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第二轴承厂五车间郑云利投诉：“8月15日，我在沙坪坝渝碚路42号的钟表商店，花170元买了一只日产双狮水晶面双日历自动表，只用了49小时便停了摆。”
重庆矿山机械厂供应科陈国民投诉：“8月27日，我花1950元在石坪桥第一建筑公司劳动服务公司购买了一台西湖牌155升电冰箱，既无保修单，又无说明书，使用不到三天，内部出现裂纹，连修理都找不到地方。”
据统计：当年8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3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6%，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加13%，粮食增销30.9%，棉布增销41.2%，绸缎增销35.5%，洗衣机增销130%，电冰箱增销82.8%，电视机增销56%。
据《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的一年，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年上升18.5%。
“闯关”受挫，导致了新一轮的经济调整。1988年9月3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发出《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随着一系列强有力措施的落实，抢购风潮慢慢平息。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争论与交锋：“海南淘金”与“蛇口风波”
在全国人民疯抢商品的同时，一股“人才潮”正穿越琼州海峡。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尽管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依然混沌，但是国家政策的变化给人们提供了机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点燃了人们的致富热情，也激发了人们的冒险精神，中国迎来了第一次经商潮。
1988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设立海南省的议案》。紧接着，大会又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设立海南省经济特区的议案》，决定划定海南省为海南经济特区。
四年前，这个“自由岛”刚刚因为一场“汽车走私”风波而声名远播，震惊中央—这里一夜之间成为东方的底特律，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不生产汽车的“汽车城”。仅1984年，海南岛就批准进口汽车7.9万辆，超过了当时全国一年进口汽车的总和。原本只能在省内使用的汽车，却倒卖到全国，汽车走私严重冲击了国内市场，中央政府及时“刹车”，狂潮才戛然而止，刚刚兴起的开发热迅速降温。
四年后，千军万马再次跨过琼州海峡，掀起了20世纪中国最恢宏的“人才迁徙运动”。怀揣梦想的人们激荡着同一个声音：“到海南去！到海南开拓、创业、圆梦！”这一年，大学生、研究生、工程师、科学家、教师、医生、记者、作家、模特、歌星、企业家……他们从黄土高坡、长城脚下、大江南北不约而同地汇集成滚滚人流，向南，向南，跨海踏浪，奔赴阳光地带，奔赴心目中梦幻般的天涯海角，奔赴中国改革开放的“自由岛”。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29岁的冯仑带着1万台彩电批文从北京跑到海南，递给一家外贸公司的老总换来了30万元，成立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整天开着一辆破面包车到处转悠。25岁的潘石屹在深圳折腾了一年多不见起色，也来到了海南，多年以后当年的情景他依然难忘：
“第一次到海南，感觉很新奇。还记得在大同路与龙华路交叉处，那时热闹极了，街上擀面条的，卖烙饼的，作诗的，弹吉他的，都是一帮刚下海南的20多岁的年轻人，每个人眼睛都亮亮的，饱含着许多梦想。”
1988年6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篇题为《去海南》的文章这样写道：
“五指山微微招了招手，你就去了么？万泉河只轻轻地唤了一声，你就去了么？呵，我看不见你，翘首远望，扑面而来的是八千里云水。
“呵，我的朋友，你在为我描绘‘海南热’的画图么？你在给我讲述现代‘淘金热’的目击记么？海南！海南！你的十万顷蓝海水全都变成了红火苗，扑扑闪闪，将全国多少青年的英雄梦映照得通红透亮！”
8月，海南省正式出台《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1988）二十六号文件加快海南经济特区开发建设的若干规定》，即“三十条”。《规定》一出台，立即引起海内外广泛重视，香港各大报纸争相予以全文转载，海南省内的几家报纸更是不遗余力地大加渲染。
“中国最大、最开放的经济特区和最小、最年轻的省份”，“大改革，大开放，大开发，大建设”，此类报道扑面而来，一时间人心鼎沸，热潮迭起。
在匆忙兴奋奔赴海南的人群中，一个叫何汉的人在当年的日记中这样描述：“1988年，是我走向社会的整10年，那年，我受单位一帮不安于现状的同事的‘怂恿’，去刚成立不久的海南特区‘探风’，就是打前站，了解海南到底怎么样，有没有发展机会。
“11月的一天晚上，我随着四面八方闯海南的人一起，站在拥挤的海轮上，琼州海峡一片黑茫茫，什么都看不清，但我却是豪情万丈，我觉得一种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何汉骑着车沿海边整整转了12天，他把沿途环境详细地描绘下来，实地考察“能否留下来发展”。当走遍海南回到旅馆后，何汉决定回到原来的单位。他回忆道：“我当时把它记在笔记本上：一个奇迹，上天对人的垂怜。当渔夫，可以；当农民，好；找适合的工作，不易。”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何汉这样理性和冷静，随着开发热的升温，海南炒房、炒地愈演愈烈。与1984年一样，这一次海南还将为狂热与浮躁付出代价：“烂尾楼”、洋浦的“开而不发”……
2003年，何汉以海南为真实背景，写作了一本名为《2012》的书，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在这本书里，何汉以梦幻般的笔调、诗一样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构思，向人们勾画了一幅前所未有的图景—在中国海南省建立一个“环球市”。
“环球市占地420平方公里，拥有40公里海岸线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常住人口约120万，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在这里共同生活和工作。它是全球物流、资源优化配置的基地，是世界各种文化、艺术、教育、科技交融的中心，是未来城市的典范，引导形成未来城市发展的标准……”
这是一种美好的期待，带着浓重的乌托邦意味。1988年的海南，洋溢的是无序的狂热，此后的海南人还将一直思考这样的问题：海南特区为什么就偏偏上不去？海南特区为何大而不强？
在前军万马跨越琼州海峡，掀起南下淘金热潮之时，相隔不远的深圳蛇口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1988年1月13日晚，内地的三位著名青年教育专家在蛇口与70多位青年举行座谈会。原本和谐的会场气氛，被一个敏感的问题打破了：创业，还是淘金？
专家认为青年到蛇口，应该把为祖国创业放在第一位，不能因为这里工资收入高，生活比较好才来，这样是错的。而在座的一位青年觉得，在蛇口创业和赚钱是分不开的，是合在一起的，只要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淘金”没有错，是理直气壮的。专家们完全不同意青年们的辩解，会场上由此爆发了激烈的辩论。
当时唯一以旁观者的身份参加会议的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吴厚信认为，这场风波的实质，是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此事从《蛇口通讯报》报道开始，接着《羊城晚报》、《天津青年报》等纷纷展开讨论。7个月后，1988年8月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蛇口风波”答问录》一文，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将讨论辐射到全国。
重庆出版界的一位老同志将《“蛇口风波”答问录》连续读了两遍，并写信给《人民日报》：“当我确认不是‘内参’，而是代号为1-1的《人民日报》时，我感到仿佛从报面上再次看到已经实行了的改革、开放，看到了能兑现的公开化和真格的透明度。用实践的标准检验一下报纸，《答问录》的出现算不算一项推动现代化的新纪录？我深切相信，是的，也深沉地希望会是这样。”
北京的一些作家在座谈会上说，自打《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蛇口风波”答问录》，他们开始自费订阅《人民日报》了。
本着“探讨如何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指导思想，《人民日报》从8月8日到9月14日在第三版刊出了《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专栏。首期即将当天报社内部评报栏上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搬到了报纸上，其中一篇文章说：“（这件事）反映了全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不可避免的大争论，这场争论迟早要发生，藏也藏不住。”
尽管读???观点不一，但对于《人民日报》公开展开这一讨论，则一致予以赞成。在短短1个月零6天里，1531件信稿从全国各地涌到人民日报社。到11月中旬，全国几百家报刊纷纷就此发表文章。
据说，一位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登载的“蛇口风波”，竟然挥舞着报纸潸然泪下：“中国有希望了！有希望了！”
20世纪80年代，整个中国都处在各种各样激烈的争论与交锋之中：开放与封闭，务实与务虚，商品经济和小农意识，沿海与内地，将来的与老旧的……这些交锋源于参与者对真理的求索和对民族命运、个人前途的深层思考。这些充满激情的青年人也许没有现在的同龄人理性，但是他们都怀揣着一颗真挚的心，迫切地希望他们深爱的国家翻开新的一页，早日变得强大。
这一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是中国电影，也是亚洲电影第一次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金熊奖”，然而许多观众对于片中愚昧落后的中国人形象深为不满；这一年，中国女排止于五连冠，中国体育代表团“兵败汉城”，更成为许多人久久挥之不去的伤心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