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争之难，难就难在“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以迂为直”，就是要设法把自己要经过的迂回弯曲的进军路线，变成直通目的地捷径；“以患为利”，就是要将对自己不利的负面因素，设法变成有利的正面因素。“迂”与“直”、“患”与“利”，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丝毫的共通之处，而孙武则要它们变化成自己的对立面，这当然不能说不难，但也决不是不可能的事。
孙武提出了自己的办法：设法使敌军的进兵路线变得迂曲，引诱敌人改变本来近直的行军路线（一说是我军故意迂回绕道，工以小利引诱迟滞敌军的进程），这样，敌人的路程便相对变得迂曲而延长，而我军的路程同时便相对变得直坦而缩短。于是，后于敌人出发，而先敌人到达预定战场，占领有利位置，便成为可能。太平天国后期，由于内讧加剧，大大削弱了军队的力量。公元1860年，清军派和春率领数十万大军进攻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今江苏南京），清军仗着人马众多，层层包围，使天京成为一座孤城。为了解救天京，天王洪秀全召集诸王众将商讨对策，但对如此险恶的形势，大家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这时，年轻的将领忠王李秀成为洪秀全献上一计，他说：“如今，清军人马众多，硬拼只会凶多吉少。请天王拔给我两万人马，乘夜突围，偷袭敌军屯粮之地杭州。这样，敌人一定会分兵救援抗州。然后天王乘机会突围，我也回兵天京，形成两面夹击这势，天京之围可解。”
翼王石达开听后急忙响应，并表示也带一支人马协同忠王作战。诸王众将都认为这是以迂为直，之计，有两位王爷亲率精兵突围，胜利是有把握的。洪秀全经过思考后，也同意照计而行。这年正月初二，正值过年，清军仗着人多势众，已把天京团团围攻住，也就略有松懈。这天半夜时分，李秀成、石达开各率一部人马，乘着黑夜，从敌人封锁薄弱的东南角突围出去。清将和春见是小股部队逃窜，也就没有追击。二王突围后，分兵两路：李秀成奔杭州，石达开奔湖州。李秀成抵达杭州城下，见守备森严，他急令士兵攻城，但都被击退。
原来，这杭州是清军的重要粮草基地，城内守军也有一万余人。他们只坚守城池，并不出城反攻。李秀成见三天三夜未能攻下杭州，心中焦急。突然天降大雨，城内守军都很疲惫，见太平军久攻不下，天又降雨，就都躲进城堡休息，因为几天几夜没好生睡觉，倒在地上，就呼呼入睡。
李秀成乘着雨夜，派一千多名勇士，用云梯偷偷爬上城墙，等守城兵士惊醒，城门已经大开。李秀城率部冲入城内，攻占了杭州。为了吸引围困天京的清军，李秀成下令焚烧清军的粮仓。和春闻讯，知道杭州已失，断了后勤供应，急令副将张玉良率十万人马，火速回救杭州。洪秀全见清军已分兵解救杭州，敌军正在调动，于是下令全线出击。
李秀成攻下杭州，放火烧了粮仓之后，火速回兵天京。石达开也率部回撒天京。两路兵马会合一处，机智地绕道而行，回避了张玉良回救杭州的部队，终于顺利地赶回天京。此时城内城外的太平军对清军形成夹击之势，清兵始料不及，左冲右突，阵势大乱，死伤六万余人，一败涂地。清军惨败，天京之围已解。短时期内，清军已无力再打天京了。
[人生感悟]
知迂直之计者胜。我们在复杂的事物面前，倘能做到“权轻重”、“计迂直”，认识矛盾，使矛盾向有利的方向转化，走一步，看两步，想三步，步步紧扣目标，运用你狐狸船狡猾的脑袋，调用你聪明的才智，变迂曲为近直，就一定可以走向成功。
迂直相间，是建立在对客事物深刻分析基础之际睥。分析要深刻，需要观察，在长期的观察后，“吹糠见米”，伺机而动。
企业管理中，充满着曲中有直、直中有曲的事。在经营实践中，古代商贾、现代企业家创造了不少运用迂直之计的好经验。这些经验有的已结晶为经营谚语、格言在经营界流传着，如“为了明年多得利，宁愿今年少受益”，对新产品实行“扶上马，并一程，服务到空门”，“三分利吃利，七分利吃本”等等。
美国贝尔电话公司前总裁费尔，是位眼光长远的企业家。由于他的远见卓识，使得贝尔电话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具规模、成长最快的民营企业。费尔在担任该公司总裁的20年内，成功地作出了四项关系到贝尔公司生存与发展，并使它能在种种风险中飞速成长的正确决策。这四项决策是：一，提出所谓“贝尔公司以服务为目的”的口号；二，实行所谓“公众管制”；三，建立贝尔研究所；四；开创一个大众资金市场。费尔的这四项决策，都不是解决当前需要的“对症良药”，而是着眼于未来的创造性大决策。这些决策同当时“众所周知”的看法大相径庭，引起了人们极大议论，费尔本人甚至遭到贝尔公司董事会的解聘。然而，若干年后，费尔的四项大决策，实际上正好对付贝尔公司遭到特殊困难，使贝尔公司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当时，能否向顾客提供最佳服务成了企业能否继续发展的重要问题，而费尔提出的“以服务为目的”的口号，以及为此制定的提高服务质量，衡量服务程度的措施，使贝尔公司能顺应时代的要求。当时，美国发出了将电话收归国营的警报，费尔提出的公众管制，力求确保公司利益，使贝尔公司得以继续生存。当时，由于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电讯事业获得了大发展。费尔建立的贝尔研究所最行发展的通讯技术成了种种科学技术新发展的先导。当时，资金市场从20年代的投机市场转向所谓“莎莉妈妈”的中产阶层的主妇市场，费尔设计的大众资金市场正投合了“莎莉妈妈”的意愿：担不起风险，有保证的股息，享有资产增值，可免于通货膨胀的威胁，从而保证了贝尔公司在近50年来享有充裕的资金来源。
费尔的大决策，曲中见直，一言以蔽之，谋求机遇于未来。
兵不厌诈——兵以诈立，以利动
[原文]
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孙子兵法·军争篇》）
[今译]
用兵打仗依靠诡诈多变来取胜，根据是否有利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按照分散或集中的方工来变换战术。
[历代论引]
杜牧曰：诈敌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后能立胜也。利者，见利始动也。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敌人；观其应我之形，然后能变化以取胜也。
梅尧臣曰：非诡道不能立事。非利不可动。兵一分一合，以敌为变也。
孟氏曰：兵法诡诈，以利动敌心；或合或离，为变化之术。
[兵法札记]
“诈”是最高层次的军事智之一。“兵不厌诈”，古今皆然。兵史证明，军争不是简单地靠兵力数量，其中技巧往往是军争决胜的条件。
“兵以诈立”，概括了军争技法的主要内容。军争中，将帅必须以“诡道”为指南，以“奇正”变化为术，立足于“诈”，战胜敌人。
“以利动”乃是“兵以诈立”的深化。“诈”术制敌的行动以对我是否有得为鹄的，有利于我方的，则行；不利于我方的，则止。“以利动”的方式“分合为变”，即根据敌情变化，分别采取分散兵力、集中兵力的方式随机应变。
“兵以诈立”作为军争技法的战略指导，决定了军争中军队的行动模式，行动原则，行动的传导系统。
用兵之法，从动静态势研究，有动有静。行军之时，要隐蔽使敌人不知，就要静。有时因机而变，行军之时应特意张扬造成声势，以威慑敌人，就要动。动与静有机相联，权衡形势，相机而动。所以孙子主张“悬权而动”。“悬权而动”是指军队要根据军情地势，权衡缓急，斟酌取舍，贵在随机应变。
“以诈立，以利动”的战法是魔鬼的伎俩，这样的例子史不绝书。公元765年，安史之乱的叛将令狐潮，把唐朝将领张巡围困在雍丘城中。令狐潮拥有4万人马，张巡却不过2000兵丁，力量对比悬殊。但由于城中军民同心协力，叛军连日攻城均未能奏效。时间一长，城里的箭用完了，情况十分危急。
张巡令部队割来蒿草，扎了1000个草人，穿上黑衣，夜晚用绳子坠入城下。令狐潮的士兵在远处看不真切，以为城中守兵突围，便万箭齐发，争射草人。这样搞了几次，叛军才发觉受骗。张巡把草人收回来，得箭数十万支。以后，张巡又乘暗夜从城上坠放草人，敌军却暗中发笑，以为又是奸计，遂不加戒备。就在敌人习以为常之时，张巡挑选500名精兵组成“敢死队”，身穿黑衣，乘夜暗从城上坠下。
当敌人还未完全从麻木状态中清醒过来，500名勇士奋勇杀入敌营，乘乱点燃了营寨，敌军猝不及防，大败而走。这就是隐真示假、瞒天过海的“诈术”。当某种现象反复出现。人们最初会有较大反映，渐渐就会变得熟视无睹，多见不疑。张巡正是利用人们的这一普遍心理，才演成了“蒿人得箭，死士砍营”的生动活剧。
[人生感悟]
孙子“兵以诈立”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大可用于伸张正义、惩恶扬善、扶贫济困等举措中。
一位身着便服的侦察员走进列车上的厕所。冷不丁，一个妙龄艳装的女郎一闪身也跟着挤进厕所，反手将门锁上：“先生，把你的手表和钱包给我。否则，我就喊你侮辱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侦察员清楚地知道，厕所里没有其他人，辩解是毫无意义的；稍有迟疑，女郎就会反咬一口，立即使自己身败名裂。陷入困境中的侦察员急中生智，张着嘴巴不停地“啊，啊”，一个十足的哑巴，表示不懂女郎说的是什么。
女郎赶紧打手势，侦察员仍然窘急地“啊啊”着，见此情景，女郎失望了，真倒霉，怎么碰上个哑巴！她转身正想离去，这时，侦察员一把抓住女郎，拿出钢笔，打着手势请她将刚才说的话写在手上。女郎欣然接受，接过钢笔就在侦察员的手上写道：“把你的手表和钱给我。不给，我就喊你侮辱我！”侦察员立即翻转手掌，抓住女郎说：“我是便衣警察，你犯了抢劫罪，这就是铁的证据！”女郎目瞪口呆，乖乖被擒。这位便衣警察就是靠勇敢和机智战胜了犯罪分子。
张三借给李四两千元钱，没几天张三遗失了李四的借据。他想：李四知道了一定不会还钱，于是心慌意乱地请教朋友。朋友思忖后说：“你信给李四催他还两千五百元钱。”张三说：“我只借给他两千元钱。”朋友说：“你写两千五百元，他必定立刻回信申明只欠你两千元，这样，你手上不是有证据了吗？”
遇到紧急情况，应尽量以新内容、新话题把它引开，千万不能拘泥一头，执着不放，否则僵持下去，只能导致更为难堪的局面。相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融方圆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为一体，事情就好办多了。
人性的弱点——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原文]
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孙子兵法·九变篇》）
[今译]
要使别的诸侯国屈服，就要用种手段去伤害他；要使别的诸侯国任你驱使，就要用各种他不得不做的事去烦扰他；要使别的诸侯国听你的调遣，就要用各种利益去引诱他。
[历代论引]
曹操曰：害其所恶也。业，事也，使其烦劳，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处也。令自来也。
李筌曰：害其政也。烦其农也。诱之以利。
杜牧曰：恶，音一路反。言敌人苟有其所恶之事，我能乘而害之，不失其机，则能屈敌也。言劳役敌人，使不得休，我须先有事业，乃可为也。事业者，兵众、国富、人和、令行也。言以利诱之，使自来至我也，堕吾画中。
[兵法札记]
孙子说：“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这是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成就自己的事业的谋略。
自从汉二年（公元前200年）五月开始，楚、汉在荥阳一带展开拉锯战，谁也没有占到多大优势。于是双方约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其西归汉，其东归楚。汉四年九月，项羽解围东撤，刘邦也要引兵西归。张良充分认识到此时的项羽因刚愎自用，到了众叛亲离、捉襟见肘的地步。于是，张良、陈平二人同谏刘邦，希望他趁机灭楚，免得养虎遗患。刘邦从谏，亲统大军追击项羽，另遣人约韩信、彭越合围楚军。
汉五年十月，汉军追至因陵，却不见韩信、彭越二人前来驰援。项羽回击汉军，刘邦又复败北。刘邦躲在山洞中，不胜焦躁，询问张良道：“诸侯不来践约，那将怎么办？”张良是一位工于心计的谋略家，他时刻关注着几个影响时局的重要角色的一举一动，探索着他们心灵深处的隐秘，并筹划着应对之策。当时，虽然韩信名义上是淮阴侯，彭越是建成侯，实际却只是空头衔，没有一点实权。因此，张良回答刘邦道：“楚兵即将败亡，韩信、彭越虽然受封为王，却未有确定疆界，二人不来赴援，原因就在于此。您若能与之共分天下，当可立招二将。若不能，成败之事尚无法预料。我请您将陈地到东海的土地尽划归给韩信，睢阳以北到谷城的土地尽划归给彭越，让他们各自为战，楚军将会很容易被攻破。”刘邦一心要解燃眉之急，听从了张良的劝谏，不久，韩信、彭越果然率兵来援。十二月，各路兵马会集垓下，韩信设下十面埋伏大阵，与楚决战。项羽兵败，逃至乌江自刎。长达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
在处理韩信、彭越索要实惠这件事情上，张良做得十分周到，也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好名、好利。划归一些封地给他们，就满足了他们的心愿，使他们各自为战，尽力而战。人没有不自私的，与其让他为你办事，不如让他为自己办事。后者比前者的成功率要高得多。
[人生感悟]
无论是伟大领袖，还是圣贤哲士、凡夫俗子，每个人都有弱点，都有被人利用的弱点。办事时，你掌握了对方的弱点而利用之，一切都将得心应手，称心如意。
人们无时不在为名而生存，无时不在为利而生存。世间有为名甚于为利的人，有为利甚于为名的人，有既为名又为利的人。有名义上是为名，实际上为利的人；有名义上是为利，实际上是为名的人。所以你需要做精到细致的观察，使利用的技巧有新的提高。
周文王在渭水北岸见到了正在直钩钓鱼的姜太公，太公说，用人办事的道理和钓鱼有点相似之处：一是禄等以权，即用厚禄聘人与用诱饵钓鱼一样；二是死等以权，即用重赏收买死士与用香饵钓鱼一样；三是官等以权，即用不同的官职封赏不同的人才，就像用不同的钓饵钓取不同的鱼一样。姜太公接着说：“钓丝细微，饵食可见时，小鱼就会来吃；钓丝适中，饵食味香时，中鱼就会来吃；钓丝粗长，饵食丰富时，大鱼就会来吃。鱼贪吃饵食，就会被钓丝牵住；人食君禄，就会服从君主。所以，用饵钓鱼时，鱼就被捕杀；用爵禄收罗人时，人就会尽力办事。”
姜太公说的不错，但具体到办事时，还要因人而异。为名的人，就给他以名；为利的人，就给他以利；为名又为利的人，就给他以名，给他以利；名义上是为名，实际是为利的人，就给他以虚名，并给他以重利；名义上是为利，实际是为名的人，就给他以名义上的利，而暗中为他显扬名声。做到这些，自然使人乐于为你办事而且会尽力为之。
顺敌之意——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
[原文]
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孙子兵法·九地篇》
[今译]
指挥战争在于假装顺从敌人，却仔细了解敌人的战略意图，然后集中兵力攻击一点要害，便可以千里奔袭，擒敌杀将，这就是说，巧妙用兵能成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