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把学问的三种病症都说到了。此外还有几种可说是不健康的状态，而不是已成的病症，但他们可不是这样的隐蔽与在内的，而是为一般所共见，因此不能置之不论。
这里面的第一种是极度爱好的两个极端：一个是古旧，一个是新奇。在这种地方，时间之子是很像他父亲的性情与狠毒的。因为像他吞食他的儿子一样，他的儿子们，也是这一个想吞那一个。一方面古书对新添出来的东西怀着嫉妒，一方面新奇对仅仅增添还有所不满足，却还要把旧的都抹去。预言者的劝告真是这种事件上的正当指导：“立在老路上看哪一条是直而好的路，就在那上面走”。古旧是该受到这种敬意的人，应该立在那上头去找出那一条是最好的路；但是到他已找着了新路，就该依此前进，正确的说，“古代是世界的幼年时代”。到了现在，世界已经老成。所以世界的老成时期是现代，而不是从我们倒数上去那样计算的古代。
还有，上述爱古的习惯所引起的一种错误，就是不信现代还有可以发现的事；这好像是要对时间提出那琉欣对朱匹忒与其他的神所提出的疑问：他觉得这些神们在邃古时代，诞育子女如此的多，而在他的当代却再不生育，甚为可怪；因此发问是否因为他们现在老了，所以不能生子；还是因那反对老人结婚的法律使他们受了拘束。照这样看来，仿佛人是在忧虑着时间已到了衰老的境界而不能再生育了；而在实际上我们却常看到人判断的轻率与多变。当一件事情没有做到以前，总对这件事情可以做到抱着怀疑；而做到以后又怪着何以不早就做到了。在这种问题未经证明以前，我们觉得是这样的难于承认他们；但是一到了证明以后，我们的心智就用了那种追溯的方法来承认他们，仿佛是早已知道似的。
还有同上面所说有点关联的一种错误，就是以为从前的这些意见或学说，经过了提出与审查的后，最好的总还是保持着他的势力而把那其余的压伏了。所以如果有人要去做重新搜讨的工作，他往往只是集中在已经为人唾弃，且因为被唾弃了，就为人所忘却的意见上。这种错误，好像是以为多数的人，或是最有智慧者为迎合多数人的心理，是不容易接受那为一般所喜爱与浅近的，而反会去接受那实在与深奥的。而真的事实却是如此：时间是同江河的性质差不多的，他把那些轻而饱含着的气体流走，而把那重与坚实的沉了下去。
还有一种和上述各种情形不同的错误是，太早与随意的把知识应用于技术与编成了完备的著述。从这个时候起，科学大概就不能再得到如何的充实了。好像年轻的人到了肢体发育完全以后就不会再长，知识在简括的陈叙与解说的阶段，是还在生长的；但是等到容纳在确定的详尽的著作中，虽或还可再加磨练、打磨，而使它适于实用，它的容积与实体却是不能再增长了。
还有一种继续着刚才所说的那种错误，是人在把各种学术分散了以后，就不再理会各种学术的共同性，或基本的哲学，这样各种进步都停止了。人在平地上是不能得到一个广大的视界的；同样的，在学问上，如果你始终站在这一种学问的深远之处将永远无法达到。
还有一种错误是因对于人的心灵与了解力过分的崇敬与敬爱而发生的，因此人离开了自然经验，尽在自己的理智与意见中颠倒上下。赫拉颉利图对于这种为一般所认为最卓绝神圣的哲学家的唯智论者，曾适当的批评：“人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中，而不在那大而共同的世界中寻觅真实。”因为他们鄙视在上帝工作的记载中去成字形，这样一步一步地去问他的内容；却是相反的，用不断的思索与智慧的激动去强迫与责成他们自己的心灵，来猜测征兆；在这种地方，他们被迷误了。
还有一种与上述略有关联的错误是，人常用了他们所最喜的见解或最常研究的科学来渲染他们的思考，意见与理想，把所有的东西都加上了一层这种见解或科学的颜色，完全的与其实际不称。柏拉图是这样把他的哲学与宗教混合着；亚里士多德与逻辑学；新柏拉图学派的薄罗克鲁与其他的人与教学。因为这都是他们最喜爱的学问。同样，炼金术者以几个炉火的试验来造成了一种哲学；我们本国的吉尔培都以几个磁石的观察来造成了一种哲学，西塞禄在陈述关于灵魂的性质的几种意见的时候，说到一个音乐家以为灵魂无非是一种调和，他很诙谐的说：“此人确是忠于其所学”。但是亚里士多德，说到这种见解的时候，是很严正与有识的，他说：“只考察几件事情的人是觉得容易发表意见的”。
还有一种错误是不用怀疑，没有经过适当与充分的思考就忽忙的下了断语。思考的两条路径是与古人常说的行为的两条路径相像的：一条是起初的时候平坦，到最后就不能通过；还有一条，开始的时候是不平与讨厌的，但是过了一会就平正了。在思考上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从确定入手，他终究要到怀疑为止；但是如果他肯从怀疑入手，他终究是可以达到确定的。还有一种错误是因于传授知识的方法，这种方法，大半是命令式与专断的而不是有技巧与忠实的；是要使所传授的知识能够最迅速的为人所信受，而不是最容易的为人所审察。如果是在一种为应用考虑的简略的著作中，这种方法是未无可厚非的；但是在知识的正式处理上，人一方面不可以同快乐主义者阜实攸斯那样，“最怕是他对于每一件事情似在怀疑着”；但一方面也不可以同苏格拉底那样的对于一切事情都装痴作呆的表示怀疑；却是要照在他自己判断上认为事情确定成分的多少，就用多少的肯定来真诚的把它提出。
还有在人认定应该努力的目标上的那种错误，凡是较为忠实与热心的专门学者，应以推进他们所治的科学为本，但是却把努力移转于希冀获得几种次极的奖品；如成为透彻的疏解或注释者；机敏的拥护或防御者；有系统的分析或删节者，这样，使知识这一种社会的遗产有时得到些改良，但是很少的能够得到增广。
所有各种错误中最重要的是把知识的最后目的认错了，或置于错误地方。因为人寻求学问或知识，有时是为了一种天赋的好奇心与探究的嗜欲；有时是为要供给他们的心灵以变化与娱乐；有时是为了装点与声名；有时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在机智与辩驳上得到胜利；而多半的时候是为可以得到利益与生计；很少有真诚的把他们所有理智的天才来尽力于人类的利益与实用；还有时仿佛是要在知识中找出一个可使勘求与不息的精神得到休息的枕；或是可供游行变动的心灵往来瞻眺的坛地；或是可使矜傲的心灵得以高自标置的高塔；或是可助争竞或抗衡的堡垒或高地；或是可事营业与售卖的店铺，而不是要找一个可以为造物的光荣与资人类状况改善的才富储库。但是，如果能把思想与动作更接近与密切的联合起来，如同把两个最高等的行星，那主休息与思考的土星与那主政治社会与动作的木星联合起来一样，这却真能使知识的身份提高。可是，我说实用与行为的时候，却不是指上面所说把知识应用于利得与生计的那种目的；因为我并非不知这种情形可以如何的转移与妨碍知识的追求与增进，如同在阿旦南他面前掷下的金球那样，当他走到旁边，停住了去拾起它的时候，这显然是已受了阻碍了；如奥维德所咏的：“他离开了他的路线去拣起那滚动的金球”。我的意思，也不是同人说苏格拉底那样，要把哲学自天上唤来人间；就是说，把自然哲学丢开了而只把知识应用于道德与政治，却是因为天与地对于人类的实用与利益都协同有所动力，所以我们的目的是应该从自然哲学和道德与政治哲学里把无谓的臆测、空虚的东西抛弃，而把实在与有结果的东西保留而予以增加，叫知识不致像情人一样的仅供欢娱与夸耀，或像女人一样求得财利以供主人之用；却应该像配偶一样担任生育与给予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