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加诺顿时来了兴趣。他看到新凤霞优雅的唱腔行将结束，反而觉得有些惋惜。他立即对随行的摄影师说：“你们不是要把我的参观访问都拍成彩色电影吗？
来，把这一段也拍进去。”
随着摄影机嗡嗡的响声，苏加诺善意地凝视着新凤霞说：“将来我请你去印尼，请你看我们的喜剧。”
“好哇！”陈毅接过他的话茬说，“我们还要派代表团去呢。”
苏加诺兴趣大增，望着新凤霞，说出他突然想到的主意：“晚上我请你吃烤鸭！”
黄镇诙谐地眨眨眼睛，朝在场的人员划了一个圈，说：“好哇，都去！”
苏加诺一听此话就索性哈哈大笑起来，说：“黄大使，你顶聪明！”
晚上制片厂为苏加诺举办舞会，场面很隆重。苏加诺径直朝新凤霞走来，邀请她跳舞。新凤霞紧张地摇头又摆手，说：“我不会跳舞，不会，对不起……”
黄镇急速地看了一眼陈毅，陈毅会意地朝苏加诺说笑开来：“我们的戏曲演员是民间艺人，跳舞这洋玩意儿不会。”他朝袁小平厂长眨眨眼：“小袁替总统阁下找一个跳得好的舞伴儿吧……”（详见《新凤霞回忆录》）苏加诺脸上有些不自然，但也无奈。
到了上海，陈毅、黄镇又陪同苏加诺看了越剧《西厢记》一段。上海电影界明星荟萃，苏加诺十分欢欣。在宴会上，他又聊起亚非会议期间的一些趣闻。
说他非常钦佩陈元帅在一次午宴上一口吞下4颗极辣的野山椒，连当时坐在一旁的黄镇大使也焦急不安，而陈元帅终不为辣味所动，真显示出了本人的英武本色和豪迈气魄。
陈毅那弯曲得有点异样的双眉慢慢地向前额移动，一下耸起来：
“一次吃下4颗辣椒很容易，虽然当时嘴里像着了火一样，尝到了一股极辣的热气。但要像苏加诺总统那样长期餐餐都吃辣椒，可就不容易喽。贵就贵在坚持到底，就像总统那样把反帝反殖进行到底。”
苏加诺怡然自得，伸出手掌指了指陈毅，又指了指黄镇，神采飞扬：“陈副总理是元帅，是诗人，善辞令，会说出动人的诗句；黄大使又是将军，是画家，会说又会绘出悦目的书画。”
陈毅紧接他的话说：“你是三军最高统帅，是演说家，是印尼人民的喉舌，善于唤起群众千百万，为印尼共和国的繁荣和富强而奋斗。”
苏加诺大笑，把脸转向黄镇，突然问：“在双方都不相让的僵局下，要怎么办？”
黄镇并不在意地眯起了眼睛。颧骨上习惯地隆起一小块肌肉，像一颗核桃，嘴也变圆了：“团结起来，为维护世界和亚洲的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奋斗！”
与苏加诺同桌的陪同贵宾都愣了一下，随即喜形于色。苏加诺举杯，建议为印中关系，为大上海的征服者陈毅元帅的健康干杯。陈毅建议为中印尼友好关系、为印尼共和国总统苏加诺的健康干杯。
黄镇与两位领导人碰了杯，又与周围的陪同人员碰杯。翻译陈丽水举杯的手颤抖了一下，心里一热。不由得记起在印尼大学任教的留荷著名汉学家曾祖森博士在一次演讲会上赞扬黄大使的一句话：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事善能，动善时……这莫不是黄大使追求的某种外交风格？
哈达惊叹包尔汉
副总统哈达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戴着一副厚厚的宽边眼镜，再加上他那个性坚毅的轮廓，像个怀才不遇的老学究。他不苟言笑，也不怎么激动。对于任何事都是对方先谈了，他才开口。那个时期，印尼社会上有一种流言，说苏加诺和哈达的矛盾是源于爪哇和非爪哇帮派之间的矛盾。但据苏加诺的朋友、又是哈达留荷时的老同学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对黄镇说的，并非如此。他认为那是出于不了解印尼国内政治真实情况者的猜测，他很了解哈达。哈达出生于苏门答腊，是米囊加保族人。1927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反帝同盟第一次大会上，哈达曾被选为大会副主席。印尼独立后，苏加诺任总统，哈达任副总统，后任内阁总理。但由于两人在政治上存在原则分歧，哈达于1956年12月1日起辞去了副总统职务。因此，哈达成为当时一个众说纷纭的人物。每年伊斯兰莱麦丹开斋节，黄镇夫妇都去向哈达夫妇祝贺节日，他们也必以丰盛的茶点招待，并且彬彬有礼，很讲究荷兰人的那一套礼仪。如果国内有艺术团、杂技团或展览团到雅加达，朱霖总邀请哈达夫人去观看，哈达夫人也乐意参加。然而哈达本人深居简出，不参加这类活动，也不参加任何外交使团的活动。
不过，黄镇已经意识到哈达在密切注视中国。他陪苏加诺访华后，在一次会见中，哈达详细询问有关中国建设的问题。其中包括：如何进行对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用于文化教育和福利事业经费占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总开支的比例；政府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及其宗教信仰自由……几次交谈之后，黄镇发现哈达外表庄严，内心精细。说话都掂斤两，做事都用心思，绝非等闲之辈。他尤其重视印尼的经济建设。黄镇有意让国内邀请哈达夫妇访华。
可外界舆论对使馆不无影响。有些同志对黄镇的提议很有顾虑。
“现在印尼政界都称哈达是右派代表人物，也有人说他是反共头头，是地方武装叛乱的总后台……”一位参赞忧心忡忡地说，“目前国内可是在打右派……”
他坐在离门不远的藤椅上，把双手交叉在胸前，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仰着下巴颏，眯缝着眼睛。
几秒钟的沉默过去了。
“我认为哈达在国内反共，但他并不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是在他执政时期做出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近年来也不敌视中国。至于他是印尼政界的‘右派’，是什么‘总后台’，那是印尼自己的事，我们不参与他们的内政。”黄镇谈了自己的想法。
那几个人慢慢地把脸转向他，面面相觑。他们没有忙于做出回答。其中一位说道：“我们内部好统一。可苏加诺和哈达是有矛盾的，而你刚刚陪苏加诺访过华……”
“关于这一点，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跟我说过，苏加诺和哈达都表示，虽然在政见上有矛盾，但他们并不是不可以团结在一起共同反帝反殖、共同对荷，进行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更何况他们两人有过情同手足的战斗友谊。同时人们也公认苏加诺、哈达是印尼共和国独立宣言的缔造者，印尼共和国二位一体的领导人。我希望‘二位一体’团结起来，为印尼的繁荣富强而共同奋斗。”
黄镇说完之后，几位领导都愉快地点了点头。
“我们马上向国内报告。”黄镇说着站起来，“请哈达这么一位重视西方实证逻辑的人亲自去看看中国，了解新中国的‘实实在在’真情，以便彼此共同促进中印尼友好关系。”
哈达夫妇应周总理的邀请，于1957年9月下旬访华，以国宾的身份参加国庆观礼，并受到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们夫妇一回到印尼，就被记者包围，要哈达发表观感。哈达扶正眼镜，依然是那副学者风度：“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使我感到惊讶和钦佩，超过了我原来所估计的成就……”他的话使反对派一惊，接着群起而攻：“你不是标榜反共吗，为什么替共产党国家讲话？”哈达挺直脊梁，黑眼睛在镜片后面温和地转动：“我是反共，可我和中国友好。我讲的是真情，不信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反对派们吆喝着，不满地敲打着纸和笔，倒拿着照相机向哈达夫妇瞎拍……
接着，哈达第一次应邀来到中国使馆，又引起报界的“爆炸”。宴会上，他向黄镇谈起他访问新疆的情况，说陪同他们夫妇前往参观访问的是前国民党政府时期的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维吾尔族人，讲得一口极其流利的德语，使得他们无须通过翻译也能直接对话。哈达重新陷入沉思中，他的眼睛模糊起来了。在这瞬间，黄镇大使期待着哈达再说些什么。哈达频频摇头，嘴唇和喉咙蠕动着，好半天才说：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中国那样遥远的省份，还有那样的人才！你们真是大有希望！”（见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
亚非会议后不久，代理陆军参谋长朱尔基夫里·卢比斯上校在一些印尼国民军军官支持下，抵制总统任命班邦·乌托约少将为陆军参谋长的授职仪式，并拒绝移交代理陆军参谋长职权。这时，临时国会国防小组组长、玛党议员蔡努尔·巴哈鲁汀也向国防部长伊瓦提出不信任案，大印尼党又着手撤回它的部长，印尼伊斯兰联盟也跟着提出解散内阁的建议。在这一强大压力下，政府同意国防部长伊瓦辞职，但这并没有能挽回危机。阿里内阁终于在7月下旬倒台。
一时间，雅加达市气氛紧张混乱。
晚上天气还是很炎热，黄镇感到不舒适了。他起身靠窗坐在圈椅里，窗子开着，雅加达市的灯火已不那么明亮了。
“你还不睡？”朱霖把读到一半的《毛泽东选集》折了个角，合上，睡下去，让头挨着枕席。
黄镇坐的圈椅吱吱响着。
“心静自然凉，你睡下就好了。”朱霖微微抬起身子。
黄镇脸色忧郁地望着妻子。这时，朦胧的月光已悄悄地映在他的脸上，使他的脸有些苍白，眼睛在闪闪发光。
“这个问题还真难办。给他治病可不比印画集、出文集，治不好要死人的！
人命关天的事啊……”
朱霖听黄镇一说就明白了。他是为给苏加诺总统治尿结石而发愁。苏加诺已经请过好几个西方国家的名医看过，并用“内部放炮”治疗过，弄得输尿管都流血水。奥地利医生确定要开刀。苏加诺不愿意开刀，想请中国医生给他想想办法。
“中医还是很有办法的。”朱霖一边说，一边瞧着丈夫。
“是这样。看来我应该下决心敦促国内接下这项任务，在印尼这多事之秋，我们也冒一次险吧。”黄镇双手撑着窗框，一动不动地站着，好像要透过夜幕，遥望自己的祖国，“这是苏加诺对我们的信任，也是对中国医疗水平的一次考验……”
国内很快接受了黄镇的建议，派出以吴阶平为首的高级医疗组来到印尼。带来了大量中草药和给中央领导使用的进口Ｘ光机。黄镇生怕出事，每次会诊他都参与研究，配药的每个步骤他都一一检查。一切都在大使馆里进行，一时间，使馆成了中药铺，好天就拿出来晒。专门买了两个热水瓶，配好药，轮流由专人往总统府送。苏加诺吃了中药，很快排出一些结石。他把结石都收集起来，装在瓶子里，他康复之后，对去送芝麻饼、枣泥饼的工作人员笑着说：“你们中国那个‘咖啡’，挺好喝。我一直喝着呢！”
苏加诺解除了病痛，可是日子并不轻松。有一天晚上，他在离开他儿子贡图尔在芝基尼求学的初级小学举行的周年纪念庆祝会时，一群青年向围着他的人群投掷了自制的手榴弹。他逃走了，没有受伤，但有11人身亡，好几十人受伤。
以后又发生了叛乱分子驾机从空中对总统府的一次惊人的扫射。而且政治上也出现了风险。在边远省份发生了武装叛乱。罢工、游行、捣翻车辆、接管荷兰在苏门答腊的财产，还有美国轰炸机从美军基地起飞袭击轰炸印尼东部的边远地区……苏加诺总统、朱安达第一首席部长、苏班特里约外长紧急约见黄镇大使。
“黄镇大使，我们都在等候你的到来。”苏加诺用平静而郑重的口吻说道，从他的话里可以听出即将交谈的调子了，他们注视着黄镇手里拿的公文包，就像看着医生出诊时携带的手提药箱。
黄镇同他们打过招呼，一边比平时更加专注地看着他们的眼睛。这几天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座位：苏加诺的座位是在写字台后边，朱安达坐在苏加诺的右面，苏班特里约坐在苏加诺左面，黄镇坐在写字台的对面。
“我们希望中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给印尼以支持和援助。”苏加诺很快说到实质性问题，“要求贵国政府发表‘不能置之不理’的公开严正声明以支援印尼。”
“这是自然的，总统先生。”黄镇表示同意，并打开了预先放在一旁的公文包，“我们将根据两国总理联合声明的精神———对两国中任何一国在维护自己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表示深切同情和支持，将立即把总统的要求报告我国政府，并且相信我国政府将尽最大的努力支援印尼。”
看来黄镇大使的话使在场的人都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
苏班特里约说：“我已去电苏加尔佐大使，向中国政府请求支援。”
“物质的支援是必不可少的。”苏加诺眯起眼睛看着沉思的朱安达，显然在故意激他多谈论这方面的话题。
朱安达像一匹识途老马，尽情地发挥能说善辩的口才，比苏加诺即兴表演才能一点都不差。在他短短的叙述中，黄镇知道为应付开斋节的急需，需要中国大批的棉布和大米。
黄镇深知正在“大炼钢铁”的祖国并不富裕，有些省份还出现了灾害，然而印尼的经济困难将使敌对势力趁机制造混乱。黄镇经反复考虑，还是建议国内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解决印尼燃眉之急。中央同意了黄镇大使的建议，国内多方挖潜，及时将大米和棉布在开斋节前运到印尼。印尼政府感激不尽，特意将大米装在兵车上满街行驶，边开边对着老百姓喊：“中国大米来了！”在这之前无论印尼官员们怎样竭力给自己壮胆，他们头顶上还是一片带雨的云彩。而从这时起，天空亮了起来，一阵和风吹散了乌云。“就像雨过天晴。”事后苏加诺常常这样对黄镇说。
涂改了日期的请柬
陈丽水连收音机也没顾得关，就三脚两步闯到黄镇办公室，急急地问：“黄大使，苏加诺在总统府宴请各国使节，怎没邀请咱们？”
“不会吧？”黄镇琢磨着。
“收音机里正在广播呢，不信你听。”陈丽水一急也忘了大使听不懂印尼语，直朝自己房间指。
黄镇领着陈丽水就去找办公室秘书，问道：“有没有接到苏加诺的请柬？”
秘书想了想，不紧不慢地说：“有。”
黄镇一听，脸涨成猪肝色，脚在地上重重地一顿，声色俱厉：“你这是延误军机，我回来找你算账！”
秘书满头沁出一层灼热的汗珠，把找出的请柬拿给黄镇看，神经紧张地解释着：“大使呀，这请柬上明明写的是明天，不是我不送……”
黄镇接过请柬，拿到窗口，仔细辨认着，喃喃自语：“这上面的日期怎么改过了？”他在房间里踱了两步，看看表，望望窗外的落霞，冲着陈丽水一扬手：
“快，叫车，走！”
他们走进总统府的时候，苏加诺总统正在与各国大使碰杯，他一见黄镇姗姗来迟，就脸儿板板的，目光里透出一股抱怨。那时，印尼社会已出现了一股不小的反华势力，在这股势力的冲击下，苏加诺对中国的态度已不像从前那样炽热了，就像他的外表所发生的变化一样：腰围已经肥大起来，下颚和颈部周围胖得皮肉重叠，使他的喉部呈现出肌肉下垂的样子，他的脾气也日益急躁了。据说，有一次，当一位部长建议授予一个下台十多年的反对派一项荣誉时，苏加诺竟把一个烟灰缸朝那位部长砸过去……
黄镇让陈丽水把请柬递给苏加诺看，并在一旁解释：“我们接到的请柬是明天，不是今天。”
苏加诺立即把副官叫来质问：“这是怎么回事？”
副官看看请柬上涂改的痕迹，脸上一紧，腰微微地屈着，鼻子耸起些纹缕，不自然地说道：“一定是下边人干的。”
苏加诺又问了外长苏班得里约，自己打起圆场，递给黄镇一个酒杯，用自己的酒杯碰了一下，说：“我想黄镇将军一向准时，今日迟到必有原因。看来问题出在我们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