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几乎不留情面地批评从朱熹到南怀瑾先生曲解东方文化的行为以后，只要仔细思考一下，却不能不客观地说，孔子死后，真正能传达孔子精神的，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上面子张第十九，全是孔子弟子的言论，这些言论的内含观念的各执一端是非常明显的，子张有豪爽的一面，子夏有踏实的一面，曾子则有本分的一面……但是若从整体看，孔子当年那宏阔的精神没有了。请回忆一下，孔子曾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克己复礼为仁。
德不孤，必有邻。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子不语怪力乱神。
吾空空如也，叩其两端而竭焉。
一句话，孔子宏阔性的宇宙性思维、深沉的宇宙感，在他的再传弟子身上已经是荡然无存了。上面摘录了子张、曾子、子夏、子游那么多语录，很难说哪一条便是错了的，但就是找不到孔子那种博大精深的天人本一的宇宙感。东方文化只要一少了这种东西，就会急速向道德化和消极化大踏步滑下去。中国文化的历史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通观南先生的《论语别裁》，就是要把人们引向这两个泥坑，不是教育人们“善护念”道德，就是大谈隐士文化。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
如果从上述孔门弟子的语录表面看，似乎无一人偏离了孔子的主旨，但是，若仔细推究便不对了，他们的语录不仅没有足够的宇宙感，也找不到具体的用心方法的支撑点。
例如子张评子夏的观念，言对人该拒或不该拒的原则。这是完全不可空谈的，非在具体的“必有事发”中，诚问己心，方可言拒与不拒。一旦形成原则模式，没有不错的。
再如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明益批曰：“此便是子夏之学，不是孔子之学，所谓‘小人儒’也。”你还认为你自己有什么不能忘掉的能力，就已经离东方文化十万八千里了！通观朱熹的着作，其中自觉不自觉地包含着一点，只害怕自己的所作所知没有完全让人知道，一本又一本的着述，无处不是讲得头头是道。这不是“好学”，这是歪学。朱熹大概是比较欣赏子夏的，他的《近思录》的标题正是从子夏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的语录中取来的。
正是这个子夏，把“致道”与工匠的操作完全等同起来，实在令人难以苟同。“致道”的用心是没有成与不成可说的，也没有什么规矩方圆可言，与“百工以成其事”根本没有可比性。君子的学道致道，也不是什么社会性分工，老幼妇孺贤愚善恶无不可“致道”，只是看有没有这个缘分。
但是，若从总体看，孔子的嫡传弟子比之后世的韩愈、朱熹之流，还是要强过百倍。如果说有毛病，抑或是用心功夫不足，底气未充，只好以冠冕堂皇的话语来表达，只怕引起误解。虽在表达中也有语言游移处，不必过多责备。这些人大致都知东方文化的关键只在“明明德”三字。后世的儒家学者，许多连“明德”二字都不知是何物，而把“明德”解为“正大光明”的德性，以致认“明德”为智慧之德，崇高之德，凡此种种，似是而非。这和后人乱解“至善”二字是一样的可怜。“至善”能是世间所谓“善”的最高层次吗？
孔子的弟子之所以缺少足够的宇宙感，这和中国农业社会的村社文化正在逐渐取代原始的鬼神为中心的图腾文化的历史过程有关。农民尤其是自耕农虽不似原始先民那样愚昧，但眼界反而狭小保守，只认得自己一家一族人，加上自己那几亩土地，对于天地宇宙的思考只停留在求风调雨顺上。在这一点上，农民反而不如原始先民，虽然原始先民对宇宙的了解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但毕竟是宏阔的。东方文化三家创始人的伟大，在于他们不仅坚定不移地否定了图腾原始宗教，同时还从它们那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道、儒两家关于“天”、“命”、“礼”、“道”、“天地”诸如此类的概念，究其内涵，明显是从原始图腾宗教文化过滤过来的。释迦则是对古印度的婆罗门教作了全面而彻底的改造，赋予了全新内容，从而形成了非宗教的佛学体系。
和儒家一样，佛学的传人皆不知他们的创始人批判吸收原始图腾文化的奥妙，这些后人们不是彻底抛弃了原始文化，就是又返回去将婆罗门的全套衣钵尽数拾过来，充实自己的门面，结果是自己成了最愚昧的婆罗门教的变种。
儒家虽然没有完全走入宗教神秘主义的泥坑，但“理学”事实上已是准宗教式的训条了。
最后完成东方文化的，不是东方文化自己，反而是今日的科学文化。是科学文化给了宗教神秘主义沉重的打击。
和历史的任何进步一样，文化的进步，也必然是一条“之”字路，只是当我们走完二十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时，我们才能看到真正的东方文化的曙光照亮全球。西方人为东方文化的螺旋上升竭尽了全力，但他们仍然会把生命等同于生物，把生命的创造等同于生物的创造。这样，人类对自己、对生命本质力量的认识的最后完成，还是得由东方人来做。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 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子贡曰：纣之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 仰之。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
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 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 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 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 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