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沙上的席子》不久，我收到来自延安的信。韩建业老人过世了。
几天以来，我的胸肋之间弥漫着一种无从说清的闷窒。间或有一颗针扎向这一片弥漫的闷窒中，立时就有一种刺痛传向全身，使我全身的肌肉都忍不住抖索。
我一直幻想过的听他重新开口唱一首童年时与舒孝成在他家乡山顶上唱过的歌的愿望，从此再没有着落。我再也不能读到那样一些信了，那些信就如同夏夜的微风一般，能平息我的烦乱让我从都市红尘的躁动中脱身而出，步入到幽凉的宁静中。一想到这，我就紧忙从悲伤中缓过神来，翻箱倒柜，把能找到的他从前写给我的信一一整理出来，每一封都复印了一份，然后将原信用丝带系好，放到了保险箱里。
当我坐在橘黄的灯光中，再次阅读着他一封封笔迹苍劲的来信时，往事如饱蘸墨水的笔跃入宣纸一般在我的脑海里蔓延开来。
认识韩建业老人，缘于数年前一次偶然的延安之行。
说它偶然，是因为原本有很多变数。那之前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尴尬事。
一位年资较长的女同事因未评上职称，心态严重失衡，跑到台里办公室大哭大骂大闹。
我听旁人议论着她家的窘况，一时心中不忍，就上前扶住她，劝她冷静些，并对办公室的人说，我可以把自己的名额让给她。
我丝毫没有预计到会因此而得到此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侮辱。她正哭得伤心，骂得痛彻，听我如此一说，怒火猛烈的枪口马上调转头对准了我："你要是真心觉得我好，为什么你不放弃考试？这考完试了，把我比下去了，再故作姿态，发假慈悲，看我的笑话？……什么都让你们赶上了，你不就是因为赶着了好时候，多念了几年书，捞着了文凭的资本？考试我考不过你们，可我经验比你们足，工龄比你们长……你不就是比我年轻漂亮些？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居高临下指手画脚？……"
不堪入耳之词一串串地砸向我，年轻而又从未经过世事残酷的我一下子懵了，明明是好心，怎会变成这样？眼泪在我眼眶里打转，脸色也一定是红一阵白一阵。在她冷不丁抓起桌上的茶杯泼向我时，我终于倒下了。
我并没能够等到她的道歉。她疯了。
从此一块巨大的疑云压在我心底，不知未来该如何待人处事。
组领导善解人意，提前准我和小米去澳洲七日游。我策划并撰稿的一组系列节目获台里的一个大奖，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而得此额外奖励，同获此奖励的还有摄像师小米，他得了最佳摄像。我们的澳洲行原本定在一个月以后。
"为解千愁去旅游，游完归来愁更愁哦。"这是另一个栏目组的制片，说完制片就笑了，"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回来你再去游吧，那样你看世界的心情和眼光会不一样。"
制片是个精明强干的中年女人。当年她看了我在上岗培训后写的一堆看片心得，大为推崇，当即提出要我去做她节目的撰稿或者外访记者。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
"跟台里要你不到，这次你干脆把年休假献给我，与我合作一次吧？回来再去澳洲。……疯女人不是冲你来的。你想想，你的硬指标和软指标都远远超过了副高标准，再说，你一片好心，她冲你来干什么？她只是发泄命运对她不公的无名之火。相信我，不要对一切人类失望。"说完，制片重重拍了我肩膀两下。
原来她们要拍摄一个延安专题。她邀请我出任总撰稿一职。
那时候直飞延安的飞机只有每星期四中午时分才有一趟，而且是三十多人的小飞机。同伴们都在飞机中部，我坐最前面。这架小飞机没有头等舱，大家便开玩笑说，我的座位大约相当于头条，是率领大家奔向革命圣地的领航人。一行人轻松玩笑，没想过这次不长的航行会有一场身体的考验。
我身边坐着的是路透社的一位摄影记者，走廊另一边两个座位是西班牙的一位文字记者和他的女翻译。那天刚好气流大，飞机上下颠簸得十分厉害，据乘务员说，因飞机小，抗震能力比大飞机弱，平时也有颠簸，但今天算遇上强流了，大家别慌，系好安全带，坐稳了。
话未说完，女翻译拿起座位上的清洁袋就拼命呕吐，路透社记者直嚷难受。我的胃也在翻腾，但努力回忆资料里那些延安艰苦岁月的历史渐渐分散了我想呕吐的冲动。
"革命来临了。"我自以为幽默地想。
到宾馆整理了一番，我便与制片出来随意在街头散步。延安的街道虽然不宽，却不凄清，小摊小店在街道两侧林立，行人悠闲，叫卖吆喝之声不时入耳，显出一丝繁荣的热闹。延河穿城而过，蜿蜒着远去。我们沿河漫步，过了桥，抬头仰望，只见群山环绕，绿意盈盈。这些小山虽不及三山五岳之巍峨雄姿，却也不失小巧精致的柔美，没有高山幽深的神秘，却使人倍感亲切，有种伸手可触的亲近，如促膝相谈的朋友，袒露心灵，无所遮饰。山脚的石壁上刻有伟人们的诗词以及各类前辈的题字。我与制片挽手交谈，先前躁烦的心渐渐松软下来，一洗前些时在大京城里的灰头土脸之感。
摄制工作照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十天后，我的工作已全部完成，第二天准备返程。那天中午，当地宣传部门的人请吃便饭，算是告别午餐。饭后已近两点，正准备稍事休息一下，有位干事提议说："你明天要走，我领你去看看延安的民间文艺吧。"
我以为是去剧场什么的，有些犹疑。
"走吧，看了你就知道了。 "
这偶然的一个插曲，让我遇见了韩建业老人。我的行程因此而发生了改变。我灵魂里的人生走向亦不复前辙。
似是猛然惊醒，我从卧室的地上弹起来，走到书房，坐在电脑前，小心翼翼地从相册里拿出一张照片，将它扫描到电脑里。我再不能一任自己的懒惰使许多珍贵的资料遗失了。一直以来，无意识地以为生命很长，甚至有了无尽头的永恒感，以为一切都可以容后再干，比如去找舒孝成将军，促成他与韩建业老人的会面，比如鼓励韩建业老人五十年后再重新发声……永成遗憾的已无法挽回，如今能做的，从今天开始就做吧。我暗暗地下着做某些事情的决心。
眼光落到韩建业老人和他妻子的照片上，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出来。
根本不是什么我以为的剧场。就在某个院外空敞的大坪上，十来个头缠汗巾腰扎布带的脸色黝黑的年轻汉子或用腰间的布带在揩汗，或者扭着秧歌，两个水灵灵的姑娘附耳低语，不知说了什么好笑的事，在那里掩嘴巧笑。
那时候虽已立秋，但近午的阳光还是很火辣，刚站一小会儿，我的身上头脸上就冒出了密密的汗珠。头也被晒得有些发晕。
忽然，一声高亢入云的声音传入我的耳鼓，如一袭飞瀑沿头浇下，立时让我从晕昏中醒觉，全身的毛孔都直愣愣地张开，全身的汗毛也都齐刷刷地竖立起来。
第一次听到这样穿云裂帛般的歌声，看到这样自然奔放的舞蹈，我无比震撼，似是积存于胸的诸多废气皆随着这样的穿透一泻而空。
我转头问干事："这是不是你们事先有所安排？"
年轻的干事得意地笑了笑："你在大城市里是听不到的。好好欣赏吧。"说完朝我挥挥手走了。
我听得热血沸腾。一歌已毕，从云霄中收回心神，发现这里歌唱和舞蹈者居多，也许是炎热之故吧，看客却只有寥寥数人。我看见不远处坐着的一对老年夫妇。他们衣衫与这里的气氛相洽，而神情里却流露出与这热烈略显疏离的宁静。
"大爷，您是本地人吗？"这是我问韩建业老人的第一句话。
老人静静地看着我，不说话。我有些奇怪，注意起他来。他的头发全都白了，皱纹深刻在脸上，然而他挑眉看我的时候，皱纹与皱纹之间的肌肉似乎仍然饱满而有力度。他的背有些微的驼，手里拄着根拐杖，但整个身板看起来仍显得硬朗。他给了我老军人的印象。
见大爷没回话，我转而问他身边的老妇人。
妇人正在用手里的一条小汗巾为老人的脖子轻轻地揩汗，见我看她，便说："他聋了，听不见。"
"啊，对不起。您二老都是本地人吧？他从前，是一个军人么？"
"你是？"
"我是到延安来朝圣的。"
"哦。他只是一个农民。俺们俩都是。"
我在他们旁边的石凳上坐了下来："这些歌舞，是为了参加表演吗？"
"不是。也有组织起来给村民们表演的时候，但一般都是自娱自乐。这地方宽敞，大家就喜欢来这儿。"
"唱得太好了，专业的也未必有他们的神韵。"
"是好听。我喜欢听，他就常常陪我来。虽然什么都听不见，可他也喜欢这种热乎乎的场面。"
我转头看到他们花白的脑袋挨在一起，忽然有了一种莫名的感动。尤其老人那种静静注视的安宁，他望向我时眼神里透出来的既坦诚又令我觉出一丝不可用语言描述的玄秘气息，使我忍不住又对老妇人说："可是，我怎么还是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军人的味道呢？"
老妇人看了我小一分钟，然后露出了一丝笑容，说："他自己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军人，他也确实当过几年军人。但这社会没有承认过他是。"
这话令我的好奇心大增。这个沉默的老人，在他不言的背后在一片完全没有喧嚣的世界里，会有着怎样曲折的人生呢？
我与制片谈到这个神秘的老人时，她突然对我说："为什么不留下来呢？我让摄像陪你，也许这会是一个极为生动的故事。"
老人夫妇不同意拍摄，摄像无奈离开。
我正犹豫之际，接到小米的电话，问澳洲之行何日可以启程。霎时，京城的滚滚热浪随着小米的电话冲向脑海，头立刻涨大了。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我决定独自留下来。
那些天，我与韩建业夫妇几乎每天都见面。或者在我住的宾馆，但大多数时候是我到他们的窑洞去。
当年我与韩建业老人夫妇的往来都保存在"延安日记"这个文档里了，一直没有系统地整理出来。老人的离世，使我骤然有了一种生命的紧迫之感，某种声音透过暗夜借着月色的反光呈现在我的眼前钻入我的耳鼓，催促着我把这些曾经打动我至今也一直使我的内心怀了深沉感动的往事梳理出来，以之为对老人的祭奠。
因为战争，韩建业与素不相识的李德贵结下了终生之缘。因为战争，韩建业与发小舒孝成天各一方，音讯隔绝。
韩建业家在解放前拥有良田多顷，家境宽裕，所以自幼上私塾，饱读国学。后来他舅舅赴法留学，父母嘱其带了十几岁的建业一同前往学习，看世界长见识。然而，两年后，不幸降临，建业的父亲猝然去世，母亲悲痛过度不久随之而逝。建业回国奔丧，从此失学。
建业有一个兄长两个年幼的妹妹，兄长之前虽然跟着父亲办些事，但毕竟涉世未深，不懂管理之道，家境转困。正值抗日水深火热，兄长又毅然投身抗日行列，年少的建业为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妹妹，留在乡下。为了给抗日捐钱，与兄长一样满怀爱国热诚的建业卖了大部分良田。
抗战胜利了，可建业的兄长却再也不能回来。兄妹三人与众人欢庆胜利的同时深感悲伤。
解放之初，建业一边务农一边抚养年幼的妹妹。后来他参加了民兵，还当上了民兵营长，与邻村的美丽村姑结了婚。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建业上了前线。
与建业一同上前线的还有同村的舒孝成。舒孝成原是建业家的小帮工，父母双亡，成了孤儿。他的名字也是建业父亲所取，他原来只有一个小名叫三妹子，他父母认为这么叫男娃子容易养活。小时候建业与孝成一起玩耍，建业教他认字，来兴致了还会给他讲解一些诗词，教他背《三字经》、《增广贤文》、《诗经》等等。孝成呢，就偷偷地带他一起下田里捉泥鳅，带他一块去上山砍柴，砍柴间隙就一起站在山顶迎风而歌。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至建业到法国学习。
朝鲜战场上，他们成了生死与共的战友。
韩建业的战友里，还有一个他毕生难忘之人，李德贵。李德贵是延安人，与建业、孝成被分在同一个炮兵连。他在参军前没受过一天训练，刚入部队时干什么都愣头愣脑。韩建业就尽己所能关心指导他。
没有太多的训练时间，也没有多少真炮弹让他们去练习着打，在多看多听多琢磨中他们就随部队一起悄然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
韩建业清晰地记得在某次登山战役中，因为没有新鲜的菜蔬可吃，加上白雪的持续强刺激，许多人都患上了应激性的眼盲症。但他们没有被困难吓倒，由眼力稍好些的人在前面爬，拴上一根绳子，后面眼盲的人就沿着这绳子一路艰难地爬上去。
后来，李德贵牺牲了，舒孝成不知去向。韩建业在战场上不知道昏死了几天几夜，醒来后只看到了遍地的尸体。
他拖着伤腿费尽千辛万苦也没有找到他的编制所在的部队。但战地医院仍然救护了他。当时护士问他是谁，他只看见护士的嘴在动，可一句话都听不见，才发现自己完全聋了。
回到国内，他找到当年加入的炮兵部队时，炮兵连档案里却没有他这个人！档案里他说的这个连只有一个河南的叫韩顺业的人！他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谁的错，该怪谁。国家的错？却是具体的人经手的。可经手的人或者牺牲，或者不知去向，无从核实。韩建业又耳聋了，说话要么像打巨雷一般，要么如蚊子哼哼，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音量。只能用笔写着解释。可他面对的人又陌生又忙碌。那时候通讯不发达，新中国初期事务繁多，千头万绪，党内党外军内军外疑云重重，没有人腾得出时间精力来为他查清明细恢复身份。
他失去组织了。在当时，这一种痛苦让人锥心穿肺。
辗转了许久，他终于开始了身无分文的漫长的回家征途。
离家四年多的韩建业怀揣一颗千疮百孔的心回到了家乡。他不可能想到，一场更严重的灾难在等待着他。
他的家里已住上了别的村民。他漂亮的媳妇与公社书记好上了，后来成了书记的妻子。他家被新定为地主。他的哥哥因在抗日战争中投身的是国军，故此牺牲的哥哥被取消了烈士称号，定性为国民党特务，他远在海外的舅舅更是被划定为海外奸细，而他自己的户口早已被作为失踪者注销。他的两个可怜的妹妹则消失得无影无踪，据知情人告诉他，说是被书记送给了云游四方的草班子杂技团或者什么戏班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