚代表也请来。”
“我想对他们特别宴请，是否妥当？”
“可以，但不要搞得过分丰盛，讲排场不符合我们亚非国家的情况，都做中国菜，要求做得质量好，味道好，够吃，不浪费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