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列专车里，还坐着一位仪表堂堂、风华正茂的苏联人，他叫费德林，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是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官员，此次奉莫斯科之命，作为翻译，陪同毛泽东访苏。看来，毛泽东也喜欢这个英俊的年轻人，火车进入苏联境内，毛泽东邀请费德林到他的车厢里来。（以下内容见《费德林回忆录》）“谢谢毛主席关心我这个普通的工作人员，真不敢当。请原谅我的唐突，我想问问这是什么茶？”费德林指指放在身边茶几上的热茶，稍有些拘谨。
“这嘛，当然是我们湖南的绿茶。要我介绍介绍吗？”毛泽东自己也抿了口茶，兴味盎然地说道，“有点涩嘴吧？有的人不大习惯。不过，凡是好茶都有一种叫丹宁酸的东西，对血管微血管都有好处的，可以防治血管硬化和高血压。你知道，中国人高血压的发病率不算高，大概同经常喝绿茶有关吧……”
“谢谢你，毛主席。一些有经验的行家也是这样说的。我以前就听说过湖南茶不错，只是不懂行，过去只品尝过龙井茶的滋味……”
毛泽东开起玩笑：“那你的口味很高。哪个中国人不想尝尝杭州的龙井？
这是上层人士喝的东西，至于过去我们这些乡巴佬、大老粗和丘八大兵，能喝上当地产的湖南茶就不错了。有人还当它是普通的蒿子秆哩。”
“哦，你们湖南茶可不比茶场里种出来的茶叶差呀。”费德林只是顺口说说，可又招来毛泽东很多玩笑话：“你别抬举我们啦！湖南茶怎么能同龙井比呢？不过，我倒想问你，你怎么搞到龙井的？那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呀！”
“抗战时期在重庆，人们有的是钱。朋友请我喝的龙井茶是从沦陷区捎来的。”
“难怪，国统区那个地方办法多得很，延安就不行了，我们做梦也不敢去想龙井茶，连湖南茶也喝不上，只能有什么喝什么。有时候弄点艾草煮煮当茶喝。”
“野草汁喝多了，不怕闹肚子吗？”
“那有什么办法！”毛泽东情绪高涨，又开始他习惯的“由此及彼”的哲学引申，“我这个人呀，就是一个矛盾体。明知道吃要吃得少，多吃有害，多余的食物需要很多的能量来消化。这是不好的。可是我一见粘米饭就管不住自己，特别是见到肥肉。生活本来就很清苦，大家省吃俭用……”他点上一支烟，看着烟头，继续说：“抽烟也一样，明知有害，尼古丁害人，但是戒不掉。一支接一支地抽，抽了一辈子了，也不打算戒了，怕失去刺激。再比如说，我知道吃辣椒伤肝脏，特别是吃过量。但是一见那红艳艳的尖辣椒就不要命了！我们湖南的辣椒像一团干火，吃在肚子里火辣辣的，但是不吃还不行，一天都少不了。否则，就觉得嘴里没味儿，辣子会提神，刺激血管，活跃头脑。”说自己是“一个矛盾体”，的确是毛泽东发自内心的自我剖析，以后他又在不同场合说过自己“既自信又不自信”，“有虎气，又有猴气”；看来，不仅毛泽东如此，可以说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要不，为何说矛盾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呢？
毛泽东用抽剩的烟头点上另一支烟：“这都是过去养成的习惯了。过去不是吃得多，而是吃不饱。老觉得肚子饿。对于一个饿汉来讲，还有什么这不吃，那不吃的，饱汉不知饿汉饥么。有病不怕，就怕庸医害死人，你说，是不是这样？”
费德林赞同：“他们只看症状，不问病根……牧羊人还错将山羊当绵羊呢。”
火车速度减慢，快到秋明站了。毛泽东把脸转向窗外，突然发现了什么，要费德林朝外看：“看，那边石头上有几个中国字！”
随着毛泽东手指的方向，费德林也看见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两个大大的中国字：洞门。费德林猜测这是表明这里有山洞，或者峡谷的通道。
毛泽东认为：“它不像一般的石碑，也不是建筑师的手笔，你看是什么，博士？”
费德林仍在猜测：“说不好，我没看清楚……也许是前来寻找野人参的中国人留下的暗号。西伯利亚的人参是有名的。”
“那怎么会一直保留到现在？难道现在还有中国人到这块禁地来采人参吗？”
费德林无法解释，似觉毛泽东话里有话。
“有意思。”毛泽东仍在寻思，“石头会说话呢。当年的勘察者早被人们忘掉，倒是石头还在纪念他们。那很可能是第一批勘察家哩……你读过中国的《红楼梦》吗？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又叫《石头记》……”
火车咣当一下，又开始加速，打断了毛泽东的思路。
一枚锈手榴弹惊起一池春水
中南海的夜色一向深沉而宁静。
西花厅的灯光就像最后隐去的星辰。周恩来桌上的电话机时而响起，秘书进进出出。送毛泽东离京的那天上午，周恩来又没睡觉。他在凌晨4时还在给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写信，王是他的老部下，所以信没有任何客套，开头就写道：“炳南：连打一小时之久的电话，外交部无人值夜班？”对此，周恩来很不满意，特意在这句后面加了“？”，既是询问，也是批评。“你家也无人接，致无法从电话中与你通话。”周恩来继续写道：“现特函告：今早（上午）6时零刻苏联商务代表团车抵北京，望你按时到东车站去接（以办公厅主任名义），不得延误。接到后，望即约他们到今晚宴会。罗申（苏联驻华大使）、齐赫文（参赞）已离京，今晚去掉他（们）的座位。”
周恩来的细致严格可见一斑。
今日凌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又堆了一厚叠文件，他一坐下又是3个小时。
秘书轻声进来，报告说：“公安部来电话，说主席已安全通过天津，只遇到一点小问题，在主席专列要通过的路轨间发现一枚手榴弹……”
批阅文件间隙的周恩来，听汇报时是一种调剂，本没留意，但秘书的最后一句话顿时引起他的注意，他侧过身来，追问秘书：“什么样的手榴弹？”
秘书稍显轻松地浅笑一下：“是一颗生锈的手榴弹，整个锈成一个铁疙瘩，炸不响了。估计是战争年代或是什么人废弃在铁路旁。不过，罗部长还是很重视，已经下车调查和处理此事了。”
周恩来手里的红蓝铅笔轻轻地敲着桌面，想了一下，向秘书布置着：“通知沿途各站，加强警戒，再对铁轨、路基做一次清理；通知滕代远和杨奇清、汪东兴他们，警卫工作仍要仔细认真，丝毫马虎不得。”
秘书应着声，按老规矩将桌上周恩来已批阅过的文件拿走，习惯地问一声：“总理还有什么指示？”
“罗瑞卿同志如果回到北京，请他马上到这里来。”周恩来将手头正批阅的那份北京市军管会布告也一并交给秘书，“天亮以后，把这份布告也发给主席，请他最后再过一下目。”
秘书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又恢复了一个人的世界。
他认真批改过中缅建交的联合公报，又拿过来一份党外人士安排的名单，逐一审视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二十多年来，他和这些人的联系从未中断过，他熟悉他们的经历、个性和才能，知道哪一个位置最能发挥他们的优势；他们也同样熟悉他，信赖他，以置身于他的领导之下而为幸事。周恩来在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注上几个字，以表达自己对于他们任职的意见。这份名单还要经毛泽东最后审定。他在写注时颇为用心，尽量以最简洁的语言说出每个人的特点，以及在这个职位上可能产生的影响，以便毛泽东最后定笃。
东方发白，周恩来起身活动一下，顺手关了电灯。工作人员送来了早餐：一碗稀饭，两个小馒头，一盘花生米和一碟咸菜。
周恩来示意将早餐放在茶几上，看看腕上的手表，拿起红色电话机的听筒，先给刘少奇打电话：“喂，少奇同志吗？我是周恩来。主席已安全通过天津……出了一点小问题，罗瑞卿同志已在天津下车去处理了，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向你通报。”
然而他又要了朱德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朱德的卫士长，周恩来轻声问：“老总起床了吗？”
周恩来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时间向两位领导人通报情况，是他熟悉他们的起居作息时间。从延安时期起，因为经常与毛泽东研究事情，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都养成夜间工作的习惯，朱老总年岁大了，改不过来常年养成的早睡早起的习惯，所以此时，正是两位领导人都没到睡觉的时间。朱老总的卫士长证实了周恩来的估计：“老总正在洗漱，一会儿就要出去散步。”
周恩来放下电话，匆匆吃过早饭，穿上大衣走出西花厅。他想和朱老总一起散散步，一来驱赶一下一夜的疲惫，二来趁这个机会向老总通报一下主席沿途的情况……
斯大林纳闷：毛泽东为何坚持要周恩来赶来呢？
毛泽东初到莫斯科的情景已为人所熟知。简略地说，欢迎仪式很隆重，当天（12月16日）毛泽东就下榻在斯大林的别墅。
这座别墅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的住所，坐落在莫斯科西南郊27公里外。
别墅不大，地上有3层，一二层住人，三层有弹子房，地下室有厨房、警卫、工作人员住房和作战指挥设施。叶子龙、师哲和毛泽东住在一层。毛泽东住的是一个套间，里面做卧室，外间做会客室，东头还有一间做办公室。
下午6点，斯大林就在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会见毛泽东。一般情况下，斯大林迎接客人的方式是静坐在那里等候；但这次他站在办公室门口，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和维辛斯基外长也都在门口站成一排，欢迎来访的中国领导人。两位领导人初次见面，有几句话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斯大林开头说的：
“你比我想象中更年轻，更健康。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祝愿你健康。”毛泽东的回话显然经过掂量又发自内心：“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斯大林说了句极有哲理的话，毛泽东也感激这句话，以后在不同场合他还向别人转述过。双方海阔天空地说了一阵以后，毛泽东很快发现，尽管苏方官员很多，但两个多小时中，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别人谁都不插言。这与当初延安形成的那个领导集体的群策群言，显然大相径庭。在斯大林再三询问此行的愿望和要求时，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走一走，看一看。斯大林有自己的想法，但他希望能从毛泽东嘴里先说出，以免使人感到强加于人。他问道：“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希望这样：“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的。”
在座的人们无法理解毛泽东所说的“好吃又好看的东西”是什么。毛泽东解释说：“所谓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在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好吃，是要有实际内容。”但毛泽东不愿全部说出他的想法，他认为苏联建国多年，有经验，又是主人，应该由他们主动提出帮助中国，不提是不诚恳的。毛泽东同时提出，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一趟。
斯大林有些冷淡，惊讶地擎着烟斗：“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个什么事情，请周恩来来干什么？”
不知斯大林是真的没有明白毛泽东的意思，还是有所保留。后来他亲自给毛泽东打电话，但都是询问毛泽东在苏生活是否习惯，表示要前来看望，但他的保卫人员和保健医生不让他出门，毛泽东对此表示感谢，劝他不要来了。斯大林得不到毛泽东的具体打算，还给翻译师哲打过电话，想了解毛泽东的想法。后来又派莫洛托夫来摸底。莫洛托夫是只带着耳朵来的，只是听，既不表态，也不提任何问题。当苏方派来的同毛泽东联系的联络员科瓦廖夫和费德林来到毛泽东住处，询问生活得怎样时，毛泽东终于忍不住，大发脾气：“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就是天天在这里吃饭、拉屎、睡觉吗！”
两个联络员尴尬告退。后来斯大林终于从王稼祥大使那里弄清毛泽东的意图，是要搞个政治性文件，他很赞成，但仍不肯主动提出。斯大林的想法，签约当然应由两个国家元首———他与毛泽东来签；而毛泽东却认为既是两国之约，当然应由两国外长来签更为合适。他向斯大林提出反建议：“你是部长会议主席，我不是总理，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条约，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斯大林对此一直不理解，也不表态。直到毛泽东就此几次向斯大林提出，斯大林才同意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来苏的建议。
一经苏方同意周恩来来苏，毛泽东顿时心情豁然
毛泽东高兴起来。起床后就到院里散步。到处是雪，毛泽东饶有兴趣地专找积雪厚的地方走，负责保卫的苏联上校怕冻坏毛泽东的脚，在一旁直劝毛泽东不要弄湿鞋。毛泽东让孙维世（她随萧华访问波兰、保加利亚后路过苏联留在代表团工作）告诉上校：“雪是干净的，下过雪后，空气新鲜，对人体有益，踩完了雪回到房内换一下鞋袜，不至于冻坏脚，请上校放心。”上校听后耸了耸肩，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样子，毛泽东拎了拎裤腿，冲他笑得开心。
心情一舒畅，毛泽东的食欲大增。他不太喜欢苏式饭菜，早餐有牛奶、煮鸡蛋、两块面包（一块黑面包、一块白面包）、一小盘鱼子酱、一小块黄油。大部分食品他还能接受，就是不喜欢喝牛奶，按他的老习惯，喝一杯热茶。晚餐是冷盘，红菜汤，三道热菜。热菜有罐闷鸡、土豆烧牛肉、烤鱼，毛泽东吃得津津有味，还有兴致和客人共饮葡萄酒，饭后还吃一点甜点心，遗憾的是没有猪肉吃。
下午2时许，王稼祥大使来到毛泽东处，说：“现在各国驻苏大使、新闻界人士正在打听毛主席的行踪，纷纷议论说毛主席不知去向了。”此时的英国通讯社甚至造谣说，斯大林把毛主席软禁起来了。消息传出后，苏方有些紧张，斯大林的意思是请毛泽东去外地走一走，以便通过对他的活动的报道来辟谣。
毛泽东听了王稼祥的话后大笑：“毛泽东现正在莫斯科某地休息，怎么不知去向了？”王大使说：“有一个星期报纸上没有报道你的活动了。”
“近来确实外事不多。”
“主席是否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访问苏联的情况？”
“可以。”
1950年1月2日，苏共《真理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答记者问》。此文一出，有关谣言不攻自破。
下午8时，苏联部长会议两位副主席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住地，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毛泽东说：“我看有三种办法：第一种，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第二种，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第三种，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
莫洛托夫当即说：“还是第一种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
毛泽东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答道：“是的。这样的话，您是否可以计算一下周恩来到达及签约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