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较早注意到政党自身的这种阶级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露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本质的同时，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是无产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他们在参与创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这一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而且，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任务就是逐步使本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最终取得政权。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一般政党，特别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拒绝掌握政权，那它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称为政党，就是一块道地的废料。”
3.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是指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而联合起来的、为实现这种群体利益而寻求影响政府政策的一种社会团体。利益集团包括三个核心特征：集团利益是利益集团存在的基础；这种利益是某一集团的特殊利益，因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影响政府决策过程是利益集团实现集团利益的重要途径之一。
利益集团的大量涌现是现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特征。它是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二战后社会利益分化、聚合的产物。在主要的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种类繁多、形形色色，如美国有全国制造商协会、劳联—产联、农场主协会、美国商会、美国医药协会等等；英国有全国农场主联盟、经理学会、贸易联合大会、全国教师联合会等等；法国有全国大学生联合会、全国雇主会议、中小企业会议等等。鉴于利益集团在西方社会的蓬勃兴起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产生着重要影响，20世纪50、60年代，许多政治学者（特别是以本特利和杜鲁门为代表的“团体政治理论”的学者）纷纷将注意力转向对利益集团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功能的研究。
与政党不同，利益集团参与政治的主要目的不是取得政权，而只在于影响政府决策，将本集团的主张或政策方案纳入政治过程，因而它们一般没有如政党那样的政治纲领。利益集团影响政府政策的主要途径有：政治捐款。金钱是利益集团所掌握的最重要的政治资源，也是其发挥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在西方发达国家，政治选举日益成为一项成本昂贵的权力角逐。这使得那些拥有强大财力做后盾的利益集团在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加强。通过政治捐款影响政治候选人或政党当选后的决策意向则成为利益集团参与政治的重要手段。参加选举。“帮助自己的朋友而打击自己的敌人”是利益集团在选举中的惯用策略。
它主要包括：为自己所中意的政党或候选人雇用竞选班子、购买媒体时段、为候选人做免费宣传以影响公共舆论，以及动员选民登记等等。这些活动实际上也是变相的政治捐款。院外游说。利益集团常常在立法机构所在地设立办事机构，雇佣“乐辩士”（Lobbist）与议员密切交往，或为议员提供对本集团有利的信息、资料，或出席听证会等等，以改变议员对某些事项的观点。目前，他们的活动已经渗透到行政部门甚至司法部门。利益集团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府主要官员和法官的任命，借以扩大本集团的影响力。
4.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NGO）是现代社会结构分化的产物，是一个社会政治制度与其他非政治制度不断趋向分离过程中所衍生的社会自组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概念主要是指“处于政府和私有企业之间的那块制度空间”。萨拉蒙（LesterSalamon）和安海尔（HelmutAnheier）在综合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非政府组织所具备的五个特征，即组织性、民间性、非盈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
由于在历史、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差异，各国的研究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所指的范围不尽一致。在美国，人们一般将这类组织称为“非盈利组织”、“独立部门（Independent Organization）”或“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在英国，这类组织被称为“志愿部门（Voluntary Organization）”。在法国，这类组织被称为“社会经济（Economie
Sociale）”。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人们普遍用“社团”这一概念，不过其外延要宽泛得多。
与追求只属于本集团的、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利益的利益集团不同，非政府组织从事的是社会公益事业，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其所涉及的领域也相当广泛，包括环境保护、社会救济、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领域。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日趋活跃，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大约有36万个非盈利组织在活动，它们承担了许多原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而在发展中国家，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社会转型，民间社团组织也迅速发展起来，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在现代社会，非政府组织与政治和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民间性和自治性，是指这种组织在体制上独立于政府，不直接受制于政府权威。事实上，它也是常常介入政治活动，力图影响政府决策，以表达和输出其公益性的政策意愿和利益诉求。另外，由于非政府组织的非盈利性，组织本身的资金动员能力相当有限，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据统计，到1980年，美国联邦政府对非盈利部门的直接资金援助高达410亿美元，相当于非盈利组织资金来源的35%，如果加上联邦政府在税收等方面的间接扶持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援助，这一比例将会更高。在英国，非盈利组织的总收入的40%来源于政府拨款，而法国和德国的这一比例更高，分别达到60%和70%。
非政府组织为了动员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对其所从事的社会公益事业提供财力和道义上的支持，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府公职人员的决策意向和社会舆论，包括媒体宣传、组织集会、罢工、游行示威等等。其中，有些非政府组织和利益集团一样，也进行院外游说，但它们在院外活动中的影响力与那些以大财团为后盾的利益集团不可同日而语。因而，非政府组织常常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影响社会舆论来向政府有关机构施加压力，从而获得政府在财力和政策上的支持。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各种民间的或者半官方性质的社团组织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但是，它们在这些国家中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和功能等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有很大差别。近年来，我国的非政府组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公民社会自治空间的扩大，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些非政府组织主要包括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社区管理组织等几种类型，它们在地方社会管理、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这些组织中，由民间自愿发起的非政府组织的比例不断上升，整个非政府组织的官方色彩开始淡化。这些组织在自下而上向各级政府表达社会利益诉求方面的影响在不断扩大，这是中国的社会自组织系统趋于成熟的标志。
三、政治参与的功能
政治参与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它在政治系统内部的作用和它的社会功能两个方面。
1.政治参与在政治系统内的作用
在现代政治系统中，政治参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参与是公民运用政治权利实现自己利益的主要环节。公民为了从政治体系中满足其对社会资源的需求，就必须通过政治参与这种方式与政治体系发生直接和经常的联系，而这样做的结果是那些直接或间接影响民众利益的政府决策能以民意为基础，民众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能够得到或部分得到满足。
（2）政治参与是政治系统获得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治系统内的成员对该系统的心理认同和群体忠诚。政治系统可以通过各种政治参与渠道吸收各种社会利益诉求，根据民众意愿，做出政治选择，从而使政策输出得到最大的社会认同。一个参与渠道畅通、能够以系统内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和意愿为依归的政治系统，必然能够使民众对该系统产生信任感和归属感，其统治能力也会得到增强。而一个长期压制公民参政要求的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则会遭到削弱，以致动摇其基础。
（3）政治参与有利于政治管理的民主化。政治管理民主化的重要内容就是公民对于政治管理过程的参与和对于政治管理主体的制约。公民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己对于社会财富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意愿，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政府也由此在社会中获得了连贯性的信息来源。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公民通过参加基层组织的活动为政治管理注入活力，从而推动政策的贯彻。公民还可以通过政治参与来制约政府活动，保障政治管理的廉洁高效，从而促进民主的制度化。
（4）政治参与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发展。公民通过政治参与，可以提高其对于国家的责任感和对政治体制的宽容精神，可以培养其民主观念和民主能力，可以提高其权利义务意识，而这些都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政治参与，公民可以“学习如何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变得关心政治，增强对政治的信赖感，并感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正在发挥着正确的政治作用，从而得到一种满足感”。
（5）政治参与影响到政治稳定。政治参与可以增强政治稳定，也可以破坏政治稳定，其具体的作用取决于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公民意愿与政治制度的相容性。当公民在政治参与中能够与现有政治架构保持一致，而且现有政治制度能够为此提供条件时，政治系统就是稳定的；当公民的挫折感增强，并通过政治参与来表达不满时，政治制度缺乏相应的承受力和应变力，就有可能使公民和政府的紧张关系加剧，最终导致政治不稳定，甚至走向政治动荡。
2.政治参与的社会功能
政治参与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它对于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社会流动、社会自治和社会进步的影响等几个方面。
（1）政治参与影响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实际上与社会的活力和效率状况有着密切联系。政治参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根据政治参与的内容及其所处的历史条件而定。一方面，支持性的政治参与能够加强政府推进经济增长的力量。公民的政治参与可以增强社会的活力。
政治参与不仅沟通了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信息，而且还实现了公民的许多直接利益，从而提高了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增强了社会活力，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过度的政治参与，可能会过多消耗有限的资本积累，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例如，过度的政治参与可能会因影响政治权力而降低经济增长政策的效率，也可能会引起政治不稳定而阻碍经济发展。如果参与者组成特殊的利益集团，而且仅以影响利益分配为目的，它也会影响新技术的采用和重新分配资源，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
（2）政治参与影响社会公平。政治参与是人们表达愿望和要求的过程，它可以使得社会利益分配的政策以民意为基础加以制定。当公民意愿未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强烈的社会挫折感，这就是政治参与所要克服的问题。不仅如此，政治参与还可使国家作为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推动者来发挥其作用。西方“福利国家”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公民参与的产物。当然，政治参与如果被利用，也有可能使那些操纵者借机扩大自己在社会利益中所得的份额，尤其是集团性的参与过分重视分配问题而忽视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的时候，往往会导致反复无常的政治选择，降低社会效率，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
（3）政治参与影响社会流动和社会自治。政治参与通过为社会流动争取机会，如教育、谋职、迁居等来对社会流动发生作用，而一定范围的社会流动又会反作用于政治参与。政治参与还影响社会自治。现代政治社会学研究表明，国家权力有不断扩张的强大惯性，如果缺乏足够的制约手段，最终会吞噬社会内的自组织系统和自治能力。而政治参与可以凭借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施加外在制衡，可以矫正政府的行动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社会自治创造必要条件和提供有效保障。
（4）政治参与影响社会进步。从总的历史作用看，政治参与在人们既能管理社会政治事务又不能充分管理社会政治事务的时代，推动着社会自治从“不能”向“能够”状态的转变。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政治参与除了通过影响政治与社会起间接的推动作用外，还直接作为发展手段，通过推动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的过程而推动着政治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
一、制度化的政治参与
政治制度化就是指政治活动的组织原则与组织程序不断取得社会认可、并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遵守的过程。亨廷顿在对大量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进程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衡量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四项标准：一是适应性，即指政治体系适应环境的能力和存续能力；二是复杂性，包括政治体系内完整而明确的职能体系和下属组织的高度专门化；三是自主性，即指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方式而生存的程度；四是内聚力，即指政治体系参与者内部具有最基本的意见共识。
政治系统的稳定与否主要取决于政治制度化水平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为了维持自身的稳定性，任何政治系统都试图将系统内成员的政治参与冲动纳入一个经常化的、可预测的制度渠道。具体来说，在一个政治系统内部，如果政治制度化水平在与政治参与程度的力量对比中占有更大优势，那么这个政治系统必然能够从容吸纳、同化现代化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使整个现代化进程始终保持良性发展；反之，在一个政治系统内部，如果政治制度化水平在与政治参与程度的力量对比中居于劣势，那么，该政治系统中的政治参与程度超过了现有制度框架的承受能力，就会导致政治参与溢出政治秩序所能容许的范围，走向政治动荡。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政局一度陷入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在政治制度化方面的落后状态。因此，如何通过一套稳定的、并能够为系统内大多数成员认同的规则确保社会资源在社会各阶层间得到权威性分配，以及通过制度化渠道吸纳、整合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冲动，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所在。
在那些政治制度化水平能够合理调控政治参与程度的政治系统中，民众的政治参与主要通过以下一些途径来实现：
1.政治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