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这一天起被郑重地写入中国历史。市场经济，这个长期被看做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经济制度，终于走进了社会主义的殿堂，开始了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融合。
党史专家认为，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以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中国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现代化建设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但是，很多人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在一起表示怀疑，有人甚至建议在这个名词中去掉“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对此，1994年12月，江泽民在一次谈话中说：
“我对西方国家一些来访的人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由中国人创造的词汇，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词汇，凝结了所有中国人的智慧。它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了中国人14年艰难执著的探索过程，以及无数次的思索、争论与交锋。它清晰地告诉人们：经济的落后源于观念的落伍，思想的匮乏源于心灵的封闭，道路的发现和开拓需要思想的力量，需要在理性指引下的勇气。在20世纪最后一个10年，我们会看到，进一步解放了思想的中国人，焕发出令人惊叹的创造力，用智慧和创造力书写了中华复兴编年史中传奇的一页。
1993：告别短缺经济，迎来跨国公司
在十四大召开的第二年，票证悄悄淡出了中国人的生活。1993年5月10日，北京市政府宣布放开粮油购销价格。这一天，粮票在北京正式“退役”了。敏感的记者们赶到国营粮店和个体粮摊，准备抓“新闻”。但是，记者们发现，“平静”成为这一天最大的新闻。《人民日报》记者在报道中写道：
“在团结湖粮油店、双榆树粮油店卖米卖面的地方简直门可罗雀。
“朝阳区红庙市场个体米摊前生意还算红火。年轻的摊主对记者说：‘粮油价格放开对我们有利。我们个体摊位可以占领附近的小片市场。’
“粮油价格放开的同时，也放开了酱油、醋和鲜奶的价格。记者看到人们在冷饮摊前、副食店里，平淡地问一声：‘涨啦？’买这些物品的顾客并不比往常多。冷清的粮油店，平静的居民。北京市放开粮油价格，被居民们平静地接受了。一位顾客说得好：什么都会慢慢适应的。”
记者们发现，市场对放开粮价似乎没有太大反应，粮油价格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人们对政府发放的现金补贴也不是很在意。曾经是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票证—粮票和油票，就在人们没有太留意的情况下平静地走进了历史，这也是最后离开中国人生活的票证。
中国人开始告别短缺经济。票证，作为一个时代记忆的载体，走进了博物馆。
1993年3月，江泽民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新一届国家主席，副主席则是中国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荣毅仁。一位采访这次人大会的外国记者发布了这样的报道：“一位资本家成了中国的领导人。”海外舆论认为：“荣毅仁是中国选择市场经济的象征。”
1993年的春天，对于很多跨国公司而言，中国似乎让它们等得太久了。从这一时期开始，跨国公司逐渐超过港澳资本，成为海外资本投资中国的主体。
1993年9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邀请了15个比较大的跨国公司的代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第一次正式邀请国际资本的象征—跨国公司走进中南海的大门。
在市场的诱惑和政府的鼓励下，跨国公司开始狂热地梦想中国。1993年，世界500强之一的摩托罗拉公司，把全球董事会从美国搬到中国来召开，董事们乐观地认为中国将是摩托罗拉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
对中国市场的憧憬，最经典的表述出自柯达公司的总裁裴学德。他说：“只要中国有一半人口每年拍一个36片装胶卷，已经足以将全球影像市场扩大25%；中国每秒多拍摄500张照片，便相当于多了一个规模等同于日本和美国的市场。”
这一年，肯德基第一家特许经营店在西安开业；宝洁在中国一口气建立了4家公司和5家工厂；柯达赞助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东亚运动会；诺基亚开始向中国提供GSM移动电话；花旗银行把中国区总部从香港搬到了上海。
两个月后，在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考终于瓜熟蒂落。这份行动纲领这样描绘了已经开始的变革：
“这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它意味着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完整体系，包括法律体系、文化体制、政治体制等等。”
《决定》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第一，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当时还叫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第三，要建立宏观调控体系，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进行管理；第四，确定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个决定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加以系统化、具体化，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人们意识到，这将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的明确，在给中国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的同时，也为政府解决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厚的国家，要完成一次由10多亿人共同参与的伟大的变革，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经济“软着陆”：中国领导人应当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历史学家们总是喜欢寻找历史的转折点，他们习惯于把某一重要事件发生的年份称做分水岭。1992年，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引下，中国人压抑已久的活力和热情被释放了出来。
这种活力和热情首先反映在市场经济的晴雨表—股票市场上。这一年的5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取消了对所有上市股票交易价格的限制，股市交易由市场引导。有人说，这一天，标志着中国股市真正诞生。其实，这时候上海证券交易所全部上市股票，只有15只。从5月21～23日，在仅仅3天的时间之内，股票价格一飞冲天，暴涨了570%。其中最高的竟上涨了3000%，面值100元的“豫园股票”在5天内涨到了10009元。这一段时间，上海的股民大家庭每天增加1万人，大家全都像过年一样快乐。
刚刚诞生的中国股市开始制造一个个财富的神话，一些最早投身股市的股民也确实迅速成了百万富翁。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人在一夜暴富心理的驱使下，逐渐失去理智变得疯狂的时候，股市也开始露出它残酷的一面。就在这个5月，家住上海陆家嘴地区的股民康柏华，因为不能承受炒股损失的6449.55元，在家中自缢身亡，这是中国有案可查的第一位股市牺牲者。
但是，更大的疯狂还在后面。
1992年8月10日，一个意外事件打破了经济特区深圳的宁静，这一天也成为中国证券史上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万人聚集在深圳，准备抢购新发行的股票，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2000多万张身份证。
几天前的8月5日，一个重18公斤的包裹寄到了深圳市邮局，里面是2800张身份证。这一年深圳市发布的《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发售公告》规定，投资者要先凭身份证购买新股认购抽签表，再凭表抽签购买股票。要想买到抽签表，就必须持身份证到指定的地点去排队。一个身份证可以买10张表，10张表中一个签。
每天有几百个装满身份证的包裹从全国各地寄到深圳，在这些千里迢迢赶到深圳的人们的眼里，身份证就意味着股票，就意味着财富。
短短几天，深圳银行存、汇款就增加了30多亿元。全城303个发售抽签表的网点，个个门前人山人海。当时的媒体这样描述那几天的深圳：“沸腾了，整个城市处在股票的旺火热浪之中。”
到了8月9日清晨，上百万人在烈日下已经坚持了48小时以上，早已精疲力竭。但是当网点窗口打开的瞬间，人们蜂拥向前，万众一心，那些小窗口顿时被人潮形成的大海所包围。这天下午4点钟下起了暴雨，但人们仍然在排队，除了买到抽签表的人，没有人离开。
在开始发售3个小时之后，一些窗口就挂出牌子：“表已售完”。到这一天晚上9点，500万张抽签表全部发售完毕。但是，一些网点营私舞弊暗中套购认购表的行为被人们发现。许多排了几天队没有买到认购表的人们情绪??始激动，人们不肯离开这座给予他们梦想，又使他们发财梦破灭的城市。
这天晚上，数万人开始集结街头，游行示威。第二天，愤怒的人群开始游行、砸车、放火，局面开始失控。为了缓解事态，深圳市政府决定再增发50万张认购表。但是，人们仍不肯散去。到了午夜时分，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警方拘捕了12名“闹事分子”。
到了8月11日，深圳市政府宣布加售数万张新表，并对涉及营私舞弊人员的违法行为加以惩处，整个事件才最终得以平息。
这次抢购风波最终酿成了中国股票发行史上的“8·10”事件。这件极端的抢购事件背后，透露出的是1992年独特的经济温度。
这一年年底，“8·10”事件入评“中国十大经济新闻”。
一个多月后，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在会见香港联交所主席李业广时说：“深圳股票事件是一次技术失控事件，当然其中包括很多人为因素。国家将责令切实查办贪污行为，而对于那些纯粹属于技术失控的问题，则需要汲取有关教训。”
面对市场经济这个崭新的课题，一些人、一些地区还没理清发展思路，就盲目地“大干快上”了。1993年，钢材、汽车、家电、化肥等紧俏商品一经转手，转瞬间就利润倍增。钢材的价格几经炒作，短时间里就涨了4倍多，刚刚兴起的股市犹如过山车一般大起大落。1993年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第一年，这一年这些轰轰烈烈的场面，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不过，这些还不是当年最火暴的场面。这一年，一个不为大多数人熟悉的小城市—广西北海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就在股票市场热得烫手的时候，广西北海这个风光秀丽的小城刮起了房地产旋风。种种经过夸大的前景，吸引了无数房地产商和投机者来到这里，10万人口的小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拥入了50多万淘金者，全国各地数百亿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北海。
政府几万元一亩批出去的地，几经倒手，最高的竟被炒到了100多万元一亩。一年之内，北海的楼价翻了几番，房地产公司冒出1000多家。同样的情况也在惠州、海南上演着，房地产市场成了继股票之后制造新富人神话的地方。
全国出现了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开发区一时间遍地开花，到1993年初，全国大大小小的开发区增加到2700多个，是一年前的20多倍。很多开发区建起来之后拉不来项目，结果原来的良田沃土只好在那里晒太阳。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后来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回忆说：“乡里搞开发区，你想想有人来吗？人大常委会找我们去汇报，有的常委很严肃地提出来，物价涨得这样高，通货膨胀这么厉害，要追究政府的责任，对有关负责人进行弹劾，我压力很大，弹劾，能弹谁呀！只能弹劾我。那时我非常着急，想办法把物价降下来。我在北京跑了很多地方，包括北京大学里面的粮店我都去过，非常焦急。”
有一段时间，陈锦华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一天晚上，陈锦华在睡梦中梦见群众冲击粮店，当他起身准备去“处理”时，被老伴从梦中摇醒。
经济持续不退的“高烧”使全国出现了房地产、开发区和股票市场与金融市场热，也使全国的生产资料价格猛涨。1993年，钢材、水泥、木材的价格比上一年上涨50%以上，全国消费品价格平均上涨了13%。到了1994年1月，钢材期货价格从每吨3000元上升到4000元，全社会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了20%。199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高达130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61.8%。
刚刚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中国，开始遭遇经济过热的问题。1992年的《亚洲华尔街日报》这样描述中国经济的变化：“数字实在令人炫目，中国经济正以灼热的12%的速度增长。”在惊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外界更为关注的是中国如何抑制一路攀升的通货膨胀。
对于经济过热，中国人并不陌生，经历过80年代的人们对治理整顿同样也不陌生。在计划经济时代，对于经济过热，政府一般采取行政手段强力干预。但是一旦放开控制，价格就会上升。经济学家形容，这就像把一个球按在水里，一松手，球就会马上浮起来。人们形象地说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
有人生动地将1993年的中国经济形容为一匹瘦弱的小马在兴奋剂的作用下拉着一辆大车飞奔，如果不尽快停下来，一旦药劲过去，就会连马带车一起，轰然翻倒。
怎么才能既让这匹瘦马停下来又不心肌梗塞，中国并没有成功的经验，但失败的教训却近在眼前。1988年底开始的治理整顿虽然让通货膨胀率从18.8%降到1990年的3.1%，但经济增长率也从11.3%跌到了3.8%。1993年通货膨胀率是14.7%，已经向1988年的最高纪录逼近。抢购商品的迹象开始出现，贮存美元、黄金和优质耐用消费品的现象日益普遍。
如何才能既让过热的经济冷却下来，又保持改革和发展的动力？中国经济能在不出现大的震荡的前提下平稳回落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人这一次开出的药方是宏观调控。
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提出了16条措施，中国经历了步入市场经济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这就是著名的“16条”。在出台的16条措施里面，13条都是针对金融领域整顿金融秩序，14条都是强调用经济性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