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鸟儿都叫了，我才昏昏睡去，既没梦见茉莉，也没梦见姚睫，而是梦见一个面目模糊却又感觉熟识无比的女人坐在我面前——默默地诉说着什么。而上一次梦见这样的人物形象，还是第一次梦遗的时候呢。
白天总是明媚的。尤其是北京的春天，只要是没有风沙的日子，天空清澈高远，云朵自由飘荡，阳光几乎像固态的一样清晰、质感强烈。任何内心阴暗的人都会在这样的天气里找到正大光明的感觉，更何况我和b哥这两个混混儿。我们最大的罪恶，无非是混，而我比他多了一条罪恶，就是没混成有钱人。
b哥的小院儿又热闹了起来，不过这一次的主要人物，就不是那些脸都不熟的各路骗子了——就是我们几个人，外带刚在医院喝了俩礼拜白粥马流氓。尽管聚会仍以消磨时光为主要目的，但大家对白酒都有了抵触情绪，因此气氛也就远没有先前那样迷乱了。我们在刚发芽的葡萄架子底下沏了壶茉莉花茶，像老派的、二环路以里的北京文人一样闲扯淡，能说会道的家伙争着高谈阔论，小妹子虽然是二百五，但每说一句话，都让男人们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比如有一次，b哥和马流氓像两个思想家一样，讨论起了“生活就是轮回的”这个话题，b哥还煞有介事地背诵了《百年孤独》那著名的第一句话，而小妹子突然粗暴地打断他：“狗屁轮回，你那生活，就算轮回也是光着屁股推碾子——转着圈儿的丢人。”
自从b哥发了财，还没有一个女的敢这么说他呢。他一愣，随即笑抽了筋。
小妹子反倒愣了：“你有毛病吧？”
b哥说：“难道你没想象过光着屁股推碾子的样子吗？多可笑。”
小妹子反倒被他的神经质弄得迷惘了，只好用她舅姥姥的话总结：“无耻的剥削阶级。”
连我和马流氓都快翻到桌子底下去了。姚睫拉了拉愣神的小妹子：“甭理这帮神经病，做饭去。”
每次聚会的饭都是姚睫做。我现在真信她爸是个掌勺儿的了，家传的手艺就是不一样。她到一条街之隔的“朝内菜市场”买来新鲜的五花肉，切成巴掌大块厚片，辅以青蒜、豆豉、辣椒，炒得满院子都是烟，闻了就让人流口水。夹起一筷子，她还对我们展示：“看见没有？这就是灯盏窝。”
除了回锅肉，她还会炒正宗的鱼香肉丝、麻婆豆腐和水煮肉片。川菜这东西，放眼全国遍地都是，但能吃上一口正宗的却仍是莫大的福分。怪不得那么多“剥削阶级”会周末坐飞机到成都，或者专门接个四川保姆养在家里呢。
我像个大爷一样夹着肉片，在阳光下鉴赏：“小同志很有天份嘛，容我夸你一句秀外慧中。”
“小时候我爸炒菜，就把我拴在灶台旁边熏，熏得我直咳嗽，但是熏啊熏啊就会了。”她说。
“那你妈干吗呢？”
“她下场打麻将。”姚睫说，“有的时候一打就是一整天，从日出到日落。”
大家想象着沐浴在江风里打麻将的惬意，不禁又数落起北京的诸般不好来：高物价、堵车、官儿太多、渴望跟官儿攀上关系的人更多、满街“没头脑和不高兴”……马流氓横眉冷对地指着b哥：“我们已然水深火热了，你们丫的还来干嘛呀？来了就来了吧，还他妈的发财，这还让不让人活呀？”
小妹子反倒替b哥辩护起来：“首都不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嘛。”
“他来发财，你干嘛来了？”
她脆生生地回答：“原来刷碗端盘子，现在收拾房子。”
“顺便批斗这个无耻的剥削阶级？”
“嗯哪。”
我站起来，跟着姚睫走向厨房，一边帮她接水做汤一边说：“你看，人家活得多明白。”
“你的意思是，就我懵懂着呢？”姚睫鼓着她的桃儿脸说。
“那没有，我的意思是，我们都要向明白的人学习。”
“我以前活得挺明白的，来了北京才不明白的。”
“对，这都怪北京。我在这儿也一直‘不知道北在哪里’。”
“不知道北在哪里？”
“这是一北京老作家小说里的措辞。他原来写的是‘找不着北’，可是一个负责任的编辑根据现代汉语规范，给他改成了‘不知道北在哪里’。”
姚睫笑道：“对喽。我们都是不知道北在哪里的人嘛——你的情况比我还严重多了，你都糊涂了半辈子了。”
“所以我不希望你走我的老路……”我说了一半，笑道，“知心大哥是有点儿话痨，不过都是为你好。”
天上并没有云朵飘过，姚睫的脸忽然阴了下去，捏着瓷碗的手指正在用力，用力，连指甲都白了：“我也不知道我在这儿算干嘛的……这儿又不是我家，我家比这儿好多了……你别看你给我找了个这么好的地方住，可住得舒服不舒服，跟住得好不好未见得有关系。晚上躺在这个大院子里，四周围静悄悄的，风吹草动都钻进耳朵，让人心里孤单极了。而且更让我受不了的，是生活的荒唐——昨天我还睡在城中村五百八十块钱一个月的小平房里呢，今天居然就住进了这么大一个、我这辈子也买不起的院子——过去住这儿的都是些部长吧？这真是太荒唐了……”
我说：“这不正是生活的戏剧性吗？多奇妙啊。”
“不是奇妙，是荒唐。”姚睫认真地说。
“荒唐又怎么样呢？我们都没有办法呀。”
她转头问我：“那么我是不是应该走呢？离开这儿？”
我几乎脱口而出：我舍不得。但马上悬崖勒嘴，说了句皮痒肉不痒的话：“那老作家还有一句台词：你还年轻，依然漂亮。你的日子还长呢，不必这么悲观。”
她又开口，却有点哽咽的意思，我赶紧又说：“你别哭啊，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
姚睫便低头专心打蛋花，不理我。我看着她纤长而白亮的脖子发起了呆。过了一会儿，她不知为何噗嗤一声，又笑了，斜着湿漉漉的眼睛对我说：
“我才不走呢，现在这么回家多丢人。”
“就是。不到衣锦不还乡，这种志气好。”
“最起码，我得‘知道北在哪里’才走。”
虽然长吁短叹生活之迷惘，言谈之间仿佛俄罗斯文学里的“多余的人”，但总的来说，姚睫目前的生活状态还是很让人放心的。自从董东风去新疆后，她不再到母校去听课，就把“宜家”商场的夜班换成了白班。每天早上，她和小妹子在院儿里呼噜呼噜喝碗粥，吃两个胡同口“庆丰包子铺”的包子，然后就坐地铁再倒公共汽车去马甸那边上班。通往饭碗的路程，自然是很艰辛的，作为一个没怎么准点坐过班儿的人，我几乎无法想像高峰期的地铁有多惨烈，姚睫对我说，每次关门之前，最后一个上车的乘客都是被乘务员用脚踹上去的，而她则往往需要支楞着两只胳膊，才能保证不被旁边的人挤扁。许多次，她就那么两脚悬空地“架”在空中，直到到了换乘站才能落地。
这一路，屁、口臭和狐臭弥漫，流氓自然也是少不了的。有一回，她感到什么硬邦邦的东西在顶自己的腿，便用膝盖狠狠磕了上去，随即便听到一个男人的惨叫。一定有很多热衷于和异性发生身体接触的色鬼从夜店的舞池转战到了早上的地铁——反正都是蹭，地铁的花费还少呢。
而到了商场，就轻松多了。白天的“宜家”没什么顾客，三三两两溜达来溜达去的，大多是些退了休的老头老太太。在宽敞明亮的展厅里，售货员们可以舒舒服服地放松腰腿，头儿管得不严的时候还可以靠在沙发上打个盹儿。而姚睫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是她喜欢看书，常常占据了样板间的一角，从书包里拿出书来看。到底是受过正经八百科班教育的嘛。而因为她是“组”里英语最好的，跟外国顾客交流时全指望她了，所以领导对这个玩忽职守的行为也不深究。
对于姚睫究竟看的是什么书，我仍有点耿耿于怀：还是董东风的著作吗？但是这人仍然像是我和她之间的一个小“坎儿”，谁都不会轻易去触碰。另外，我自己对于董东风的看法，也颇值得玩味：假如我真的喜欢着姚睫，那么他就是我的情敌呀。但我却对他没有丝毫芥蒂，反倒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年长的朋友，也为他信赖我而自豪。尽管这一见如故的信赖多少也显得荒唐，但我愿意把它理解成为“惺惺相惜”。
我并不缺朋友，和b哥更是可以一起犯混蛋一起耍流氓的“瓷器”，但仍为自己和董东风的交情而感慨。也许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却也不确定，因为以我所见所闻，并不能在在这世界上找到什么脱俗的交情作为参照。这是个朋友多了路好走的年代，却不是真把朋友当朋友的时代。
而恰因为此，想到董东风的时候，我会感到温暖。或许我们骨子里本是一类人，尽管他是如此肃穆，我却如此颓丧。
b哥自从搬出了他的豪宅，索性就赖在我家了。两个混蛋，一个不必上进，一个不思上进，又过起了大学时那种烂泥一样的生活。因为长期不到单位上班，那些家伙干脆把我的工资也停了，我现在的状况形同失业，只好从几个周刊接了许多捧臭脚的活儿，每上映一部令人作呕的电影，我都要绞尽脑汁发现导演的“艺术追求”，然后加以夸大，吸引更多的人到电影院里去呕吐。好在咱们国家的电影市场臭归臭，但却臭得越来越繁荣，很多山西挖煤的、浙江做袜子的买卖人都把大笔的民脂民膏往里扔，他们睡着女演员聊着“先进文化”，我这种敲边鼓的也总有事儿干，每当b哥沉浸在他的噩梦里生不如死的时候，我就兴高采烈地坐在电脑前面摇笔杆子。完后数数字数，居然可以勉强谋生。
“您的视角总是另辟蹊径，和一般的影评人不一样。”一个马流氓介绍的编辑恭维我，“很多导演都说，特别爱看您的评论。”
“那是因为我比别人不要脸，多肉麻的吹捧都往上招呼。”我心知肚明地说，“不过这也不怪我，那些院校里的影评人都有工资拿，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可指着这个吃饭呢——有俩地方许诺的红包还没给我，你再帮我催催。”
当不用凑篇幅的时候，我和b哥就到母校去打球。曾几何时，我们还是篮球场上的两把好手呢，但是现在却不可避免地变成了球风下作的老油条。以前上本科的时候，特别讨厌和这种三十多的老油条交手，因为他们跳不高跑不快，只会肩扛臀拱下黑手，事到如今，我们也被新一茬儿小伙子们侧目而视。风水轮流转啊。
有那么两回，因为跟不上对方的脚步，我只能极其肮脏地绊人，还差点儿跟人家打起来。锵锵半天，我们只好气呼呼地离开。钻上“捷豹”车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小伙子鄙夷地“呸”了一口。
真让人耻辱。我忽然悲观地想，如果姚睫能找一个同龄的、单纯可爱的运动健将当男朋友，她的生活就要比现在快乐得多吧。
当姚睫下班我又没事的时候，我就也会去接她。有的时候和她一起吃免费的瑞典大肉丸，有的时候就出去小奢侈一把。不过过了些日子，我再给她打电话，她却突然说：“今天呀，今天不行，我忙了。”
我敏感地说：“你觉得跟一个老头儿混在一起丢人了吧？”
“才没。”她冤枉地说，“我是真忙，在学东西呢。不信你可以过来看。”
我居然厚颜无耻地真过去“看”。开车到了“宜家”商场，却看见很大的一片展厅都围上了塑料幕布，被封上了。我从栅栏底下钻过去，果然看见姚睫正在“忙”。她跟在两个外国人后面，一边跟他们说洋文，一边拿笔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
“派给你一个通嘴子的活儿吗？”在快餐吧耗了一个多钟头以后，我看着满面春风走来的姚睫说。
“才没有，是我自愿的。”她说，“商场布置新橱窗，从英国请来的设计师，我跟人家学学。”
“学什么？橱窗布置？”
“是啊，那也是一门学问。”姚睫像教育老土一样告诉我，“而且跟我上学时的专业也相近。我那时候最爱上的就是‘公装设计’课。”
“不搞文学和电影了？”我笑着问，“不考艺术学院的研究生了？”
“不考了。”姚睫看了我一眼，“你不是说，当务之急是确定明白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再上窜下跳么？我现在明白了，我也没那么喜欢电影……”
“喜欢当设计师呀？”我说，“可别又是三天热乎劲。”
“不理你了。”她美滋滋地端过我的饮料喝起来。
对于一个习惯于纸上谈兵的大学生而言，学门新手艺当然是很辛苦的。那段日子，姚睫每天上完白班，都要自觉主动地给设计师当几个钟头跟班，听讲之余，还要给人家买咖啡、拎包、叫出租车。而这一切，都是没有工资的。不过她倒得意洋洋的，说那两个英国设计师中了她的“套儿”：本以为她是商场派来的助理呢，到最后发现她是偷师的，却也不好意思轰她走了。“跟”完了“宜家”的项目，有个好心眼的设计师还把她推荐到了专卖另一家奢侈品牌的店面，他的公司在那边也干着活儿呢，而姚睫拿着便条，就可以以“实习生”的身份过去观摩了。
新的偷师场所在东三环，因此姚睫就必须疲于奔命了。她下了白班，赶紧去挤300路公共汽车，然后一身臭汗地走进那富丽堂皇的大厅。
“我的天哪，一个包儿要一万多。”她回来对我感叹那里的盛况。
“你也可以用它来激励自己嘛，”我虽然对“挣钱”这事儿表现过极其刻意的轻蔑，但此刻还是鼓舞她，“有朝一日，你只靠卖艺而不靠卖身也能买得起那些东西了，那就实现了人生的某种价值。”
“俗。”她却翻着白眼说我，“要是只为了几样一般人买不起的劳什子——我还不如直接卖身呢。”
啊，我真是喜欢她。
姚睫在城里跑跑颠颠的，人都累瘦了一圈。后来b哥都看不下去了：“她要缺钱，我给她点儿吧？好歹也是朋友……”
我用姚睫的话回敬b哥：“俗。”
然后又说：“要包养也是我包养，关你屁事。”
“我就是一怜香惜玉的人，看不得长得稍人样的姑娘受苦。”b哥说。
他家里的那个小妹子，倒是养得越发红润，胖嘟嘟的，连手指上都有肉窝儿。只不过吃好喝好也不说b哥好，一见面就骂他是剥削阶级。b哥呢，非但不生气，反而很舒坦，假如三天不挨骂，居然还会难受起来。
我说：“你这就叫耳根子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