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姐夫看报、听收音机，政治性强，也敏感，知道社会主义了，自己这资本家公子的身份不逗人喜欢，一定要学会忍辱负重。他对我大姐家桃说：“只要我不惹别人，别人也不会惹我。”道理虽如此，但也有个案，个案就是他不惹别人别人也要惹他。坐在他隔壁办公室的厂工会赵主席恨透了他，把自己身上的痨病归咎到我大姐夫身上。赵主席是老职工，三十年代就在油漆厂当学徒，闹下了肺病，而之所以得了肺痨，医生说“主要是劳累过度”。赵主席想他还不是年轻时为多挣几个钱养家，在郭家开的油漆厂拼命劳累所致？他如今是工会主席，厂领导之一，偏偏弄了个痨病缠身，于是他想寻机报复。他对郭铁城副厂长上班经常迟到、早退很有意见，他曾跟厂长反映，厂长说：“不好办啊，郭铁城曾是这个厂的东家。”赵主席觉得厂长有点偏袒郭铁城，指出道：“还什么东家？早公私合营成国家的了。”
赵主席没有厂长那么仁慈，局领导来检查工作时，他以工人阶级的身份很不客气地放了一炮。局领导要求各厂矿把厂里于“大鸣大放”中跳出来的人报到局里去，在整理报上来的材料中，红旗牌油漆厂居然没报，局领导就来了。局领导是个女的，说一口北方话，着一身列宁装，脖子上系一条灰色围巾，很神气。女局长把油漆厂的党员们召集到办公室开会，问厂里的情况时笑笑说：“怎么，你们红旗油漆厂就没一个右派？”大家都望着女局长，女局长又说：“十个指头都不一样齐啊，你们厂一百几十人，个个都好？”
工会赵主席感觉机会来了，就装做气呼呼地说：“局长，有一个人，不知他的情况够不够右派。”女局长就鼓励地看着赵主席，“说说看。”赵主席便添油加醋地把郭铁城的情况汇报给女局长听，“他和他老子一起写大字报，”赵主席气愤地说，“攻击共产党，说共产党是农民，在厂里拉帮结派。这不是诬蔑共产党吗？！”女局长一听这话，脸都黑了，女局长就是农民出身，她丈夫也是河北的农民，“农民怎么了？”女局长来气了，“就得老实呆在地里被封建地主剥削和压迫？我看他就是个右派！”赵主席更来劲了，说：“新中国都建立八年了，人人都在劳动，他仍然在吸我们工人阶级的血汗，在厂里东游西荡，不干活，很虚伪，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女局长觉得这种把自己凌驾于工人群众之上的人，应该打压，就批评厂长说：“你啊，也是劳动人民出身，怎么可以由着他一个资产阶级胡来？还瞒着不报，你的政治立场到哪里去了？我看这个人就很右派。”
就这样，没写一张大字报，没在人群中发表过一次不同政见的郭铁城也成了右派。当厂保卫股长拿着局里下达的“开除公职、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的处理决定，通知我大姐夫并限令他们父子三天之内搬离长沙，回老家郴州资兴县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劳动改造时，我大姐夫哑了，他可没有打过日本鬼子的李文军那种兵来将挡的气慨，脸白得如一张纸，好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向你保证，我没反党反社会主义呀。”保卫股长是个铁石心肠的男人，他冷冷地说：“要我看，当右派比打成现行反革命还是好一点。”
我大姐夫满脸悲愤，因为他不但没反社会主义，相反，他觉得社会主义确实比过去强。他父亲也不是反社会主义，而是讨厌厂里那个自以为是的李书记，如今他们父子被双双打成右派，他觉得冤，人就蔫得同酸黄瓜样。他对我大姐说：“我实在小心，这期间厂里开会我都没发过一次言，怎么还是打成了右派？”我大姐也觉得我大姐夫冤，大姐见被打成右派后满脸凄然和迷茫的丈夫，就硬着脖子表示她不在乎道：“有什么要紧？又没把你枪毙，比起早几年那些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你和你爹都算幸运的。”我大姐夫却缩成一团，冷得直哆嗦。我大姐抱来被子盖在他身上，大姐夫仍瑟瑟发抖。大姐又抱来儿子盖的被子盖到丈夫身上，大姐夫仍冷得牙齿打颤，“家桃，我害了你。”大姐觉得她丈夫的抗变能力太低了，说：“到了这个份上，还说这个干什么？我跟你去资兴县。”
大姐那天上午回来与爷爷奶奶和爹告别时，穿着黑呢子大衣和一条黑长裙，一条玫红色的丝围巾缠在她修长的颈脖上，一头短发很有形地披在肩上，人就很漂亮。我大姐是那种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的女性，也只有在战火中、在军人家庭里长大的姑娘才能成为这种宁死不屈的女性。这样的女人是不会把痛苦搁在脸上展览的。她妈能吃苦，但她妈吃了苦却像老牛样将吃进肚子的苦反刍到脸上，何家桃在城里受的教育，教育让她学会了坚强和掩饰，就要脸，于是她把所有的酸楚都咽进了肚子。大姐望全家人一眼说：“我们要搬家了，特来辞行。”奶奶问她：“搬到哪里去？”大姐说：“郭铁城父子都打成了右派，被遣送回原籍，厂里限定我们三天内搬家。”大姐说完这话，笑了下，但那种笑实在是强颜欢笑，就十分凄迷。大姐那年还不老，玫红色的丝围巾把她的脸衬托得很白净，正因为太白净了就能透出内里的忧伤。毕竟她遇到的是一件倒霉事，虽然她那坚强的性格让她选择了接受。
大姐在家里吃了中饭，吃中饭时侄儿何白玉放学回来了，何白玉看见她姑妈就叫声大姑妈。白玉见桌上一桌菜，高兴道：“啊呀，今天是谁生日还是过什么节？这么多菜？”平常一家人吃饭，遵循爹规定的三菜一汤的标准，那天大姐将走，我妈和张桂花就特意多做了三个菜，腊肉腊鱼都上了桌，还有一只鸡，是特意杀的，为大姐饯行。何白玉闻到鸡肉的香气，特别来劲，脸上喜滋滋的，夹个鸡腿就吃。玉珍说：“白玉，你大姑妈一家人要走了，你敬一下你大姑妈。”白玉边吃鸡腿边问：“去哪里，大姑妈？”大姐回答侄儿说：“去很远的一个县城，你大姑父被打成右派了。”白玉已从别人嘴里得知“右派”不是好人，很不理解地叫起来：“大姑父蛮好一个人，怎么也成右派了？”大哥说：“你吃饭。”
何白玉身高一米七了，要穿四十三码的球鞋，穿四十二码都打脚了，这让爹和奶奶都隐约想起我那个至今下落不明的大叔，因为我大叔就长着一双又长又臭的大脚。何白玉一副大人模样地端起酒杯，酒杯里盛着半杯葡萄酒，他对他大姑妈道：“大姑妈，打成右派也不要怕，无所谓点。”我们都望着白玉，这个少年竟说出这样坦然自若的话，真让人吃惊。白玉又说：“大姑妈，侄儿祝你一路顺风。爸，我这句话没说错吧？”大家都不明白白玉哪里学的这一套，说话的语气和表情简直带着社会习气。大哥绷着脸说：“少啰唆。”大姐却端起酒杯与侄儿的酒杯碰了下，大姐把杯中的葡萄酒全倒入嘴中，这才昂起一张尽管还十分漂亮、却让一家人感觉凄凉的脸。大哥开口了，“家桃，大哥说一句，要是那里住不下去，你就回来住，家里有你的房子。要是那里的人欺负你，你绝不能老实，一老实，别人就会骑到你头上。”大姐感动地点下头，秀梅突然叫声“姐”，眼泪不听使唤地从她眼角涌了出来。
大姐走了。大姐那天从我们家折回她公公家时，一家人已收拾好行李等她了。大姐隐瞒了当天走的实情，她不想奶奶、爹和她妹妹送她，那天很冷，大姐不愿意娘家的人看见她于凄风苦雨中拽着儿子前行，她的自尊心让她觉得什么都可以舍弃，但脸面不能不要。当年，她执意要嫁给郭铁城，为此她被父亲喝斥，被奶奶责备，现在她得把这枚苦果无声无息地消化掉。她不愿意娘家这边的人看着她跟随丈夫一家人走进可想而知的苦难中。他们是乘五点钟的火车南行，一家人都跟几根酸黄瓜样蔫在家里，似乎身上都抹了盐，人也萎缩了。当然，对于刚读小学一年级的郭香桃和三岁的郭承嗣，姐弟俩并不晓得，这种命运的改变等于是致命一击。姐姐拿着算盘子，丢到地上跳着，弟弟手捏纸飞机，嘴里发出起飞的叫声，看见母亲回来就把头偎到母亲身上。我大姐夫看了眼表，已经三点一刻了，他轻声说：“我们该动身了，家桃。”家桃点下头，大姐夫去叫了三辆人力车，人力车一到，郭兴南父子就一人手中拎着一口大皮箱，吃力的模样向人力车迈去。人力车夫下车接，说了声“这么重”，就在这时，住在楼上的李书记探出头来喝道：“等等。”
郭兴南和郭铁城同时转过头，听见一连串急促的脚步声跑来，是保卫股刘股长——一个矮个子男人，刘股长的后面还跟着两个人，都是被褥厂保卫股的，事先就来了，都虎着脸。李书记不急不慢地走来，表情严厉地说：“把箱子打开，要检查。”郭兴南黑着脸道：“这都是我私人的东西。”李书记不饶道：“不检查，谁能保证你没拿公家的财物？”郭兴南不肯打开箱子，与李书记僵持着，李书记冷冷地对刘股长道：“去，把派出所的同志找来。”
大姐夫听李书记这么说，脸都白了，他是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从小见到的是讨好他爹妈或他的嘴脸，从没见过这么严厉的面孔，心就慌，同煮饺子样。他看一眼表，又看一眼父亲说：“爸，让他们检查吧？”郭兴南左右望望，低下头，打开坚实的黑牛皮箱，黑牛皮箱里还有一口小箱子，小箱子上锁把黄铜锁，刘股长搬了下，感觉很重，便说：“李书记，这口箱子很重。”李书记又要郭兴南打开这口小箱子，郭兴南说：“这是我多年的积蓄。”李书记的一张马脸拉得很长，厉声道：“打开。”郭兴南感觉自己很无助地掏出钥匙，打开箱盖，箱子里蒙了层黄布，揭开黄布，三十块金砖就在天光下闪闪发亮。李书记说：“这么多黄金，你拿到哪里去？”郭兴南说：“李书记，这是我的私人财产。”
年轻时在农村里当过流氓无产者的李书记却不这样看，他觉得这些金子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就正言道：“这是你当资本家时剥削的工人阶级的血汗，必须充公。”李书记继续严厉地谴责郭兴南道：“我就知道你会来这一手，这箱金子全部充公，交给国家搞建设。”郭兴南气得脸都青了，我大姐夫说：“爸，算了，不要了。”李书记又疑惑地看着搁在我大姐夫脚前的箱子，“把你的箱子打开检查。”我大姐夫只想逃走，逃出他既害怕又厌恶的李书记那阴险、严厉的目光所监视的范围，那一刻，哪怕有一个地洞他也愿意钻进去！他知道面对这种一脸雄赳赳的很霸道的人，不打开箱子肯定是做不到的。他打开了箱子，箱子里用黑布裹着一大包印着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这也是他的箱子提起来很沉重很吃力的原因。李书记对眼睛发亮的刘股长说：“看见了吧刘股长？我跟你说你还不信，资本家就是资本家，死到临头还要把钱财带到棺材里去！都没收。”
郭兴南发怒了，一把揪住李书记的衣领，把李书记拉到自己的脸前，“我要操你祖宗十八代！”李书记大声说：“右派分子郭兴南，你老实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长沙市！”郭兴南握着的拳头举到半空，李书记厉声喝道：“你敢打国家干部，就是反革命。”郭兴南的拳头悬在半空没敢落下来。李书记冷笑道：“你一个臭资本家还敢逞凶，你想找死，我马上给你搭一个跳板让你去见阎王！”我大姐夫逮住他父亲的拳头，他父亲气得浑身发抖，蹲到地上，用力捂着胸口，脸都扭曲了。郭香桃和郭承嗣一个抓着妈的黑呢子长裙，一个揪着妈的黑呢子大衣。我大姐对李书记说：“李书记，请你打个收条给我丈夫。”李书记横一眼我大姐，“什么收条？这是没收……”我大姐说：“李书记，你不要欺人太甚。”大姐用坚定的目光盯着李书记，“我们家的金子和银元，你说要充公，说没收交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我同意，也算我们郭家做了贡献。但我要你打个收条你都不打，你什么意思？”
李书记当然知道我大姐，既知道我大姐有国民党的将军父亲，又知道我大姐有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叔叔，他对我大姐就没那么凶。李书记的表口袋里插着支钢笔，他拿出钢笔，又掏出烟盒，那烟盒里还有几支烟，李书记把那几支烟拿出来，把烟盒拆开，蹲下，将烟盒纸搁在膝盖上写道：“收条：今没收郭兴南父子的金专三十快，银元一千元，蒋全部交给国家。李向东。”李书记在浏阳农村只读了几年私塾，文墨只是半通不通，因此把“砖”写成“专”，把“块”写成“快”，把“将”写成了“蒋”，因为他只会写报纸上指责为“人民公敌蒋介石”的“蒋”。那是张印着牡丹花的“牡丹”牌香烟盒，李书记写完收条，没有交给被他视为臭狗屎的郭兴南父子，而是把它交给我大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