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 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一个“和而不同”将上述诸段语录说尽了。在这里我想起了韩愈的《原毁》。照理说，韩愈先生是忠于孔圣人的，大肆批评一些责人严、责己宽的人。但他忘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当他要求别人讲“和”，而不要讲“同”时，他已是在求“同”了。他希望一切爱“毁”的人，也和他一样不“毁”人，自然是在求同了，强迫人们向他趋“同”。
韩愈是开宋理学之先河者，中国文化之败，起自理学，理学之弊就在于在“求和”的名目下大肆求同。用三纲五常强制规范人的行为，结果是使一切人皆成了“阉人”。这种体系越精致，危害越大。王阳明只是在宋理学中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结果没有多久，便被康熙、雍正又封死了。最后，“背和趋同”的思维模式几乎深入了民族文化的骨髓，凡是中国人都了解这一思想体系所造成的恶果的惨重程度。
孔子“和而不同”的观点，绝对不只是随意给后人设一项道德原则，而是从他整体的“大学”思想出发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和而不同”是“明德”——生命本质力量的基本特色。
生命本质力量的运动发展永远是整体的，正如天亮，一切地方一齐亮。但是，由于地方不同，亮的状态、程度却不会相同。“明德”要通过意识显示出来，不同的人必有不同的意识，所以其势必是“和而不同”。
“亲民”就是要通过具体人显示“明德”。
“至善”就是“明德”的整体运动。
“克己”，就是“明德”要通过每一个人完成自己实现自我，而实现为大宇宙的“明”。
“复礼”，虽然“明德”要通过具体人多样化的自我完成自我实现来体现，但互相之间必然和谐前进，同时到日出，同时到朝霞满天，同时到丽日中天，同时到夕阳西下……
“和”中包含着“同”，但不求“同”，也同不了。世界运动的多样性，与人的存在的多样性，决定了只有和而不可能全同。“和”中已有了真正的“同”。
不善者恶之，善者赞之，皆是赞，仍有不同之同。
不善者赞之，善者恶之，皆是恶，仍有不和之和。
善者恶之，不善者亦恶之，恶也无恶可说。
善者赞之，不善者亦赞之，赞也无赞可说。
正因为“和”中本来有“同”，“异”中本来有“同”，“及其使人也”必“器之”。
不知“和”中本有“同”，“同”只可以“和”相求，“及其使人也”必“求备”。
既然知明德“有和而不同”，何求人皆同于我？求皆同于我，便是骄，明知不可同，不同的观点来了，正好泰然处之，泰然处之允其不同，正是刚毅。骄凌众人正是脆弱。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纯粹的刚、毅、木、讷就不是“仁”的体现，只是“近仁”。不要以为孔子这是在赞刚、毅、木、讷。这同孔子认为中道不行，交几个狂狷之友也不错，是一个道理，仍然是求和不求同。南先生解这一段时，大赞刚、毅、木、讷，正是忽略了一个“近”字。南先生这种思维的深处恰是求同而不是求和。
他说：“如这三个因素具备的人就太好了，再有其中一点，也都是近乎仁道的人物。”
大家看，这是不是和孔子原意相差了一大截。
既然人与人是“和而不同”，那么“切切，怡怡如也”，便是题中之意。也是孔子的人生理想。一旦所有的人皆明了“明德”，这世界便是审美人生的世界。
审美人生，也只能是审美人生，这是世界的最后归宿，也是东方文化的最高理想。
东方文化无理想。生命本质力量一定会达到的水平、状态就是东方文化的理想。
以人的生命体的感知、意识为表现形式的生命本质力量，虽然是“空”，但其要通过“不空”表现出来，这便是和而不同，和中有同，一切科学的、文学的、宗教的发展，皆是对生命本质力量的证明，皆是它的明德的“仁”、“道”的体现。舍本求末是人类一切文化学问的根本失误。但就本体说，也无误无不误。
东方文化永远关注这个根本。舍此，无佛、无道、无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