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势对政治主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局势制约和影响着政治主体的存在形式、行为方式以及相互关系。政治局势作为政治主体存在和发展的环境，是政治主体采取一定政治行为的直接依据和出发点，它制约和影响着政治主体的存在和行为方式。另外，政治局势集中反映着政治主体所面对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所以它对各种政治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具有直接影响。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反映着政治体系结构和功能与社会经济的相互适应状态，这将有助于政治主体之间关系的和谐，而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往往会造成政治主体关系的紧张、破裂或重新组合。
3.政治主体对政治局势的作用
政治主体对政治局势的作用体现在：政治主体会通过自身能动性的发挥，在寻求新的政治发展过程中，保持或推动政治局势的演化。
相对于政治局势，政治主体是能动的一方。它不但是政治局势得以维系的主要支持力量，又是政治局势得以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量。在自身利益和价值取向的支配下，政治主体可能采取有利于现存政治局势的行为，也可能采取突破或改变现存政治局势的行为，从而发挥政治主体对政治局势的影响力。从政治主体的实践过程看，政治局势其实是政治主体的政治实践活动之结果。政治主体通过积极有效的政治实践活动，既可以调整政治体系的结构和功能状态，又可以调节政治关系，进而营造出新的政治局势。政治主体关系的协调不仅是政治局势稳定的重要标志，而且还将有助于保持政治局势的稳定，而政治主体关系的冲突或斗争，则会直接导致政治局势的演化或动荡。
政治体系外环境指的是特定政治主体所面对的超出其赖以生存的政治体系之外的各种现象和条件的总和。政治体系外环境分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
一、自然环境
1.自然环境的内容
地理环境是指地表一切直接或间接影响政治系统的地理要素的总和，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两个部分。自然地理环境由地球表层中可见的、静态和动态的自然界各种物质的量所组成，是具有地理结构特征并受自然规律控制的环境整体。人文地理环境则是人类的社会、文化和生产活动的地域组合结构和空间分布状况。从空间角度来说，地域性经济、文化等都属于人文地理环境的基本要素，我们将其归入到社会环境之中，故此处只讨论自然地理环境即自然环境。
准确的讲，所谓自然环境，是指特定政治主体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气候温度、地形地貌、水土质量、矿物蕴藏、动植物分布等自然现象和自然条件。自然环境的各种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协同发展的，如气候、温度及地壳的运动，造成了一定的地形地貌，而且影响到动植物的分布；动植物之间也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动植物的分布状况又反过来影响气候温度。这些生物的与非生物的自然因素的长期相互作用，形成了自然环境的总体状况，它们对政治主体的存在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例如气候温度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分析过城邦政治同气候的相关性，法国的孟德斯鸠被17世纪大量出现的有关南北美洲和非洲土著人的生活以及亚洲异国情调的游记所吸引，也认为政体的类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会因环境特别是天气的影响而改变。从整个地球来看，气候对不同地区经济、政治的发展的影响是较为明显的。有些学者将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图与表示气候植被区系的地图经过比较后，发现两者差不多是一样的。在历史上，一些民族国家之所以衰落乃至消失，的确是因为气候的突变引起了经济的衰败乃至崩溃。当今工业化时代，技术的进步减小了气候的不利因素，但仍旧对政治系统有很大影响。
再如国土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任何一个政治系统大致都有固定的国土。一个政治系统所据有的地理位置以及所占据的领土、领海的多少，对政治系统的存在与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在人类早期，自然资源直接决定了政治系统的产生与发展。最早的民族国家大多出现在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大河流域和沿海地区。文明古国多产生在东方的黄河、长江流域，印度河两岸、中东的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苏美尔、亚述和近东的繁荣得益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古埃及的繁荣也与地理因素有关：尼罗河的连年泛滥，带来了大量肥沃的淤泥，从而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河水周期性的泛滥要求人们形成一个非常发达的社会组织，以便开发并完善布局严密的运河网和水利灌溉系统。正是这一地理环境奠定了稳固的农业结构，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与对外征服为主的游牧国家不同的、政治上高度集权型的帝国，它前后延续了40个世纪，成为人类最为悠久的文明。现代社会的政治更为重视战略原料资源，例如石油，还将目光指向宇宙空间。
自然环境对政治系统的影响不仅可以从宏观上加以审视，而且还可从微观上加以说明。在政治系统中起重要作用的经济结构、城市布局、民族分布、社团结构与地理因素均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大河流域的三角洲上易于产生灌溉农业，它往往导致中央集权式的政体；丘陵、草原易发展畜牧业，它会导致不稳定的权力分散的政体出现；国土构造复杂，交通不便，会形成各种习惯、心理、风俗和语言，从而导致多民族的并存；在一些天然港、河流的交汇处，沿海地带以及矿山周围会兴起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
对自然地理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研究，产生出政治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地缘政治学。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亨宁讲过：“地缘政治学是一切政治过程的最终决定论学说，它建立在地理学，特别是政治地理学广博的基础上。”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斯派克曼则认为：“地理是各国外交政策中最基本的因素，因为它最不可改变。部长们来来去去，甚至独裁者们也要死，而山脉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德国人拉策尔认为：“土地盲然粗暴地决定了各民族的命运，人的表面的自由自在似乎也被土地的作用化为乌有。”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断言：“人不过是大自然手中的一抔泥土。”麦金德提出过“心脏地带论”，他认为中欧和乌克兰构成“世界的心脏”，而环绕东欧的亚洲、欧洲、非洲则是控制世界制陆权与制海权的“世界岛”，为此，他讲过一句有关哈兰特的名言：“谁掌握东欧，谁就将统治哈兰特；谁掌握哈兰特，谁将统治世界岛，谁掌握世界岛，谁将统治世界。”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自然环境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2.自然环境对政治主体的影响
首先，自然环境是政治主体存在、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
确实，自然地理是政治系统的母亲。政治主体所需要的物质生活来源，都离不开对自然环境的开发、索取和利用。人首要的是吃、穿、住、行，没有自然环境作为其生存的基本条件，没有与自然环境的物质能量交换，就不能维持生存和发展，也就缺乏开展政治实践活动的空间和物质支持力量。
其次，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治主体的行为。
自然环境对政治主体行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可以影响政治决策。例如，日本在战后制定的“贸易立国”战略，就是基于日本资源贫瘠及国土和市场相对狭小这一现实。在当今世界中，保护环境已成为某些政党的行动纲领，各国政府要想在国际上和国内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生态环境问题。可见地理因素对政治生活具有多大的影响。西方有些政党已经把保护环境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更是基于生态环境被破坏而危及人类生存这一事实。
最后，自然环境还通过社会生产力等中介因素对政治主体施加影响。
列宁说，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经济关系以及随着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
自然环境既是社会生产力形成的基础，又是社会生产力直接作用的对象，它制约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生产关系和经济发展的状况，从而影响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体系的结构和功能以及政治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草原广阔的澳大利亚，形成了以畜牧业和与之相配套的加工工业为主的生产力布局。而国土狭小、资源短缺、劳动力充足、交通便利的日本，则形成了以加工工业、高科技产品为主的生产力布局。与这些独特的生产力布局相适应，政府则相应设置和加强了管理这些行业的职能部门，由此影响到政治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改变，最终对政治主体产生影响。
3.政治主体对自然环境的作用
首先，政治主体可以认识并利用自然环境，服务于自身的生存发展。
人类自产生以来，在与自然环境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地了解和发现自然环境的特点和属性，不断地深化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并逐渐摆脱单纯地适应自然环境的被动状况，通过对自然环境的不利因素的克服和有利因素的利用，为自己提供更为优良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条件。法国人文地理学家维尔达·德·拉·布拉什讲过：“自然提供各种程度的可能性，人在其中挑选。地理提供一块底布，人在上面绘制自己的画图。”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并求得发展，必然通过认识自然规律向大自然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开垦荒地、捕捉动物、砍伐森林、开采矿藏。今天，人们还能勉强看到的真正的自然状态的自然环境，恐怕只剩下撒哈拉、中亚沙漠、亚马逊河森林、赤道非洲森林这些为数极少的地方了。在多数的政治系统中，目前所存在的自然环境已经是被人改造过了的，很多的动植物品种是从国外引进的，大片原始森林被砍伐过，大片原始草原被开垦过。生产劳动、修建庙宇、攻城掠地，都在改变着地形地貌，也同时改变着气候，所有这一切对原有生态的改变，都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需要。
其次，政治主体可以进一步改造自然环境，使之向有利的方向演化。
政治主体在认识和把握自然环境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地通过自己的活动，有目的地改造着自然环境。然而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活动往往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使自然环境得以改善；一种是使自然环境受到破坏。因此，政治主体必须善于遵循和利用自然规律，适应自然条件的要求，实现自然与人的和谐。政治主体在适应和利用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必须对诸要素的特点和利弊进行认真分析，克服其弊端，利用优越性，加以改造，使之向有利于政治系统的方向演化，向合理良性的方向演化，而后对演化后的优越的地理环境加以利用，从而使政治系统处于良性的物质背景之中。
二、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是指政治主体从事政治生活所面对的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等。
1.经济环境
（1）经济环境的内容
经济环境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资源配置方式三个方面。
生产资料是生产中最重要的要素，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指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这种所有是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是两种不同的权限。所有权无非是三种基本的类型：个人所有、国家所有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集体所有。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这些基本的所有制形式会相互结合，出现混合所有。在现代的股份经济中，混合经济内部的不同所有制是以股权的方式加以区别的。
这三种基本的所有制形式对政治系统会产生影响，例如国家之所以掌握重要的生产资料，可能不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而是服务于政治目标。从政治的角度看，集体所有制可以起到实现和调节社会公平的作用。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政治环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生产力的水平是与社会财富的积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水平高的社会，财富较为丰富，它一方面可以有足够的物力和资金来支付政治机构及其人员的支出，从而保证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与不断完善，也能避免部分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弥补收入的不足；另一方面，充足的财力也能为公民的政治参与以及政治素质的提高提供基础，保证政治生活的稳定。当然，稳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反过来也有助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上的民主、公平，有利于人们发挥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繁荣。否则会出现相反的结果。
人口的状况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当一国的人口低于适度规模时，生产力的发展必受影响，当一国的人口规模远远超过其适度规模时，由于人满为患，生活水平同样不可能迅速提高。政治学在研究居民状况时，既注意吸收人口学与社会学的方法，同时特别关心从一国居住人口的整体状态上去考察问题。在研究人口与政治关系的文献中，多数政治学家对人口的增加持反对态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人口的过度增长会带来社会政治混乱。一些学者还把人口压力与社会政治革命联系起来。比如法国的蒙泰涅在其关于法国革命的论文集中将国家机构的膨胀称之为“充血”，而对国家机构的清洗则称之为“放血”。他认为战争可以减少人口压力，“给共和国放血”。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人口按几何比例增长，物质按算术比例自然增长。这些观点虽然不一定正确，但是反映了人口和政治体系的联系。人口的素质也是决定生产力高低的一个方面。
经济环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迄今为止，人类配置社会资源的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计划来配置资源，一种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这两种配置方式决定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经济环境对政治主体的影响
首先，经济环境决定政治主体的属性和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