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从大山里走来的生存感悟者
贾平凹，陕西丹凤人，生于1952年2月21日。1968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当农民，后来被推荐上“社来社去大学”，197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从事过文学编辑工作，现在是西安市文联专职作家，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人大代表，西安市作家协会主席。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已经出版的小说、散文作品四十余种，在国内外获奖三十余次，北美洲《华侨报》誉其为大陆文坛的“独行侠”，老作家汪曾祺称他是“鬼才作家”。
贾平凹在小说和散文两个领域都有辉煌的成就。他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尤其散文最为精妙，其中《丑石》、《一棵小桃树》等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还有的作品被选入大学教材。散文集《爱的踪迹》获首届全国优秀散文奖。
贾平凹的作品有十部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及舞台剧，其作品在海外被翻译为英、法、日、德等文字多种版本。
贾平凹的散文作品随着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这是他的长处。总的来看，我们可以把他的散文分为四个系列：丑石系列、商州系列、闲人系列、禅思系列。
贾平凹多次说到自己是山里人，通过写作克服自卑心理，获得了人生自信和社会地位。所以，他的奋斗过程是一个由卑微到辉煌的过程，由聪明入世到达观通脱的人生感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散文就是人生探索的记录，就是他对人生感悟的结果。
丑石系列是贾平凹早期的散文作品，主要是通过外部事物景物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感悟及体验，相似思维特点非常突出，象征手法运用娴熟，是古代传统散文的回归。
商州系列是贾平凹运用小说手法写作的散文作品，这些作品表现了山地人的生活，从这些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遗风遗俗，是北方民族的历史相似思维的结果。
闲人系列不是一个准确的概括，我们把不属于上述两大系列的散文作品都可以收拢进来。当然，贾平凹在现代大都市中的生活已经远远多于他在农村的生活，所以他的思想已经与现代都市思想保持同步发展，从这里我们看一看作家的现实态度，在这种都市生活应酬中，贾平凹有自己的独特发现和感悟。这些作品的内在相似思维是复杂的，需要我们深入分析才能够准确把握。
禅思系列是贾平凹近年来的散文创作，标志着他的散文创作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如果说前面的散文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生存感悟，那么，禅思散文则是对生存的超脱感悟，追求形而上的意味。
2.2.人生的积极追求――丑石系列
丑石系列作为贾平凹早期的散文创作，体现了他的积极入世思想。现在，这些作品有的已被选入中学课本，成为散文的典范之作。1982年，贾平凹把自己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单纯入世、复杂处世和冷静观世。可以说，丑石系列散文属于贾平凹单纯入世思想的结晶。
所谓单纯入世，其实就是贾平凹在这个时期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认识还不成熟，纯粹抱着一腔热血，对生活充满希望和热情，集中代表了打倒“四人帮”后人们的普遍心理和感情。
贾平凹是以小说家的身份介入散文创作的。在1981年发表散文成名作《丑石》之前，他的小说《满月》已经于1978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小说不时给文坛带来新的话题。长篇小说《浮躁》几乎被视为反映“转型期”民族文化心态的“经典”作品。最初人们还以为贾平凹染指散文只是“闲笔”而已，而他本人在小说创作中的不懈努力又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贾平凹的才情浸润于散文并且愈来愈不同凡响时，人们发觉，尽管这一时期贾平凹的散文在整体上尚未达到“大家”境界，但是对当代散文历史的意义是重要和不可缺少的。总之，贾平凹的散文是他综合了才情、品格、文化心态和审美情趣后的结果。这种综合与选择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在单纯入世阶段，贾平凹以童年视角阅读社会人生，“在我小的时候”成为贾平凹最基本的叙事话语。《访梅》中，贾平凹说“小时候，对于我们这些孩子，冬天实在是单调的日子”，类似这样的语句在他的作品中俯拾皆是。《地平线》：“小的时候，我从秦岭来到渭北大平原，最喜欢骑上自行车在沙上无拘无束地奔驰。”这时候，一道地平线出现在他的眼前，一个老人告诉他，这就是地平线，“我坐在地上，咀嚼着老头子的话，想这地平线，真是个谜了。正因为是个谜，我才要去解，跑了这么一程。它为了永远吸引着我和与我一样兴趣的人去解，才永远是个谜吗？”
地平线与人生目标和追求具有某一种相似性，正是这种相似性，成为作者构思的基点，从此写下去，形成一种象征意境。这种构思很显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也可以说，这种意境完全是合目的性的表达，是主观构想出来的意境，这就是简单入世的写照，表达了作者的希望和热情。“从那以后，我一天天大起来，踏上社会，生命之舟驶进了生活的大海。但我却记住了这个地平线，没有在生活中沉沦下去，虽然时有艰辛、苦楚、寂寞。命运和理想是天和地的平行，但又总有交叉的时候。那个高度融合统一的很亮的灰白色的线，总是在前边吸引着你。永远去追求地平线，去解这个谜，人生就充满了新鲜、乐趣和奋斗的无穷无尽的精力。”
从这篇作品可以明显看出作者早期散文创作的特点，也可以说它属于简单入世阶段的感受制作。作者在文章中刻意挖掘生活中的意境，虽然立意非常深刻，但是明显具有人为的痕迹，表现出童心无邪、一副天真可爱的面孔，适合于青少年阅读。《池塘》：“那时候，我很幼小，正是天真烂漫的孩子，父亲在一次运动中死了，母亲却撇下我出门走了别家。”《鸟窠》：“在我小的时候，村里有一所磨坊，矮矮的一间草屋，挨着场畔的白杨树儿……在那里也泡过了我的童年。”《一棵小桃树》：“好多年前的秋天了，我们还是孩子。”《月迹》：“我们这些孩子，什么都觉新鲜。”以童年视角切入生活，构思作品，使贾平凹的散文荡漾着一种纯净的气息，在这种纯净的气息中又跃动着诗一般的童心。童心即诗心，而有无诗心在贾平凹看来十分重要。“诗人并不仅是做诗的人，我是极信奉这句话的。诗应该充溢着整个世界，无论从事任何事业，要取得成功，因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心中永远保持着诗意，那将是最重要的一条。”贾平凹散文的诗意，一方面表现为像《丑石》、《地平线》、《月迹》这样的诗的构思，另一方面则更多地着意于诗歌的意境的构造和挖掘。在这一方面，贾平凹在初始阶段显然程度不同地受过杨朔散文的影响。
在构造散文的诗的意境时，贾平凹在艺术上是比较传统的，不外乎三种手法：
一是情随境生，就是作者描写到某个情景，感情随之就自然发生出来。在《一棵小桃树》中，作者“突然看见那树儿的顶端，高高的一枝儿上，竟还保留着一个欲绽的花苞，嫩黄的、嫩红的，在风中摇着，抖着满身的雨水，几次要掉下来了，但却没有掉下去”。作者由此得到慰藉，向桃树倾诉道：“啊，小桃树啊！我该怎样感激你，你到底还有一朵花呢，明日一早，你会开吗？你开的是灼灼的吗？香香的吗？我亲爱的你那花是开得美的，而且会孕出一个桃儿来的，我还叫你是我的梦的精灵儿，对吗？”
二是移情入境，就是把自己的感情移植到事物中，使事物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在《丑石》中，我们看到当丑石被发现是天上的陨石时，人们的感情就发生了变化，用这种感情去重新看待丑石，丑石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我们仍举《一棵小桃树》为例：“那雨却下得大了，全不是春天的温柔，一直下了一个整天。我深深闭了柴门，伫坐窗下，看我的小桃树儿在风雨里哆嗦。纤纤的生灵儿，枝条已经慌乱，桃花一片一片地落了，大半陷在泥里，三点两点地在黄水里打着旋儿。啊，它已经去了许多呢，瘦了许多呢，昨日楚楚的容颜全然褪尽了。”
三是体贴物情，物“我”为一。物的情景与“我”的心境达到统一，写物就是写“我”，写“我”也就是写物，这就是古代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我坐在一堆乱石之中，聚神凝想，夜露就潮起来了，山风森森，竟几次不知这山中的石头就是我呢，还是我就是这山中的一块石头？”
在阅读贾平凹的这些充满诗意的散文时，我们感受到他内心世界的缠绵与纤细。他很敏感，因此也非常情绪化。在他的散文中，我们时刻感受到情绪的涌动。在贾平凹看来，情绪“又往往是有口说不出，意会而不言的，都是要通过描写片断的自然景象，抒发人的瞬间的感受，幻想和隐藏在内心世界的微妙的情绪，只能隐隐地展现出来。”这为我们理解贾平凹的散文重视写意提供了一个角度。如《冬花》、《静》、《对月》和《落叶》等都是很好的写意散文，有国画的色彩，也有宋词的韵律。在这些作品中，贾平凹注意含蓄，注意化实为虚，注意通过想象拓展空间从而臻于意密体疏的境界。我们读《月迹》：
“你们说月亮是个什么呢？”
“月亮是我所要的。”弟弟说。
“月亮是个好。”妹妹说。
我同意他们的话。正像奶奶说的那样，它――是属于我们的，每个人的。我们就仰起头来看那天上的月亮，月亮光光的，在天空上。我突然觉得，我们有了月亮，那无边无际的天空也是我们的了：那月亮不是我们按在天空上的印章吗？
贾平凹把写感情和理性、灵与肉、变化与永恒、生与死的冲突等哲理问题看成是散文的长处。《月迹》、《爱的踪迹》有着浓厚的探究事理的兴趣，以至要验证某些哲学命题。这就是贾平凹的所谓悟道。观沙砾，他明了：“世上什么东西生存，只有到了它生存的自然之中，才见其活力，见其本色，见其生命，见其价值。人往往有其好心，然无视自然规律，欲以己意，加于他物，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面对丑石的遭遇，他借天文学家之口，说自己的发现：“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访兰》，他记住了父亲的教谕：“人活在世上，不能失掉了自己的真性，献媚处事，就像盆景中的兰草一样降了品格；这样的人是不会给社会有贡献的。”在他相当多的作品中，“哲理的构造”与“诗的构造”交相辉映。如果我们再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贾平凹早期散文追求的哲理意境，其实都是对生存的思考结果，是在写自己的生存志向和抱负，也是在写生存意志和生存精神。
无论是在“诗”中传达情绪，还是悟“道”表明识见，都显示了贾平凹的生存感悟。在这个时期，贾平凹追求一种生存意志和精神，所以，对美好人性的挖掘和赞美是贾平凹早期散文的重要主题，他的诗情想象在此时是最为活跃的。我们还不应当忽略，在贾平凹的心态中寄托着对“弱小者”的同情，存在着对自我的责备。他对“弱小者”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在“丑石”的面前，“感到自己的可耻，也感到了丑石的伟大”，“我甚至怨恨它这么多年来竟会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而我又立即深深地感到它那种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他对一棵小桃树的怜悯之情在自己的忏悔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爱怜”、“可怜”这样的字眼在文章中多次出现，字里行间充满慈悲之心。作者播种了桃核，也播种了童年的梦想。他为自己“漠漠忘却”小桃树而自责，为小桃树“命薄而忧伤”，他描述小桃树在风雨中顽强生存的状态，就有一种对弱者生存的悲悯情怀。“雨还在下着，我的小桃树千百次地俯下身去，又千百次地挣扎起来，一树的桃花，一片，一片，湿得深重，像一只天鹅，眼睁睁地羽毛剥脱，变得赤裸的了，黑枯的了。然而，就在那俯地的刹那，我突然看见那树儿的顶端，高高的一枝儿上，竟还保留着一个欲绽的花苞，嫩黄的，嫩红的，在风中摇着，抖着满身的雨水，几次要掉下来了，但却没有掉下去，像风浪里航道上的指示灯，闪着时隐时现的嫩黄的光，嫩红的光。”小桃树成为他的生存意志的象征，他对小桃树这一类的弱小生存者给予了深沉的同情。《池塘》中荷叶的狼藉破碎会使他“不禁呜呜哭起来”。羽毛未丰的小鸟不慎落水，也会使他大动恻隐之心：“可怜的小鸟！这个世界怎么容得你去？这风儿雨儿，使你如何受得了呢？我纵然儿在岸上万般同情，又如何救得你啊！”贾平凹在散文中对弱小的同情和对自我的责备是与他对人性的赞美联系在一起的，是自我道德的净化，在本质上体现了贾平凹对弱者生存的同情和关怀，表现出作者的宽厚和仁慈之心。但是，这种描写属于抒情散文的路子，因而有点矫情，有点伤感，有点“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贾平凹后来在很多地方说他看不起早期的散文作品，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贾平凹早期散文作品追求纯洁的人生品味，对生存的理解还是在中国古代伦理的范围内，所以，作品多表现出纯情、纯洁的意境。《爱的踪迹》、《月迹》都可以看出贾平凹单纯入世的纯情，他的笔下，生存是美好的、诗意的。他之所以以“月”为主要的审美意象，就是感觉到“月”是纯洁的象征。他苦苦地寻求与月的默契，对月倾诉自己的生命体验，再把这种体验蕴藉在作为审美意象的月中。我们可以读到化古诗意境为文的《月迹》，也可以读到以月为鉴，透视自己心灵的《月鉴》和《对月》。在贾平凹的笔下，月是淡淡的、静静的，月是一种韵律、一缕情丝，有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式的美丽。于是，贾平凹散文仿佛成为淡淡的月中的疏疏的桂，他所追求的空灵的艺术境界映衬月的光华。在追求优美空灵的同时，贾平凹并未疏忽“旨远”。他避免了流于空泛的危险，而是在空灵的境界中灌注着生命体验的识见，尤其是情绪。他以纯净见长，而这种纯净的极端则是纤巧。无疑，纯净是一种美，对于仰慕“秦汉”风采的贾平凹来说，浑厚与博大同样充满了魅力，他要将空灵与浑厚化为整体，而黄河则使他获得了这种整体的艺术感觉，它给人们以水面貌似平静、温柔，而内藏排山倒海的深沉的力量。在《游了一回龙门》中，他这样写道：“我进了龙门，我也要成龙了，我就是一条游龙，多自在，多得意啊，瞧高空上有云飞过，正驮着奇异的落霞，这云便是翔凤了。有游龙与翔凤，天地将是多么丰富，一阴一阳，相得益彰，煌煌圆满，山为之而直上若塔，水为之乃源远流长，大美无言地存留在天地间了。”如果说，以前的贾平凹感觉自己的生存受压抑、自卑，因而他的散文里的意象都是丑石、小桃树、月，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游龙”，他开始获得了生存的自信。文章最后，他写道：“……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日有一个叫贾平凹的学子到此一游，从此他再不消沉，再不疲软，再不胆怯，新生了他生活和艺术的昭昭宏业。”因此，贾平凹在深化对社会的认识和人生的感悟之时，拓展着他原先的艺术格局。
我们可以看出，贾平凹早期的这些散文作品，充分表达了他的人生抱负和追求，在揭示人性被压抑的过程中，突出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的精神，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贾平凹的创作配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这也是他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2.3.自然的生存观照――商州系列
《商州初录》和《商州又录》标志着贾平凹开始进入“复杂处世”的阶段。贾平凹仍然是情绪化的，但开始注重描写社会世象，进入社会生活的本体，个人的情绪逐渐内在化了。贾平凹要向外面的世界披露“商州到底过去是什么样子，这么多年又是什么样子，而现在又是什么样子”。在商州体验生活时，贾平凹为新的生活的丰富性“震惊”，也为其复杂性“眩晕”。这种“感觉”意味着贾平凹对世界的认识有所深化，也就是所谓开始进入“复杂处世”的状态。
在《商州初录》的《引言》中，贾平凹用“美丽、富饶而充满着野情野味的神秘的地方”和“勤劳、勇敢而又多情多善的父老兄弟”来描述商州，这两段文字表明了贾平凹的感情所系。他对风土人情，也即“古老的民族性的故事”有强烈的探究兴趣。他试图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写，写出现代的意识来，从各方面探讨农民心理结构的变化。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散文在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而这种人生故事总是与某种人生观念具有相似性。贾平凹的人生观念又反映出中国古代传统观念的继承，所谓古风古俗，就是质朴、自然、纯真的民风民俗，这些在他的商州系列散文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桃冲》中的老汉与儿子的相似是表面上的，而内在观念的相似才是作者表现出的中心思想。这些人物的命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某种观念的结果。作者发现了这种相似性，描写这些人物的命运就具有了一定的意义。
我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在《月迹》、《踪迹》中，贾平凹就有描写民俗的兴趣。如果说《静虚村记》、《五味巷》重在写人情，写风俗画，那么《秦腔》则重在表现风俗人情中的文化精神或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和《秦腔》是一脉相承的。在《莽岭一条沟》中，作者叙述了一个在深层结构上与寓言《农夫和蛇》相似的故事。怀有超绝的接骨医术的老汉颇有些替天行道的古朴遗风，医术高超，以至于狼都在深夜请他看病了，并且还来报看病之恩：狼吃了人家的小孩，将小孩脖子上的戴具叼来回报老汉，而老汉因为自己为狼治病，让狼残害了人家小孩儿而发疯跳崖身亡。这里表达了一个深刻的生存命题：难道生存就是建立在另一类生存的毁灭的基础上吗？狼的报恩是以残害人的同类来实现的，而人为了生存就只有消灭狼，而老汉为狼治病，就等于间接残害了人。狼身上这种报恩的人性让人无法接受，终于导致了老汉的灭顶之灾。这里表现出生存的复杂性，后来贾平凹继续思考这个命题，成为《怀念狼》的起因。
在结构与手法上，《商州初录》深受沈从文《湘西》和《湘行散记》的影响。沈从文谈到《湘行散记》时说，“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的方法，糅进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沉浮于西南特有明丽天时地理中……十五年前，我写《湘行散记》时，即具有这种意图”。受此启示，《商州初录》和《商州又录》的叙事成分增加了，对话增多了。它不采用大的情节，而是以细节“步步为营地推进”，又带有一定的故事情节。这些特征模糊了人们阅读经验中散文与小说的区别，以致有人将《商州初录》当作小说。
我们读《默口》中的一段文字：
天黑了，主人会让旅人睡在炕上，媳妇会抱一床新被子，换了被头，换了枕巾。只说人家年轻夫妇要到另外的地方去睡了，但关了门，主人脱鞋上了炕，媳妇也脱鞋上了炕。只是主人睡在中间，作了界墙而已。刚睡下，或许炕头上的喇叭就响了，要么是叫主人去开分地包产会，要么是主人去开党员生活会。主人起来了，？？？？地穿衣服，末了把油灯点着。他要出门，旅人也醒了，赶忙就起来穿衣。主人说：睡你的，我开完会就回来。旅人肯定要说出什么话来，主人用眼光制止了。
“你是学过习的？”主人要这么说。
“学过习的？”旅人疑惑不解。
主人便将一条扁担放在炕中间。旅人明白了，闭了眼睛睡觉。
在这里，我们已经看不到早期散文追求优美的语言痕迹，而用淳朴的语言表现出淳朴的生活，文字上的追求淳朴，带来的是描述的生存诗意，在略带幽默的叙述中，我们感受到民风的淳朴。在贾平凹的思想中，淳朴的山民，他们的生存无邪、纯真、坦荡自然，这种人性的本真品性是当今物质社会最缺少的东西。正是山民生存的淳朴，使贾平凹的笔墨在文字上也逐渐转换，拙朴代替了优美：
到了门前，家家都是有一道篱笆的，但不是城里人的那种细竹棍儿，或是水泥杆儿，全是碗口粗的原木桩，一根一根，立栽着。一只狗呼地扑出来，汪汪大叫，主人喊了一声，便安静下来，给你摆起尾巴。屋里暗极了，锅台，炕台，四堵墙壁，乌黑发亮。炕上的被窝里蠕蠕动的，爬下来了，原来是一个年轻的媳妇，在炕上出黄豆芽菜：见客进门，忙将唾沫吐在手心，使劲抹那头上的乱发，接着就扫炕，就拍打炕上炕沿上的土，招呼羊皮褥子上坐。
从这段描写我们可以看到贾平凹用小说的笔法，展现了山民的自然生存状态，毫不隐讳，直接描述，贾平凹开始摆脱通用的书面语的束缚，寻求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他不再刻意追求典雅和畅达，语言的诗意对他的诱惑小多了，而生存的诗意越来越凸现。在内容上他要表现出商州人的自然生存状态，而在语言上则想归真。因此他用拙朴的文字来描绘生活，使之更接近生活的“原生态”，这样描写商州山民的生存状态可以让人们思考很多问题：淳朴的民风是否只能保存在自然生存状态下？相对于现代都市文明，这种生存状态是值得肯定呢，还是应该否定？
贾平凹写商州也思索着商州，困扰他的问题是，“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道德水准的下降和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只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经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移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曾经给贾平凹散文创作以影响的沈从文，在散文中以野性的民风民俗对抗现代生活，而贾平凹的散文似乎想超越对抗和矛盾，他“从商州作为一个点，详细地考察它，研究它，而得出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以及这个大千世界里的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变化的轨迹”。注意“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这意味着贾平凹在散文创作中试图兼顾“道德”与“历史”。于是在他的散文中写出了商州淳朴的民风民俗，表现传统道德的美，同时也体现出时代历史的发展进步。作为一种价值取向，贾平凹在“历史”与“道德”之间遭遇到一个悖论：即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沦丧或缺失。作为一种艺术创造，贾平凹则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种融合的视角，他重视“中国民族的美好心理结构”，同时，他又意识到：现在，时代的特点比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充分、深刻和明显，因而他重视表现现代人的情绪。就艺术旨趣而言，他钟情于中国文学的传统财富，努力“以中国的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现当今中国人的生活、情绪”，尽管他意识到“文学要发展，必须中西杂交”。这些复杂性，构成了贾平凹表现在散文创作中的感情内涵与艺术历程。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贾平凹以自己的价值取向有选择地接纳了传统，但他也投向现实，从而获得某种平衡，避免了由“传统”而复古“怀旧”的危险。换言之，在表现当代人的生活、情绪时，贾平凹承接并挖掘了“传统的美”。也就是说，他既对中国传统生存方式给予一定的肯定，又不满于这种落后的与世隔绝的生存状态，他想找到一种让传统与现代和谐融会的生存方式。
其实，贾平凹早期就有《静虚村记》的散文，在文中作者描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和谐一致的生存状态，在这个城市的村庄中，作者写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观念。可以说商州系列散文就是《静虚村记》的展开和继续，这似乎就是贾平凹散文创作的人文思想和精神。崇尚自然，以人文传统而言，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换言之，对自然的亲近、崇尚，正蕴藉着一种传统的人文精神；而精神与哲理，显然不可避免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有着血缘般的联系。事实上，我们不仅能够在艺术上，而且能在精神上找到贾平凹《商州》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联系。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桃花源”在中国文学中具有原型意义，而不断地构造“桃花源”则又验证了中国知识分子具有难以舍弃的“乌托邦”精神。有两段文字颇能表明贾平凹这种精神。
从商洛进入关中，本来只有一条正道：过武关，涉五百里河川，仰观山高月小，俯察水落石出，在蓝田县的峪口里拐六六三十六个转角弯儿才挣脱而去。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西岳华山的脚下竟有了一条暗道，使这个保守如瓶的商洛从此开了后门：这就是由北而南的石门河了。
这样来描述商州，就有一种进入世外桃源的感觉。贾平凹笔下的商州人也就具有世外桃源人的精神境界。
滩上人也不计较，反倒穿着清楚；说话口大气粗，常常当着人面掏烟袋，总要随便带出一角二角钱来，接着又那么随便地胡乱往口袋一塞。而村子里的人在桃熟时，夜夜有过来偷桃吃的，或许一到夏天，就来偷采嫩竹叶去熬茶。滩上人看见了，从不撵打，反倒还请进家过，尽饱去吃，只要求留下桃核，说积多砸仁，一斤可卖得五角多人民币呢。
这是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境界。民风淳朴，几近原始状态，但是，贾平凹又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生活，不完全是欣赏这种古风。他写桃冲的后来，“日子一天天又富起来。人人都富，所有的人心就齐了；谁也不嫉恨桃冲的人，桃冲的人家又大种桃花和青竹。五月时节，这平台上就又只能看得见黑色的瓦顶了，一到黄昏，人们歇息的时候，那黑石崖上的扑鸽又旋风似的在河面上空飞动，石壁上离离奇奇的光影又演起来，桃冲滩上的人都瞧着好看。摆渡的老汉却悠闲了，就在水边的桃花林里，舟船自横，他坐在那里戴着硬式石头镜看起书来。”这样，贾平凹就把传统民风与现代生存观念结合起来，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新的世外桃源。应当说，这正是贾平凹散文创作的独特性与魅力之所在。
贾平凹对商州人的生存状态进行的客观描述，正是从现代意识角度冷静观察的，他既希望这种古风能够与世长存，又希望家乡能够进入现代文明，变革陈旧陋俗。他对“道德水准”、“诚挚的人性”和“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忧心忡忡，使他的散文弥漫着一种强烈的伦理情绪；无论是对人性的赞美，对弱小者生存的同情，还是自我的感伤与忏悔，都在伦理情绪的氛围之中，一个温柔、笃诚的人格形象也许正是因此而来。但也正是这种强烈的伦理情绪，妨碍了贾平凹散文对现实的历史进程的容纳。当他迫切地想拓宽散文的路子，创造大散文的境界时，他就开始意识到自己早期散文的局限了。在《商州初录》、《商州又录》中，他“欲以商州这块地方，来体验、研究、分析、解剖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生活变化，从一个角度来反映这个大千世界和人对这个大千世界的心声”。这时贾平凹对农村农民生存状态的关注，开始从过去那种积极热情的入世思想发展到复杂处世或者冷静观世的阶段，他已经失去了理想化的激情，开始现实地把握社会生活。
商州系列，让人们了解到淳朴的民风民俗，贾平凹的散文也充分发展了还俗、拙朴的艺术特征。贾平凹似乎完全抗拒了诗的诱惑。他的认知体验和感情的内涵都发生了变化。一场大变，深化了贾平凹的人生体验，他冷静多了。他发现了残缺和严酷，并描绘了残缺和严酷。“人生给我的是这么多残缺，生活的艺术如此遗憾。这一切难道是教育我，人不尽是一个洋葱头一样有无数层壳的复杂，也同是满有皱纹的硬壳的核桃要砸开方能见那如成熟大脑一样的果仁？！要我接受着这一切孤独和折磨而来检验我的承受力以至于在这种严酷的承受中让我获得人生的另一番快愉？！”这是贾平凹在《独白》中的独白。在另一篇散文中，作者又说：“生之艰难与悲愤，造就着无尽的残缺与遗憾，超越了便是幽默的角色。”（《蛮荒野地》）由此看来，贾平凹是处于“承受与超越”之间，因此，严格地说，《商州》中的作品，仍然介于“复杂处世”与“冷静观世”之间。
2.4.都市的生存思考――闲人系列
1993年，贾平凹把他的散文选了一个集子出版，命名为《闲人》。这个集子可以说是当时他的散文的佳篇汇集，而我们现在对他的散文分类只是用他的这个集子的名，因为“闲人”是他对都市生活的感悟和认识，也是他在都市生活的记录。“闲人”能否成为一个系列，还需要大家探讨。我认为，收在《闲人》集子里的《名人》、《笑口常开》、《弈人》、《闲人》等，可以看作一类，表达了他对都市生存的感悟。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痛苦，而痛苦的根源在于，人都有缺憾，都不完美，都有局限。如何面对？这就需要有一种正确的心态。《笑口常开》用金圣叹《西厢记》批语中的笔法，将种种现象组合在一起，“残缺”和“遗憾”于是通过描写社会的芸芸众生相表现出来。金圣叹用“不亦快哉”自述快乐时刻，贾平凹则以“不禁乐而开怀”的姿态面对种种社会现象。此文也有笔记小说的韵味。贾平凹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的笔端少却了清纯的诗意，而是用调侃和更加拙朴的语言来透视社会，并以对病态人格的展示代替对美好人性的赞美。至此，贾平凹对人生的体验和对社会的认识更为全面了。《弈人》构思独特，通过弈人与中国社会建立了相似关系，通过象棋的棋子分布与中国官场的相似，挖掘国人的文化心态。我们看贾平凹是如何评说象棋这一“国粹”的：
而中国的象棋代代不衰，恐怕是中国人太爱政治的缘故儿吧？他们喜欢自己做将做帅，调车调马，贵人者，以再一次施展自己治国治天下的策略，平民者则有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以致词典上有了“眼观全局，胸有韬略”之句。于是也就常有“某某能当官，让我去当，比他只强不差”。中国现在人皆浮躁，劣根全在于此。古时有清谈之士，现在也到处有不干实事、夸夸其谈之人，是否是那些古今存在的观弈人呢？所以善弈者有了经验：越是观者多，越不能听观者指点：一人是一套路数，或许一人是雕龙大略，三人则主见不一，互相抵消为雕虫小技了。
尽管把中国象棋代代不衰的原因解释为“中国人太爱政治”，多少有些偏颇，但他由棋局、下棋人、观棋人来阐释国人的文化心理，不仅是一种新的视角，而且也是一种深刻的认识。这就是散文创作中相似思维的作用，不仅建构了散文意境，而且创新了散文思想内涵。
《弈人》可以看作是冷静观世的散文作品，这里已经不再有激情，也不再追求象征意境，只是冷静地把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叠加起来，冷静分析，挖掘内在的文化内涵，揭示民族的心理因素和性格特征。作者把自己的主观情感收敛起来，不露痕迹，不置可否，只摆事实现象，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而在《人病》中贾平凹慨谈：“我们是病人，人却都病了，我的猫头鹰上帝！”他对病房的赞美正是对病态的社会现象的诅咒。“我们失却了社会上所谓的人的意义，我们却获得了崭新的人的真情，我们有了宝贵的同情心和怜悯心，理解、宽容和体谅，热爱所有的动物和植物，体会到了太阳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人病》具有某种苍凉的意味。这种苍凉，正是贾平凹冷静观世的表现，也是他感受到生存苦闷的表现。
贾平凹的闲人系列所写的那些名人、弈人、闲人、病人，都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一类人，把某一类人的相似特征概括起来进行描述。作者不是关注具体某一个人，而是宏观地塑造这一类“闲人”的整体形象，描写这一类“闲人”的整体的生活。由于它是用宏观视角进行整体营构，所以，这种描写就具有抽象的意味，可以说，这是抽象的形象描写，而不是具体的形象描写，这种描写就具有普遍的哲理内涵。贾平凹的《闲人》就是运用抽象思维的方法写出的散文，虽说抽象，却很有理趣，毫不枯燥。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社会上有了闲人。
闲人总是笑笑的。“喂，哥们儿！”他一跳一跃地迈雀步过来了，还趿着鞋，光身子穿一件褂子，也不扣，或者是正儿八经的西服领带――总之，他们在着装上走极端，却要表现一种风度。他们看不起黑呢中山服里衬衣很脏的人，耻笑西服的纽扣紧扣却穿一双布鞋的人。但他们戴起了鸭舌帽，许多学者从此便不戴了，他们将墨镜挂在衣扣上，许多演员从此便不挂了――“几时不见哥们儿了，能请吃一顿吗？”喊着要吃，却没乞相，扔过来的是一颗高档的烟。弹一颗自个吸了，开始说某某熟人活得太累，脸始终是思考状，好像杞人忧天，又取笑某某熟人见面总是老人还好，孩子还乖？末了就谈论天气，那一颗烟在说话的嘴上左右移动，间或喷出一个极大的烟圈，而拖鞋里的小拇指头一开一合地动。
闲人的相貌不一定俊，其实他们嫉恨是小白脸，但体格却非常好，有一手握破鸡蛋之力。和你握手的时候，暗中使劲令你生痛，据说其父亲要教训，动手来打，做闲人的儿子会一下子将老子端起来，然后放到床上去，不说一句话，老子便知道儿子的存在了。他要请客，裹胁你去羊肉串摊，说一声吃吧，自己就先吃开，看见他一气吃下一百二十串羊肉，喝下十瓶啤酒，你目瞪口呆，“我有一个好胃！”他向你夸耀，还介绍他还能饿，常常一天到黑只吃一顿饭，却不减膘，仍有力气。他说：“你行吗？”你不行。
文中描写的这个闲人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说他具体，是因为有具体细节，但是，他却不是某个具体人，这种细节可能发生在任何闲人身上，这是一种无对象形象。所以，它是抽象的表达，是对某一类人的相似抽象表现。应该说，闲人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我们今天都市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现象。作者把这些人的特点都集中起来，组合成为一篇文章，就成为闲人的抽象画。
《闲人》给我们描述了一种新的人生，他们并不需要忧国忧民，他们也不需要树立什么宏伟抱负，他们率性而生，任性而为，敢作敢当，藐视权威，珍重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闲人就是我们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人类。
我们可以说，《闲人》标志贾平凹的散文创作进入冷静观世的阶段，他已经失去了过去的激情，思想由单纯经过复杂，逐渐变得冷静起来，他开始认真思考生存问题，我们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他对闲人是既肯定又否定，对很多社会现象持否定态度，看不惯现在的生存状态，但是，又找不到正确的生存方式，应该说贾平凹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处于痛苦阶段。
冷静观世就是不带主观色彩，客观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实际上也并不完全是见闻，也有着一定的思考，只不过比以前的作品更重视外在描述，把内在思考隐蔽起来，这些都集中表现在《看人》这篇散文中。“最好的风景是在街头看人。”这时候没有人认识你，你想是什么人就可以是什么人，在这个城市里，人流汹涌，你只是一个微小的个体，毫不足道，你潇洒而悲哀。“你首先看到的是人脸，世上的树叶没有两片相同，人脸更如此。有的俊，有的丑，俊有不同的俊，丑有不同的丑，但怎么个就俊了丑了？你看着看着，竟不知道人到底是什么，怀疑你看到的是不是人。”这种冷静的观察，自然就进入了思考过程，“突然间，你有了一种醒悟，熊掌的雄壮之美是熊的生存需要而产生的，鹤足的健拔之美是鹤的生存需要而自然形成，人的异化是人创造的文明所致。”所以，看似冷静观世，实则是对人的生存的忧虑和思考。看人脸，然后看各种各样的人生，女子、男人、公安、招待、老板、机关干部、教师、画家、艺人、赌徒、夫妻、情人、警察、小偷，“芸芸众生，众生芸芸，这其中有多少伟人、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将来是？你就对所有人敬畏了，于是自然而然想起了佛教上的法门之说，认识到将军也好，小偷也好，哲学家也好，暗娼也好，他们都是以各自的生存方式在体验人生，你就一时消灭了等级差别，丑美界限，而静虚平和地对待一切了。”由此可见，冷静观世就是为了消除自己的内心痛苦，为了找到超越现实的途径和方式。所以，最后作者感悟道：“在街头上看一回人的风景，又如读一本历史，一本哲学，你从此看问题，办事情，心胸就不会那么窄了，目光就不那么短了，不会为蝇头小利去勾心斗角，不会因一时荣辱而狂妄和消沉，人既然如蚂蚁一样来到世上，忽生忽死，忽聚忽散，短的数十年，该自在就自在吧，该潇洒就潇洒吧，各自完满自己一段生命，这就是生存的全部意义了。”
如果《看人》是都市生活的生存体验，那么，他通过这种冷静观世的体验，完成了对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探求――“各自完满自己一段生命”。可以说，贾平凹这时候对人生的思考已经处于冷静观世与超脱人生的禅思阶段了。
2.5.超脱的生存境界――禅思散文系列
贾平凹上个世纪的散文创作，表现出对生存的感悟与探索。这些感悟与他自身的生存状况直接相关，是他真切体验和思考的结晶。我们知道，对生死问题的思考自然就会进入宗教领域，而贾平凹多次说到“我好佛”，其实是他对生存问题的思考进入到哲学和宗教的一种表述。他的宗教意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文化的现代回归。他的早期散文具有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而随着冷静观世，他逐渐摆脱了功利色彩，进入虚、静、悟的境界。由于他的散文创作重视感悟，而佛教禅宗正是重感悟，也许可以说，他是从禅宗那里找到了感悟生存的方式或者写作散文的灵感。
他对自己的散文有这样的评价：“早期的散文是清新，优美，但那时注重文章的作法，而那些作法又是我通过学习别人的作法而形成的，里边可能有漂亮的景物描写，但内涵是缺乏的，其中的一些看法也都是别人已经有过的看法，这是我后来不满意的。后来的散文，我的看法都是我在人生中的一些觉悟，所以我看重这些。”贾平凹对自己散文的看法是“人生中的一些觉悟”，超越了一切功利色彩，这些觉悟是别人没有的，是自己独特的，因而也是最珍贵的。正如有人评价他散文创作时说的：“对佛禅的虔诚已成为作为一个现代文化人的贾平凹身上精神品格的一种‘原始’显现。‘原始’的宗教对宇宙自然生命灵魂的另类阐释，那种带有‘史前文明’特色的认知观，使得它在现代社会里成为人类文明文化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一个构成，并因此成为文明时代一些‘最现代’的文化人的最后精神归依，如牛顿如托尔斯泰如林语堂。”贾平凹生存思考的结果主要表现为超脱苦难，因为在贾平凹的生活中出现了太多的苦难，他需要找到超越苦难的方式和途径，从家庭变故的痛苦和世事的纷扰中为疲惫的心灵找到了一席憩息之地。而超脱的方式和途径多种多样，贾平凹选择的是进入禅的境界。
禅宗是中国佛教一大宗派。主张修习禅定，因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主旨，亦称佛心宗。禅是梵语的音译化简，全译是禅那，意即静心静虑，也称为禅定。这是一种修持方法，用现在的话说，是用深入思索的办法顿悟佛陀境界。
禅宗强调静，强调定，就是要凝心静虑思索。思索什么？就是思考生死存亡，思考佛的道理。其实中国古代儒家讲正心、诚意，养浩然之气，道家讲忘仁义，忘礼乐，以至坐忘，达到逍遥游（《庄子？大宗师》），都是静心养性，如何对待人生。
贾平凹接受禅宗的思想，为自己散文创作思想源泉，有着自己的特殊的生存背景。
首先，贾平凹的禅思散文是自己生存困惑思考的结果。这些年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钱，什么都可以有，就是不能有病。”吃五谷生百病，这是人人都懂的常识，又是人人都怕的经历和遭遇。人活着都想活得精神，有精神才能更好地克服各种局限和束缚，才能信心十足地为自由奋斗，这也是常识。然而，常识常错，因为，疾病对人也是一种束缚，克服怕疾病的观念，与其进行斗争的过程也是人获取自由的一种方式。当然，人不是神，得病的时候，都难免消沉与悲观，甚至产生虚无感。然而，无病时怕得病，一有病就想到死，则是一种更可怕、更让人不自由的病。如何战胜这种病，使人的精神获得更大的自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988年7月，贾平凹因肝病而开始了断断续续的住院治疗生涯。起始，他曾为此而忧愁郁闷，因为这病，使他不再能拥有正常人应拥有的一切，也因为这病，使他觉得自己仿佛突然被世界抛弃了。“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禁无限的孤独和寂寞。”而在以后的日子里，正是那禅的人生境界使他从疾病的痛苦与忧患中解脱出来。
禅宗讲修真养性，直面人的生老病死，认为生命的完满并不在于寿命的长短，而在于让有限的人生过程圆融无憾。基于此，慧能禅师提出了“三无”（即“无念”、“无相”、“无住”）的人生境界，指出人如果不再执著于妄想和外在事物，心灵就会得到解放，人的本性（即佛性）就会显现出来。所谓“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说的便是这种精神境界。因而，在禅宗看来，人生最可怕的病，不在于形体（肉体）上，而在心灵上；反之，人生真正意义上的健康是心灵的健康。
禅宗对待生存的态度能够消除人生一切悲观宿命的色彩，让人从生存的困境中超脱苦难。禅宗认为，智慧因烦恼而生，但这由烦恼而生的智慧终将化解烦恼。这里所说的智慧主要是指生存的智慧与生命的智慧，表现为人的悟性。它不是衍生人生痛苦的根源，而是解脱人生痛苦的良药。
禅宗的这种人生态度，启悟着贾平凹从肉体的疾病中解脱出来；他因此不再视病为可怕的灾难，而是在病中省悟，并且在病中悟出人生的另一种境界：病成了他参禅、参悟人生的另一种形式；病使他“把一切都放下了”。对病苦的超越，使他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为深层的理解。
其次，贾平凹的禅思散文与他的生存环境有关，贾平凹曾经反复强调：“我是山里人，到西安这个古都里，仍是山里人德性。”所谓山里人德性，实际上就是他还保留着山里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观念，纯朴善良，好静独处，喜佛爱禅。
我们知道，现代都市生活中已经很难保持一颗平静的心灵，熙熙攘攘的物质文明让每个人都难以超脱，烦恼也就由此而生。贾平凹是“山里人”，中国传统文化在最偏僻的地方保持着原始的品味。他虽然生活在都市里，但是，生存方式和生存观念还保持着纯朴的山里人德行，静心凝虑，观照现代人生存。正因为如此，他才可能从山水胜景中发现生存的悲哀，从蛮荒贫困的村野生活中感悟到某些精神或情感的高贵，甚至从常开的笑口中倾听到悲凉的哭泣，从轰轰烈烈的对弈中察觉到社会政治生活的苍白无力，从病人的意象中顿悟到人病的沮丧慨叹，从闲人的景况中领略到生存心态的微妙而又司空见惯的沉重变迁……贾平凹自己说过：“社会的反复无常的运动，家庭的反应连锁的遭遇，构成了我是是非非，灾灾难难的童年，少年生活培养了一颗羞涩的、委屈的甚至孤独的灵魂”。羞涩或孤独是“内向型”性格的表征，在一份性格心理调查表上，贾平凹确定自己的气质是“黏液质 抑郁质”，性格类型是“内倾型 独立性”。因此，在与外界的联系中常表现为一种独处的状态。“生性不善游逛，不喜说笑，行为做事往往爱作孤独的观察、思考”。
“我喜欢静静地作文”。所谓“孤独地观察、思考”与“静静地想”即贾平凹所说的“潜心去悟”。除了静悟之外，贾平凹还强调“虚”：“艺术的道理有的可以说出，有的不能说出，达摩可以面壁十年，你何不潜心去‘悟’那些意会而不可言出的艺术真谛呢？要虚，虚怀天下风雨，你便有源于高度的自觉，而不溺于就事论事；要静，静观自然万象，你便有精于其道的自信，而不溺于俗艳浮躁。”这是贾平凹对自己的禅思散文最完整的阐说。
贾平凹禅思散文并不是到了散文创作后期才出现的，而是在早期就已经表现出来。贾平凹很早就要求自己虚怀天下风雨，静观自然万象。所谓虚怀、静观都表明了把握生活、观照自然的一种状态。我们看他自己描述的在自然中的状态：
“我走月也走，我停月也停。我坐在一堆乱石之中，聚神凝想，夜露就潮起来了，山风森森，竟几次不知，这山中的石头就是我呢，还是我就是这山中的一块石头？”
很多人认为这段文字是庄子散文思维方式的运用，实际上这里就表现出禅定的境界。他的崇静尚悟，显然带有禅宗的哲学倾向。有论者说贾平凹散文“其至深处，所悟每近禅味”，这就说明贾平凹散文的构思追求虚空境界。贾平凹在早期散文中的感悟就是他静心凝虑、虚怀静观的结果。他的感悟是用内在的智慧去探究事理，这种事理开始还具有儒家积极入世思想，他最初的散文如《丑石》中的感悟，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而从1989年开始，他的不少作品就具有禅思意境了。当他能够称柿树为“佛”时，他的感悟也就达到了一种禅的境界。而“成熟则为佛”：“长长的不被理解的孤独使柿树饱尝了苦难，苦难中终于成熟；成熟则为佛。佛是一种和涵，和涵是执著的极致；佛是一种平静，平静是激烈的大限，荒寂和冷漠使佛有了一双宽容温柔的慈眉善眼，微笑亦运动在嘴边。”当他感悟到了柿树为佛时，他已经远离了现实的功利色彩，感受了从未有过的和谐、平静、安详。他的人生烦恼彻底摆脱了，他达到了圆融通达的境界。
生的苦难与悲愤，造就着无尽的残缺与遗憾，超越了便是幽默的角色……――《荒草地》从这段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出，贾平凹的禅思不完全是禅宗的思想，有着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独特感悟和理解。他是站在禅宗的角度看世界，又不皈依禅宗，又能够超越禅宗，这就是贾平凹的进步之处。我们再看他的其他思考：
把生与死看得过分严重是人的秉性，这秉性表现出来就是所谓的感情，其实，这正是上帝造人的阴谋处。识破这个阴谋的是那些哲学家、高人、真人，所以他们对死从容不迫。《说死》贾平凹在这里的思考，就更能够说明禅宗思想只是开其他走出困苦的钥匙，是在散文中追求这种对人生感悟的境界，并不是他就接受了禅宗的教条，成为一个禅宗信徒。所以，贾平凹的禅思散文是他对生存思考的结果，他不仅对解决自己的生存困惑，而且对解决读者的生存困惑也有一定的启示。由此可以看出，贾平凹的禅思是一种顿悟，不是从书本里来的，也不是从历史上溯源，更不是接受一种信仰，而是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和体察，所以，具有个性特点和特殊的意味，需要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
总起来说，贾平凹的散文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创作思路，他的散文不断在变，没有定式，随感悟而写，兼取众家之长。而之所以不断在变化，除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外，贾平凹自己的生存道路上的许多遭遇，也是他散文创作变化的直接原因。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散文变化，就是他对生存感悟变化的结果。最初，他作为一个青年，对生存寄予很多理想，表现出强烈的生存意志和生存精神，作品对人生多有激励，确实体现了积极入世的思想。可是，随着现实生活的深入，他渐渐感觉到实际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美好，他认识到生活的复杂性，作品中的主观色彩渐渐消失，而客观描述成为核心，《商州》系列作品的发表，实际上表现了作者的困惑与矛盾心理，作者笔下的古风民俗在现代物质文明面前经不起轻轻一击，就成为历史遗迹了。所谓的冷静观世，就表现出这种矛盾心理发展到极端，他无法给予社会生活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只是客观地记叙所见所思所悟，直到进入“禅思”阶段，贾平凹才超越了自己，由着自己的本性发展，建构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很多人认为贾平凹的散文自然天成，其实这只是一种套话，不论是《丑石》，还是《商州三录》，还是《闲人》、《树佛》等，作者的思路非常重视营造某种生存意境或意味，逐渐发展，形成他的生存散文格局，所以，贾平凹的散文是用心感悟生存的结果。
由于贾平凹的散文追求一定的生存哲理或意味，注重营造散文意境，又贴近生活，不断与时俱进，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有人说他的散文超过了小说。当然这只是一种个人看法，不能代表事实。客观讲，贾平凹的散文和小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贾平凹自己也多次表明，自己看不起早期那些散文作品，认为现在的作品才能真正体现自己的独特风格。其实，我们认为，他早期的散文只是沿袭了一定的抒情性，其中也表达了一定的生存哲理感悟，具有一定的价值。后期散文逐渐趋于冷峻，理性多于感性，然而，他的理性趋于禅境、佛道，具有某种虚空意味，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并不一定有早期作品的社会影响大。也许，随着他禅思的深入，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形成自己独特的生存理念，他的散文创作才会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