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1990)综合多项研究结果，对人格五因素进行了重新命名：（1）外向（extraversion）：热情、乐群、支配、忙忙碌碌、寻求刺激、兴高采烈；（2）适意性（agreeability）：信任、直率、利他、温顺、谦虚、慈悲；（3）谨慎（conscientiousness）：自信、有条理、可依赖、追求成就、自律、深思熟虑；（4）神经质（neuroticism）：焦虑、生气敌意、沮丧、敏感害羞、冲动、脆弱；（5）开发性（openness）：想象力、审美、感情丰富、尝新、思辨、不断检验旧观念。这个五因素结构得到了许多心理学家的验证。
（七）有关“大五”结构的跨文化—跨语言研究
“大五”人格结构的发现和验证是建立在对英语文化分析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在其他语言文化的研究中是否也同样存在“大五”因素结构呢？这对于确证“大五”人格的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于是跨语言—跨文化的假设便被心理学家提了出来，即：如果人类生存所面临的任务都是一样的话，那么人类中所有的个体差异及命名都应该是一样的，如果不同文化、不同语种的研究均获得“大五”人格因素模型，说明此模型获得的是人格的稳定特性。
荷兰的Hofstee, Brokken 和 Land(1980)从一部著名的荷兰语词典中选取了8690个形容词，从中筛选出1203个，然后做因素分析。这些形容词被归于Goldberg的42个类型之中。对每一个类型的形容词再进行因素分析。结果，至少有两个形容词的载荷超过0.40的因素有143个。下一步，剔除了同义词，每3个形容词归为一类，得出96个形容词，再经过因素分析后得出7个因素：（1）内向（思索、含蓄、缄默）；（2）随和（热情、快乐）；（3）精细（勤勉、节俭、责任心）；（4）稳定性（独立、可靠、抱怨）；（5）修养（平庸、无教养、粗鲁）；（6）攻击性（发脾气、侵犯、专横）；（7）进取性（进取、果断、保守）。他们得出的结论与从英语中得出的结论很相似。当采用不同的特质形容词样本或不同的被试，只有5个因素是可以重复的，而且这5个因素同“大五”因素是很相似的。
对荷兰语形容词的这一早期的、精细化的研究背离了后来的“大五”研究的正确途径。
Brokken 和 Smid（1984）在七因素之后又增加了3个：（8）抑郁（抑郁、忧愁、分裂型人格）；（9）易变性（变通的、多变的、难预料的、不平衡的）；（10）肤浅（随俗的、平凡的）。
Kohnstamm、 Halverson、 Havill 和 Mervielde(1993)分析了父母对孩子的自由描述。他们的研究以“大五”为起点，但是又增加了9个与儿童这一特殊人口群有关的因素，它们是：（1）独立性；（2）随着年龄增长的成熟性；（3）疾病与残疾；（4）饮食睡眠的节律；（5）性别角色行为；（6）学业成绩；（7）愉快地与人相处；（8）与父母的关系；（9）无法命名的剩余因素。
Van Lieshout 和 Hadelager(1992)在分析了父母、教师对儿童的判断之后发现了5个因素：（1）随和性；（2）情绪稳定性；（3）工作态度；（4）动力性；（5）思想观念。
在五因素广为流传之前，Der Laak(1979,1994)分析了教师对学生的判断，在对36个形容词和行为动作因素分析之后，得到4个因素：（1）善交际；（2）独创性；（3）问题行为；（4）对学习的态度。
1988年，De Raad从荷兰语形容词中发现了相同的“大五”因素。他试图使“大五”不仅适合于形容词，而且推广到名词和动词上（De Raad，1992）。他分析了755个名词，得到4个因素：（1）外向性；（2）认真性；（3）随和性；（4）求新性和智力。对543个动词分析后得出两个因素：（1）随和性；（2）情绪稳定性。他的研究并没有完全支持“大五”因素，他最终放弃了这种从“语言”角度的研究。
在俄语研究中，Shmelv 和 Pohilko(1993)对1650个俄罗斯人常用的人格形容词进行最大方差旋转后得出了13个维度，即：（1）利他性；（2）聪慧；（3）精力旺盛；（4）认真；（5）情绪稳定；（6）实用主义；（7）公正、诚实；（8）保守；（9）雄心；（10）武断；（11）进取心；（12）闲散；（13）独创性。
在德语研究中，Angleitner 和 Ostendorf（1989）从字典入手，通过自评和他评，对450个特质形容词的分析已经明确地重复了“大五”因素结构。而且对双语（德语——英语）被试的研究也证明了“大五”结构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一致性（John, et al ,1984）。
亚太地区与西方在语言文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研究得到人们的注意。Guthrie 和 Bennett于1971年把Norman的术语引用到菲律宾；Bond（1975，1979）把Norman的词表引用到日本和香港。其测验经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三地的大学生在4个维度上支持“大五”模型。
利用中文形容词对人格特质的分析研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近年也已开展起来。台湾学者杨国枢和李本华是最早研究中文人格术语的学者。1971年，他们从小说、报纸以及西方学者的词表中得到900个中文人格术语，压缩成557个术语，并对其好恶度、意义度及熟悉度进行了评定。
1984年，杨国枢与彭迈克（Michial Bond）采用杨李二氏的词表研究了“中国人描述性格所采用的基本向度”。他们先将杨李二氏的557个词分为三组：（1）他人取向的形容词，即所形容之性格明显涉及其他个人或团体，如“体贴的”“孝顺的”；（2）事物取样的形容词，即所形容之性格显然涉及外在事物，如“贪心的”“苦干的”；（3）个人取向的形容词，即所形容之特性显然与外人或事物无关，如“知足的”“文静的”等。然后再将以上每一组词细分为3个小组：按其好恶度分为正性、中性、负性3种形容词，然后从9组中随机取出1/3的形容词，共得150个形容词，要求被试以这150个词分别描述6个熟悉的目标人物。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以150个词描述6个不同的目标人物时，共得到4～5个主要的因素。从表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不同的目标人物下所最常抽得的共同而独立的主要因素有3个，即“善良诚朴，阴险浮夸”，“精明干练，愚蠢懦弱”，以及“热情活泼，严肃呆板”。
杨国枢和彭迈克还将他们的结果与Norman（1963）所得的“大五”因素进行了比较，认为他们的结果中的第一个因素（善良诚朴——阴险浮夸）与“大五”的第二、第三两因素类似；第二个因素（精明干练——愚蠢懦弱）与“大五”中的第一个因素接近。“大五”中的第四、第五两因素则分别与镇静稳重——冲动任性及智慧文雅——浅薄粗俗类似。同时，研究者也指出了两者间明显的不同之处：“中国人描述他人及自己性格所采用的基本向度，在内涵上明显又不同于西方人描述他人及自己性格所采用的基本向度。”杨国枢和彭迈克最近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上述发现。
陈仲庚和王登峰（1987）对670个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的好恶度（desirability）、意义度（meaningfulness）、熟悉度（familiarity）进行了评定。
黄希庭与张蜀林（1992）对562个描述人格特质的形容词进行了研究。他们的词的来源是：（1）从长篇小说和报纸杂志上选择描写人物的形容词；（2）从杨国枢和李本华（1971）的研究中选择形容词；（3）由研究者想出描写人物的形容词。这样，共搜集到1000个形容词。然后，根据下列四条原则加以淘汰：（1）生僻少用的形容词，如“晓悟的”“笨拙的”；（2）表示暂时状态而非人格特质的形容词，如“温容的”“尴尬的”；（3）描写身体特征的形容词，如“粗壮的”“俊美的”“矮小的”；（4）超过三个字以上的形容词，如“思维清晰的”“有事业心的”“见利忘义的”。然后，他们对这562个形容词的好恶度、熟悉度、意义度进行了测试。
张雨青和林薇（1995）在《中国家长对子女人格特点的自由描述》研究中发现，“大五”因素模型同样的存于中国儿童之中。只是由于中国文化与西方（美国、荷兰、比利时）文化的不同，对五因素的重视程度稍有差异。中国家长对于“谨慎性”概念的重视程度远高于美国、荷兰、比利时儿童的家长；中国家长对于孩子“智力”问题的注意多于西方国家的家长，但对孩子在“宣人性”或叫“随和性”上的描述最少。
王登峰等人（1995）对中文人格特质术语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收集和分类。他们从198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及1992年版的《补编》中选出6156个描述人格特质的术语（选词的标准是：“凡能描述人类行为差异的术语”，但不包括描述人类共同行为的词）。又从352名大学生对10个不同目标人物的描述中获得描述人格的日常用语1638个，共7794个词。然后又对这些词进行分类，分类的标准是：（1）描述稳定人格特点的术语。它们所描述的是个体一致的和稳定的行为方式，并且主要是中性的，不带评价色彩的词；（2）带有明显社会评价色彩的术语。它们本身并不是稳定的人格特点，但可能是对这些人格特点的评价；（3）描述人的表情和情绪状态的术语。它们虽不代表持久或稳定的特点，但却可以同时区分人们行为上的不同；（4）描述人类行为和活动以及躯体动作的术语。它们所涉及的都属于具体的行为。将所选出的词进行以上分类后，又将第一组词（描述稳定人格特点的术语）进一步分为以下三组：（1）个人指向的术语。它们所描述的特点显然与其他的人或事无关，是对个体自我特点的描述；（2）他人指向的术语。它们所描述的特点显然涉及其他的个人或团体，是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3）事物指向的术语。它们所描述的特点显然涉及外界的事物。最后获得描述稳定人格特点的词共1542个，其中从词典中选出的是1274个，日常用语是268个。描述评价性的词是2478个，从词典中选出的和日常用语中获得各占一半，即1239个。描述表情和情绪状态的词695个，从词典中选出的是634个，日常用语61个。描述具体行为的词共2779个，从词典中选出有2709个，日常用语70个。随后，他们又对描述稳定人格特点的术语作了进一步分类，获得：（1）个人指向的术语，共788个；（2）他人指向的术语，共581个；（3）事物指向的术语，共173个。王登峰等人的词表为系统研究中国人的人格及其特点，为建立适合中国文化环境的人格理论提供了科学的基础。
张智勇等（1998）采用王登峰等人的词汇表对大学生自我评定作因素分析，发现中国大学生自我描述的维度由7个因素构成：（1）负价1(Negative Valence,NV1),主要指“虚伪浮夸”方面的负性评价；（2）正价(Positive Valence，PV)，主要指“严谨负责”方面的正性评价；（3）负价2(Negative Valence,NV2)，“浅薄无能”，主要评价人的能力水平是否低下；（4）内向负情绪(Intra Negative Emotion,INE)，“多愁善感”，表示跟主体心情有关的负面情绪；（5）外向正情绪(Extro Positive Emotion,EPE)，“热情可爱”，表示他人指向或社交方面的积极情绪；（6）外向负情绪(Extro Negative Emotion ,ENE)，“暴躁易怒”，表示外向或社交方面的消极情绪；（7）内向正情绪(Intra Positive Emotion,IPE)，“我行我素”，表示个体独立自主的正面情绪。其中前3个属于评价性因素，后4个属于情绪性因素。
王垒（1998）对人格研究中的词汇描述提出了质疑，建议用动态的分析来研究大学生人格。他先让150名大学生分别用10个词描述实际的自我、理想的自我和应该的自我。用得到的词构成一个七级量表，再让200名大学生作相应的评价。结果得到了实际自我的5个因素（勤奋自立、自信智勇、善良体贴、外向热情、情绪化）、应该自我的3个因素（负责孝顺与善良热情、勇敢坚韧与尊纪自制、自信聪明与勤奋进取）、理想自我的3个因素（自信聪明与勇敢外向、勤奋负责与坚韧自制、善良热情与诚实助人）。
（八）关于“大五”人格问卷的研究
通过人格问卷所作的研究也得到同自然语言形容词术语五因素结构相似的发现。Norman曾经在自陈问卷中发现“大五”因素结构，Amelay和Borknan对自我报告和同伴评定的一系列人格问卷进行分析，发现了与词汇学研究方法相类似的5个因素。Costa 和 McCrae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五因素结构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早期对16PF的因素分析使他们确定了3个基本因素，其中两个与语言（词汇）学研究中及Eysenck人格问卷中的外向性（E）与神经质（N）相同，第三个因素被称为对体验的开放性（O）。据此编制了NEO人格问卷。以后在语言（词汇）学研究五因素发现的影响下，他们又增加了随和性或顺同性（A）和严谨性（C）两个维度的测量，构成目前的NEO—PI—R，共181个项目。他们的研究从维度水平深化至特质水平，他们认为两个在维度水平分数相同（如同样的外向分数）的个体可能因具体特质的程度不一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维度水平的测量可提供对个体行为倾向的广泛描述，特质水平的测量则可帮助了解一些更具体、更特异的人格特征，两者相互补充。NEO—PI—R为每个维量表设置了6个测量特质水平的层面量表（Facet Scales）：外向性（E）——热情性（E1）、乐群性（E2）、自我肯定性（E3）、活跃性（E4）、刺激追寻（E5）、积极情绪（E6）；顺同性（A）——信任（A1）、坦诚（A2）、利他（A3）、顺从性（A4）、谦虚（A5）、温存（A6）；严谨性（C）——胜任感（C1）、条理性（C2）、责任心（C3）、事业心（C4）、自律性（C5）、审慎性（C6）；神经质（N）——焦虑（N1）、愤怒性敌意（N2）、抑郁（N3）、自我意识（N4）、冲动性（N5）、脆弱（N6）；开放性（O）——幻想（O1）、审美（O2）、情感（O3）、行动（O4）、观念（O5）、价值（O6）。因素分析结果表明：NEO—PI—R的五个维度量表具有相对独立的因素结构，每个层面量表都在所属的因素上有最高的负荷。NEO—PI—R包括自我报告（S式）和他人评定（R式）两种平行版本。自我报告/同伴评定、配偶/同伴评定、同伴/同伴评定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6至054（平均为042），自我报告/配偶评定的相关系数为053至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