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排他性。这是从管理功能方面看，传统政治管理在生产、分配等很多方面具有排他作用。具体表现为：在社会经济方面是“重农抑商”；在社会利益分配方面是权力支配财富；思想控制方面具有排他性。在社会经济方面，中国传统社会虽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但始终“农”为本。在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工商业者也一直处于无权地位。在社会利益分配方面，“官本位”是传统政治管理在社会利益分配方面的主要特征，由于排他性的作用，家族以外的人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就必然处于劣势。在思想控制方面，中国历史上“焚书坑儒”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就是排他性的表现。
第三、落后性。这是从管理方法方面看，传统政治管理表现出单一的特点。行政强制方法和思想教化方法非常突出，经济方法和法律方法不发达。传统政治管理的决策与效益评估采取的是定性分析方法。所有这些，都是与落后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缺乏多样性的技术支撑。
第四、人治特征。这是从总体运行机制来看，传统政治管理表现出明显的非法治的特点。传统政治管理实行家长式领导，强调个人在决策中的作用，缺乏严格的决策程序和明确的目标，具有人格化的特点。缺乏责任机制和制约机制。
对于传统政治管理，我们不能一概否定，应当以历史的眼光，看到其与现代政治管理的传承关系以及其合理成分，例如传统政治管理在一定程度下具有高效的特点，我们应当汲取有益成分。事实上，传统和现代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个时间概念，我们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不断发掘其有益成分。
二、现代政治管理
现代政治管理是以工业社会的到来为划分点。这个划分依据政治管理所依赖的社会形态，与传统社会不同，从而与传统政治管理相区别，现代政治管理的现实基础是工业社会。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的现代形态，是与自然经济相对的。大工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使整个社会联为一体，呈现出开放性与统一性，市场机制成为社会的决定性力量，成为社会的整合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与变动使得每个人利益的实现都牵扯到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每个人的行为都受到他人行为的制约，每个人的利益又是他人利益存在的前提。现代社会的这些条件，注定了现代政治管理的产生。
1.现代政治管理的主要形态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主要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将政治管理划分为传统政治管理和现代政治管理。由于作为一种管理活动的政治管理同时又遵循着管理活动的发展规律，所以在政治与管理的交织下，政治管理又有着某些独特的发展规律。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政治管理又是以工业社会到来的官僚制的产生为标志的，所以，“官僚制形态的政治管理和后官僚制形态的政治管理”都属于现代政治管理，两者体现了现代政治管理从工业社会直至当今的演进过程。据此我们认为官僚制和后官僚制是现代政治管理的主要形态。
官僚制形态政治管理的产生以及主要特点。
官僚制形态的政治管理是从前官僚制形态的政治管理过渡而来的，政党分肥型政治管理模式是在这个过渡过程出现的。政党分肥型政治管理模式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国家政权的拥有者已经从君主变为人民，但是主权在民的原则在制度安排上还只是一种简单粗陋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现代意义上出现的政党，通过选举全面垄断政治管理活动。在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在选举中获胜的政治领袖也就成了政治管理的最高主体，国家机构中的职位便按照在选举过程中的功绩大小而由政党独家分配，胜者全胜、败者全败便是这一时期政治角逐的最终定局。尽管这种安排在当时的西方学者看来最能体现主权在民的原则，但是就政治管理的角度而言却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是政治管理所要求的连续和稳定性不能实现，政党分肥的格局之下，每一次选举都会带来整个政治管理体系的大换血，国家的日常管理事务就失去了必要的连续性，政党轮替的结果也必然使其缺少管理活动所要求的经验的积累，政治管理的效率就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第二是政党分肥制在当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腐败现象。
在一定意义上讲，政党分肥使得政党和金钱拥有者具有内在的密切联系，金钱与政治的结盟，必然带来大量的腐败现象，因而这一时期的政治现象又被人们称作是老板政治或寡头政治，国家政权服务的对象往往是少数有钱有势者。为了缓解这一困境，西方国家大都相继实行文官制度，通过常任文官制的建立缓解政党分肥所带来的弊端，从而全面进入了现代官僚形态的政治管理。
官僚制政治管理形态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专业化和技术化，二是规范化和法制化，三是多样化。所谓专业化和技术化，就是指在现代民主体制与官僚制的结合之下，官员按照产生方式的不同被分成了三类：选举产生的官员、任命产生的官员和考试产生的官员，分别各自体现了现代政治运作的不同机制，并按照各自的特点实现了细致的分工和合作，政党官员、立法人员、行政官员和司法人员共同构成了国家政治管理的专业化队伍。所谓规范化和法制化，就是指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尽管在政党轮替的体制下，政治领袖和政党的政策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影响和左右政治管理行为，但是必须经过合法化的过程之后才能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出现，才能成为实际政治管理的依据。通过法律和法规的程序，官僚制内部的一切行为也必须公开化、有序化，从而排除了个人专断和任意妄为。所谓多样化，也就是手段的多样化，现代政治管理在原有的行政和教化方式的基础上又采用了新管理方法，主要是经济和法律手段，从而使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道德手段同时使用，此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的运用，政治管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程度越来越高。定量化、信息化和系统化的政治管理技术在现代政治管理中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
后官僚制形态政治管理的产生及其主要特点：
后官僚制形态的政治管理的产生根源，是基于对官僚制形态的政治管理内在缺陷的完善。官僚制政治管理虽然带来了政治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以及高效率，但同时造成了非人性的缺陷，将人的内心和精神需要排除在外。长此以往，身处其中的官员将逐渐失去其个性和本能，而异化为没有个性的机器零部件。正如官僚制理论的集大成者马克斯·韦伯早已指出的那样：官僚制与工业资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法律一样，只有在纯粹形式的、与价值无涉的意义上才具有合理性。如果以某个特定的价值判断为参考，从价值上分析官僚制，那么它就很可能是非理性的。其形式上的合理性越大，价值上的合理性就可能越小。对外而言，官僚制的扩大必然带来市场功能的萎缩，社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也必将受到更大的压抑。与工业社会的标准化、大批量的经济产品相适应，官僚制的政治管理能在政治上提供大批量的标准化政治产品，但不能适应后工业社会的多元化发展。
在实践层面上，后官僚制形态的政治管理伴随着被称之为“新公共管理”的政治管理变革运动，目前还只是一种变革的趋势，很难说有完整的现实形态。“新公共管理”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并迅速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并有不同的名称，如“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学”、“后官僚制模式”、“企业化政府理论”等。它是在对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理论的批判基础上逐步形成起来的，应当说是对官僚形态的政治管理的挑战和应对。
对于它的特征和内容，西方有不同的概括和描述：按照波立特在《管理主义和公共服务：盎格鲁和美国的经验》一书中的说法，“新公共管理主义”主要由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古典泰勒主义的管理原则所构成，即强调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技术及模式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胡德在其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就职演说中将“新公共管理”的内涵及特征刻画为如下七个方面：（1）向职业化管理的转变；（2）标准与绩效测量；（3）产出控制；（4）单位的分散化；（5）竞争；（6）私人部门管理的风格；（7）纪律与节约。英国学者温森特·怀特认为，“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强调职业化的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绩效评估；以结果而不是程序的正确性来评估管理水平；看重金钱的价值；对消费者而非公民的需要保持敏感，强调公共服务的针对性而非普遍性。
罗德斯指出，“新公共管理”有如下几个中心学说：以管理而非政策为焦点，以业绩评估和效率为焦点；将公共官僚机构分解成各种建立在使用者付费基础上的处理事务的机构；准市场的使用和合同承包以培育竞争；一种强调产出目标、限制性项目合同、金钱诱因和自由裁员的新管理风格。经合组织1995年度公共管理发展报告《转变中的治理》把新公共管理的特征归纳为如下八个方面：（1）转移权威，提供灵活性；（2）保证绩效、控制和责任制；（3）发展竞争和选择；（4）提供灵活性；（5）改善人力资源管理；（6）优化信息技术；（7）改善管制质量；（8）加强中央指导职能。
当然，目前人们对这种模式还在探索之中。作为一种正在成长着的实践模式，“新公共管理”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与当代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与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时代的来临密切相关，反映了当代西方政治管理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后官僚主义形态的特征。
对于后官僚主义形态的政治管理的特征，尚不能完全地描述。就目前表现来看主要有：
首先是在政治管理的输入端口，部分国家开始提倡直接参与民主制。有的国家甚至用电子表决的方式来征询公众对部分政府事务的意见，以提高公众在一般决策事务中的参与能力。在政治管理的输出端口，西方国家的一个普遍做法是所谓的“政府卸载”运动，将政府所直接经营的大量经济和社会事务放给企业和社会，使政府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缩小官僚制的活动空间，通过社会的自我管理来提高自主性和创造性能力。
其次，将企业家精神引入政府管理活动中。借用企业管理的成功经验和新的管理技术，来对政府自身的政治事务进行管理，以在政府部门内部也建立起竞争和新的责任机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提高政府管理的活力。其主要措施有内部合同制、权力关系重组、小规模化的结构调整和新程序的引进等。如英国政府的执行局自主化和消费者主权运动、美国政府的还权于州和澳大利亚的大部制改革等。
2.现代政治管理的一般特征
根据上述的分析，现代政治管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复杂性。这是就管理主体方面而言，由于社会利益和社会结构的分化，现代国家政权体系的构成非常复杂。表现在：现代政治管理主体多样化；政治主体内部其结构与功能复杂程度增加。关于现代政治管理主体，虽然也是以政府为主，但政党和其他政治组织也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政治管理主体，执政党在政治管理中的地位更为特殊。关于政治管理主体的内部结构与功能，由于分化而产生的复杂程度也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比拟的，不仅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机关的分工使得政府内部关系错综复杂，而且功能机构的分割也造成了政府的异常复杂。
第二，规范性。这是就权力特性方面而言，现代政治管理所运用的权力具有非任意性的特点。现代政治管理权力首先是一种规范性的权力，亦即政治管理权严格按照既定的规则去运行，不得随心所欲地滥用。规范性权力表现为非人格化的权力，它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规范性的权力必须是受制约的权力，它以法律为基本依据进行操作，其自身的更迭也必须具备有序化的保障。
第三，开放性。这是就管理功能方面而言，现代政治管理具有开放、非排他性的特点。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现代政治管理兼容多种利益的存在，并作为宏观调控者对之加以协调，现代政治管理的透明度大大增强，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机制比较完善。现代政治管理的开放功能还表现在以世界统一市场为依托的国际交往之中。
第四，科学性。这是就管理方法方面而言，现代政治管理突破了传统政治管理单一的特点，走向了科学性。现代政治管理通过参与管理的方法来体现民主精神，由群众参加决策来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和管理效率。从实际运行来看，现代政治管理推行科学决策，要求有明确目标、严格程序、完整的效果评估系统及信息反馈渠道，在决策实施过程中最大可能地优化效应。就管理技术而言，现代政治管理采用了定量化、系统化与信息化的现代科学方法。定量化的方法就是指对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定量分析，通过具体数字进行观察、计算来揭示规律，制订正确的措施。系统化就是系统科学方法的运用，主要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博弈论、运筹学等。信息化表明现代政治管理向着全面计算机化的方向发展。
第五，法治性。这是就总体运行机制方面而言，现代政治管理越来越由法治取代了人治。现代政治管理遵循“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则，以保证社会的公平性和稳定性，保证人们政治地位的平等性和政治利益实现的机会均等。
一、政治管理的原则
政治管理是一门科学，有其内在的特点和要求。政治管理要富有成效，较好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必须遵循某些必要的原则来进行。这些原则是政治管理内在特点和要求的反映。
1.法治原则
法治原则的基本意义是，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管理中的法治原则，即依法管理，就是政治管理主体在管理中必须遵循国家宪法和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国家机关、党派和社会组织都必须严格依照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办事，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这项原则要求政治管理中必须做到：
首先，要求政治管理主体本身要合法。主体必须是依法建立的国家机关和合法的政党、社会政治组织，才能发挥政治管理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