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村治学院”结束后，院长彭禹廷回家乡了，而副院长梁仲华却到了济南，去向当时的山东省省长韩复榘报告河南“村治学院”的结束情况。为何要向韩报告呢？原因是韩在此之前，是冯系人物，任河南省省长。他对该学院一向积极支持，后因与冯玉祥发生矛盾而投靠蒋介石，蒋任命他为山东省省长。因有这层关系，所以梁向他报告，并商量善后办法。韩在听完梁的报告后，当即表示欢迎他们都来山东，继续做河南的事业。梁仲华得到韩的指示后，转到了北平与梁漱溟商量，如何在山东继续办学的问题。幸好那时河南“村治学院”人员还没有全部走散，经过他们组织，大家又一齐转到了山东邹平县重新建校。之后，从1931年初到1937年底，梁漱溟都是在这里从事他理想中的“乡治”工作。这也是他搞乡村工作的第三阶段。
1931年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成立，院长是梁仲华，副院长是孙联泉，梁漱溟为研究部主任。该院开创时，由梁撰写了一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宣传他们推行“乡治”的主张和办学的宗旨。在这篇文章里，他首次选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字眼。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上许多人都在提倡建设，而建设又有许多方面，他们是从事于乡村工作的，所以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名称。从此以后，似乎名正言顺，一直就没有什么变动，一直沿袭下来，而他本人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乡治派”的代表人物了。
其次，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阐述了“乡治”的理论根据。宣称：“中国原来是一个大的农业社会，在他境内见到的无非是些乡村，即有些城市（如县城之类）亦多数只算大乡村，说的上都市的很少。”就从这点上说，中国的建设问题便应当是“乡村建设”。“再说摆在眼前最大的问题，是许多人没饭吃，天灾人祸，以至官无可求，军无可投，匪无可为，劳力过剩，年年有增无减。这些问题，也只有走乡村建设的路，振兴农业，才能得到解决。”至于谈到教育问题，他认为西方的学校教育，不仅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且还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因此，他说：“数十年来与此乡村社会全不切合的西式学校教育，是专门诱致乡村人于都市，提高他的欲望而毁灭他的能力，使之流为高等乞丐。由于上述的一些原因，中国广大的乡村遭到破坏，如若要解决中国的出路，须得扭转方向，而从事于乡村建设，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机。”并强调说，只有乡村安定，乃可以安顿流亡；只有乡村产业兴起，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力；只有农产增加，可以增进国富；只有乡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基础；只有乡村一帮人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都是如此。所谓乡村自治其内容主要是包括上述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三个方面。这三者究竟以何者先办，何者后办，可因地制宜，由当地主事者们自行决定。从当时邹平的情况来看，梁是先从教育入手，因此文章的后半部开宗明义，他首先声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之设立所有一切办法或秉承省政府命令所示，或由院拟订呈请省政府核准备案”者为依据，从而表明了办学的态度和立场。接着是谈他们制订的方案。乡村建设研究院分为三部分：
（一）乡村建设研究部
该部是高级研究机构，任务是研究乡村建设理论，其招生对象是大专院校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共40名，学习期限为一年。
（二）乡村建设训练部
其任务是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人员，招收的学员都是具有相当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招收的人数，每期大约300人。
（三）乡村建设实验区
为了实行乡村建设计划，经山东省政府同意，以邹平县为乡村建设研究的实验区。这个县的全部事情都由该院管理，观察县长的提名、机构的设置、行政区域的划分，等等。
除上述机构设置外，在教学方式上，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如课堂面授较少，一般不采取讲授方式，而是采取个别谈话，或是集体讨论的形式。为了充实教师队伍，特从南京晓庄师范借了几位有经验的教师来负责教学。他们所开设的课程都是从实际出发，如乡村建设理论、精神陶炼、乡村自治、乡村礼俗、乡村教育、农家副业、现行法令等，名目不少。为了解决教师力量之不足，他们还到各大学约请一些学有所长的教师担任专业课程的指导，采取函授方式进行。这也算是一项改革的内容。综上所述，可见梁漱溟多年来主张走出学校，深入农村，结合乡村自治办教育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而且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关注。
1933年7月，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邹平召开，梁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报告》为题，在会上作经验介绍。首先，他阐述了他们办学的宗旨。略谓：“顾今日中国之乱，系由近百年来遭遇另一种不同文化，陷入于一全新的环境中，所以引发其自身传统文化之一大激变。此时而言求治，非从根本上重新建立其自身所适用之一种组织构造不可，而所谓村治或乡村建设云者，意在新组织构造必于从乡村建其根基，而后使之得以发荣滋长。”接着他介绍了两年来的工作情况及成绩。他说：“本院开办以来，招收曾受过高等教育之学生共40名学员，今已结业，多数留本院及实验区服务。训练部招收学员，学习一年，前后结业的大约有700人，极大多数皆回县服务，由省政府通令其本县，每县划定一区，由学生等试办民众学校（乡农学校），并得担任区长职务，在院内成立乡村服务指导处，派员分赴各县巡回指导。据统计27个县中共有77处，内计高级部60班，普通班87班，总共147班，学生人数5280人。各校经费自筹部分多寡不等，难以计算，其由县补助部分，全年总数42480元。”
就乡村建设的名称、规模和内容而言，由名目繁多逐渐统一到“乡村建设”这个名称；从村治发展到县治、省治，甚至所谓“建国运动”；从零星分散、单项的提倡和实验发展到全国范围的协作的和连锁全面的“乡村建设”了，正如梁漱溟所说：“从邹平会议，我受启发，即是今日社会中有心人士来从四面八方各不同的方向，无一不趋归于一处，及时趋归于乡村建设，这也是他们当初不自料的。如我们听华洋义赈会、定县平教会，上海职教社、华北工业改进社、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之清河试验区以及河南村治学院同学会、镇平、汲县、遂平各处友好的报告，不论他们办事业的最初动机在救人、在提倡识字、在训练工商业应用人才、在研究学术、在乡村自救（自卫），而演变结果，皆归到乡村建设来，均认定于此处着手，方始根本有办法。”
也就是说，梁漱溟不仅仅重视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研究与培训，学生学习的精神陶炼，乡学和村学的开展，农业合作社的运作，自卫力量的训练；同时也重视地方团体的道德改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公共卫生的贯彻等。
例如，在道德改进方面，邹平北部的四庄，其乡村改进会的公约中列举了五条劝诫：尊敬长上，亲爱和睦，协作互助，勤劳俭朴，听从规劝。又规定了五条禁律：不得谩骂斗殴，不得奢侈懒惰，不得沾染嗜好，不得欺凌孤弱，不得背弃公约。乡村改进会还订立了其他公约，如反对吸毒、酗酒、赌博。对以违犯这些公约的人，每次处以五分至两元的罚金。改进会还订立了第三种公约，成立了一个消防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梁漱溟等人在山东邹平办的乡村建设事业，在当时地方政府及韩复榘等人的积极支持下取得一些成绩，这对巩固国民党的统治是有利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山东省政府按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二届内政会议设立县政建设试验区办法，在原有的基础上，1935年又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个县为实验区。之后在各实验区进行了广泛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的乡农学校的试验：校长即乡间有威望者，教员即乡村服务人员，学生即本乡民；课程包括识字扫盲、历史、地理、音乐歌唱、精神讲话、农业科技等；内容包括指导农、林、牧生产，组织生产合作社，改进技术，保健防疫，乃至节制生育，禁赌禁毒，等等。梁办此农校所设的课程，其中特别重视对学生的精神教育这一科。他说：“精神陶炼，就是启发大家的深心大愿。我们能有深心大愿，才没有俗见俗肠。比如看见财利浮名都心热，无关轻重的成败毁誉都顾虑，这完全是世俗的心理，我们的乡村建设是一个很远大的工程，我们要有深心大愿方可荷此任。”为此，他曾将过去办学中每天早晨跟同学们精神讲话的“朝话～恢复，并以身作则，做学生的模范。据当时的人说，他的生活很简单朴素，每天起得很早，夏天5时、冬天6时，晚10时左右就寝。他的住处除桌椅外，别无他物。他的书籍也不放在私室，统统存在公用图书馆中。他的饮食很随便，终年素食，尤好吃水果。他为人很认真，做人为学治事是打成一片的。他有十四个字的格言，常写来赠给他人，即“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由此可见，梁漱溟胸怀之广大，志向之远大。
曾为1934年邹平讲习会担任速记的朱秉国认为，梁漱溟诚恳笃实，简朴认真，敬事耐苦，尤富同情感，绝不说自欺欺人的话。梁一贯素食，每餐吃三两个面包，一碗稀饭，加上几片大头菜即可；他身体清瘦，用脑过于劳碌，经常失眠，清晨照样讲课，因为头疼，一边用手按着额头，一边讲课，听课的人劝他休息，他仍坚持，直到病倒医院才停止讲课。
梁漱溟热心乡村建设运动，1932年3月9日在给其外甥的信中言之凿凿。谓：“……我今日若没些狂者胸襟，则我早不在此外县野乡吃苦受累，而安居北京，享我家庭幸福矣。若非别有原因，元宵前尚不肯回家；回家后，终不肯听戏，盖在外县地方，看见老百姓之苦，觉得我们一听戏，随便就是几块或十块，实属太过；而此心恻恻焉亦不生贪玩乐之心也。古人愿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我只是被自家少年来一些狂志大愿鼓着向前，而耳闻目见，又刺激自己向前；大家朋友又牵率拥着向前，而一念外公在天对这民族文化之毁亡，民生之惨祸不肯瞑目之心，尤使我不能懈这口气也。”
朱秉国回忆：梁漱溟遇到别人有问题请教他，无不循循诱导，从来是不惮烦劳的，别人写给他的信件，亲自作复，很少假手于人的。对于报纸杂志上批评他的文章，他总少回复，因为他觉得这些批评并未打动他的心肝。
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朝会，寒暑无闲。梁漱溟非常看重朝会，经常在朝会上为学生们讲演，有一次梁讲了许多话，朱秉国觉得可以用“拿出家精神来做乡村运动”概括，录文如下：
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作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友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一般的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此时即如出家和尚出家时觉得世人都是在做梦，而自己甚为孤独，但多数人仍占在他的心内。在佛家原是为众生，悲悯众生，为众生解决生死问题。这种不忘众生，念着众生的心理，作乡村运动的人，应当仿效。在普通和尚很少这样激动，这样决心，自动发愿出家；如果那样的出家，等于未出家；他虽出了家，不过随随便便念念经，其生活是同世人一样无聊。这样的生活是无味的生活。如果乡村运动者不是自动的“出家”，在内心并没起了激动，仍系鬼混度日，这是最冤枉最无意味的生活。如果我们真是发愿而来，我们应当真的像和尚一样感到孤独，常常念着众生，常常念着一件事情，常常像要解决一个很急切的问题似的。一个人容易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明白的很容易明了他的责任，糊涂的便恍惚忘记了。这只有常常提醒自己，在自己心内没有了他时，应该自己问自己，要问出一个很真切的心来。如果不是真想干，干脆不如不干；如果真想干，那么应该很深沉的内决于心，虽有时糊涂恍惚，也可觉醒的。
段继李回忆了1933年至1935年在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两年的学习情况。1935年春末，梁漱溟在讲解“乡建理论”时，要求学员们提出问题，段写一书面意见，大意是说乡村建设的理想是好的，但实现这一理想必须有政权在手。梁漱溟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解答时十分严肃认真，梁认为乡村建设应当实施的结果是乡村运动组织的大联合，大联合的成功之时政权即置于联合中枢指导之下，可见不实现乡建理论就无从实现它的政权。
同年秋天的-次朝会上，梁漱溟特别讲到毛泽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胜利意义。认为共产党和红军今后将会取得很大发展，全国各地拥护共产党和红军的人将会奔赴陕北，特别是青年们；还认为：革命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搞乡村建设也要许多知识分子，会出现两方面都要争取知识分子参加的局面。梁漱溟还颇动感情地提到他在北大教书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因此那时即相识了。
段继李认为：“梁老师的人生观和哲学思想是佛家的人生哲学和儒家的理性哲学，所以他爱人类、爱祖国、爱和平、爱民主，反对暴力、反对压迫。他不相信武力能统治人。他认为只有尊重人性、讲理性，实行和平、民主，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如果以武力和权力压服，其结果是压而不服。因此他一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战争。梁老师的这种主观愿望难以实现，在此姑且不论，但这种慈善为怀的感情和热爱和平民主的思想是可贵的、值得尊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