莹莹和方浩来到江畔公园，公园里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方浩急不可待地说：“你去卧底，这么大的一件事，怎么事先不告诉我一声呢？我给你们报社打电话，小王说你出差了。谁知，第三天她又打电话告诉了我实情，听到消息后，可把我吓坏了。”
“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脑子一热我就决定了，生怕别人知道后走漏了消息，影响我的行动。”莹莹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你是真人不露相啊。平时挺文静的，怎么竟想用这么一个极端的做法去披露社会真相。你知道吗，这有多危险啊。”方浩用带有批评和责怪的口吻说。
“为了这件事，我回来后，梁主编当着大伙的面给我好一顿批评。他说，万一我出了个三长两短，他怎么向我的家人交代。我向他和同事们说了很多检讨的话。”莹莹也很自责。
“我妈听说这件事后，也是吓了一跳。她让我不要告诉奶奶，然后还亲自打电话协调公安部门。请他们出面，保护你的人身安全。”方浩说。
“现在看来，我当初这个行动的确有些鲁莽和幼稚，事后自己也有些后怕。好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今天梁总编高兴地告诉我，说由于我近期工作比较出色，市传媒集团点名要调我到市电视台工作。他想征求一下我的意见。”莹莹高兴地说。
“真的吗？这太好了。只是不知道让你到市电视台哪个岗位？”方浩问。
“据说是市民频道。因为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报道在市民频道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我到那还是干老本行。”莹莹说。
方浩默默无语。
莹莹不解地说：“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卧底的事已经转危为安了。再说，我调到市电视台工作，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怎么像霜打的茄子——直打蔫。”
“我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你的工作调动了，又出名，又露脸，是窗户眼吹喇叭——名声在外了。可是我恐怕要一辈子当马路吸尘器了。”方浩不高兴地说。
“这也是革命分工不同吗，干事业总得有人出头露面，有人默默奉献。再说这交通安全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呀。咱们市每年因安全事故死亡好几百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因为交通事故而死亡的，这也正说明了交通警察的重要性。”莹莹对方浩进行安慰。
“这些大道理谁都懂，默默奉献我也认可，不出头露面我也不攀比，可是，每次到你家，你妈的脸总是阴沉沉的，好像谁欠她多少钱似的。”方浩还是说出了心里话。
“她对你的工作有些成见可以理解，但是她并没有反对咱俩处对象，你不要顾虑太多。”莹莹重复着每一次见面都劝解的话。
“但是，一想到你妈，总让我高兴不起来。”方浩说着，把一块石头抛向江面。
望着江面泛起的层层涟漪，莹莹挽起方浩的胳膊说：“得了，别总忧心忡忡的了。走，今天我请客，请你吃烧烤。”
李兰拿着一些生活用品来拘留所看望钱大头。
“这是几件要换的衣服，这是降压药，我给你拿来两瓶白酒，看守人员没让往里带。”李兰说。
钱大头仿佛对这些东西都不感兴趣，直直的眼光对李兰说：“就是让你把酒带进来，我也没心思喝。这几天啊，我觉得自己就像秋后的蚂蚱——没有几天蹦跶了，纯粹是混吃等死呀。”
李兰看着他的脸说：“别说死，有那么严重吗？”
“这事呀，说不重也不算重，说严重也够严重的。”钱大头心灰意冷地说。
李兰也低下头说：“反正啊，这事一出来，我在矿上算抬不起头了。碰上那些遇难矿工的家属，都恨不得把我生呑了。”
钱大头握住李兰的手说：“哎，我这辈子，吃喝嫖赌，什么事都干过，死了也值了。但是只有一个事，让我挺遗憾的，就是觉得很对不起你。想当年，我也穷过，我也苦过，但是你一直实心实意地跟着我。如今我发财了，刚想让你跟我享点福，没想到出了这么个事，让你也跟着遭罪了。”
钱大头说着说着，眼圈已经红了。
李兰是个老实厚道的农村妇女，虽然平时对钱大头的有些做法看不惯，但是这时听着听着，也动了感情，有些泣不成声了。
钱大头又说：“你也别只哭，咱们想想办法，帮我开脱开脱。”
李兰无奈地摇了摇头说：“我有什么办法？当初我那么劝你，平时多注意点生产安全，可你就是听不进去，如今出事了，让我上那找后悔药去。”
钱大头把李兰搂在怀里，抽泣着说：“这么着吧，你帮我请个好点的律师，跟他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办才能减轻一点我的罪。”
李兰流着泪说：“行，我回去马上就去办。”
薛贵忠来到江若英办公室汇报工作。
江若英说：“老薛，财达煤矿事故的处理过于缓慢，临山县又出现煤矿法人代表受袭事件，你怎么看煤矿系统近期这些事？”
薛贵忠说：“煤矿系统近期暴露很多问题，群众有很多反应，有些线索，市检察院已开始调查，我想揭开黑幕的时间应该为期不远了。”
“为了加快‘4·6’矿难的调查进度，我准备让你协助李子君去开展工作，不知你近期能否安排好时间？”江若英想征询一下意见。
薛贵忠不假思索地说：“没有问题，明天我就可以出发。”
“那好，我等着你的捷报早日到来。”江若英高兴地说。
薛贵忠说：“我一定会尽力做好这件事。”
钱大头在拘留所里简直是度日如年，好不容易在两天后盼来了李兰。
李兰来到拘留所对钱大头说：“我已经请了一个律师事务所的白律师为你辩护。”
钱大头急切地问：“他说没说我们怎样做才能减轻我的罪？”
“白律师说，我们矿在证照不全的情况下开工生产，肯定是违法行为。如果能够证明出事那天我们不是开工生产而是工人下井检修设备，则可以减轻罪责。或者说出事那天矿长出门在外，是工人们自发下井工作的，而带头下井的工人已经死了，这叫死无对证。”李兰说。
钱大头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忙说：“那咱们就按白律师说的办吧。”
李兰为难地说：“你想的挺好，可是谁能给咱们作证啊，我正在为这个事发愁呢。”
“让那些幸存的矿工或者遇难矿工的家属作证很难，因为这涉及事故赔偿问题，如果是生产安全事故，他们能得到矿上的补偿，如果不是安全事故他们就得不到这笔补偿。”钱大头也意识到这件事很难办。
“眼看快要开庭了，这可怎么办好？”李兰说着，眼圈又红了。
钱大头一边给李兰擦眼泪一边说：“不要哭，我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春秀出庭给我作证。”
“春秀？”李兰睁大了眼睛不解地问。
“对，因为我还兼任你们劳保用品商店的经理，她就说出事当天咱俩去外地采购劳保商品去了，不知道部分工人擅自违规下井检修设备这件事，发生事故后，我是听到消息后急忙从外地赶回来的。”钱大头老练地说。
比起钱大头油滑的处事谋略，李兰则显得幼稚的多。此时，她用怀疑的目光问：“让春秀去作证，这能行吗？”
钱大头此时内心也很忙乱，但是为了稳住李兰的情绪，他强装镇静地说：“你对她说，以前她借咱们的钱都不用还了，我出来后马上给小雪安排工作。我想能行。”
望着钱大头期待的目光，李兰只好承诺去帮助他办一件几乎完不成的事情。
回到信兰劳保商店后，李兰趁店内没有顾客的时候，悄悄地把钱大头的想法告诉了春秀。并对春秀说：“妹子，你就帮姐一次吧，就算你姐夫不是人，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但是他把你安排到这个店里上班，也帮你解决了失业问题。你说万一你姐夫被判了刑，在监狱里关个十年八年的，这商店靠我一个女的，能支撑起来吗？这个店黄了，你不是又失业了吗。”
“兰姐，我这个人本来就不会说谎，上了法庭更不敢说假话了。”春秀为难地说。
“我也知道你很为难，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姐给你下跪了。”李兰说着跪到春秀面前，春秀急忙想扶起李兰。李兰只是哭，怎么劝也不起来。
春秀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李兰的请求。说：“兰姐，你别哭了，我答应去帮助你说一说，可是我不懂法，到了法庭上，不知能不能说周全。”
得到春秀的承诺，李兰心情稳定了一些，她擦了擦眼泪说：“你就按我刚才教你的那样说就行。”
赵小兵接下夜班的林丽，边走边谈。
赵小兵问：“明天是周六，我妈想和你上街，给你做一套新衣服，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哎呀，不凑巧，临山县转来两个‘4·6’矿难重伤员，分别要在明天和后天做手术，我这两天都不能休息。”林丽说。
“没关系，救人要紧。下周咱们再去做衣服也行。不知这两位伤员都是什么伤？”赵小兵说。
“说起来很可怜，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头一天由妈妈送到矿上来上班，没想到第二天就发生了矿难，虽然捡回来一条命，但是颈椎被砸伤，成了瘫痪，妈妈后悔地成天哭。”林丽说。
赵小兵问：“另一位呢？”
“另一位是一个40多岁的老矿工，一条大腿被砸成粉碎性骨折，需要截肢。”林丽怜悯地说。
“真是矿难猛于虎哇。”赵小兵有些难过地低下头。
“那位老矿工的爱人下岗在家，两个孩子也没有找到工作，在家待业，往后的日子可想而知。”林丽也对矿工充满了同情。
“按国家规定，新矿工需要经过岗前培训才能上岗，而那位小伙子明显没经过培训，有的矿工可能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赵小兵觉得很惋惜。
“这说明矿主心太黑了，只顾挣钱，不管矿工死活，连工人培训这点钱都舍不得花。”林丽则有些愤愤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