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一个小凡高。他进入我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我们应该在凡高的肖像面前要一个小凡高。我想，真的这样的话，这个孩子有可能成为下个世纪的凡高。
我说：你不要射在体外。
他很惊讶。他问，射在体外是什么概念？
我说既然你不知道也就算了。
他说你别说话。于是我便沉默。我在沉默中突然又有了另一个疑问：为什么人们在谈论男女关系时，要用黄色来形容？我怎么也搞不明白男人与女人与黄色有什么关联？因为我发现我们彼此没有穿衣服的时候，整个人体的颜色大概是灰的，而且男人的精液大概也是一种透明的乳白色。这些，怎么也与黄色联系不到一块。我想，这两个字很可能是政治家的发明，就像他们发明“白皮书”一样。
我只记得他是凌晨两点半走的，因为他走的时候打翻了我的一个调色盒。这使我的地板上好多个月都在散发着被打翻了的水果沙拉的味道。
一个多月后，我在寝室床前的柜子里找到一包卫生棉，我想这个东西要是不带上，肯定会让寝室里的人笑话我有病。那些天我的月经已经远离我而去。我将红色的水粉颜料涂在卫生棉上，用红色颜料来充当血液已不是第一次了。那个时候，我就用红色颜料涂在手腕上，涂在刀子上，装成自杀，原因是我的父亲不让我去外地旅游。现在我选择这种做法是因为我不想让同学们知道我怀上了一个小凡高。我根本没有把这条红色的卫生棉垫在裤裆里，因为老师说红色颜料有毒。当我把这条红色的卫生棉扔进厕所的时候，正巧我们的寝室长在一旁等厕所用。
她问我这次怎么推迟了？
我问她怎么会知道的。
她说上个月她比我早来一天。
我想只要她相信就行了。因为她知道就意味着另外的同学也能知道了。不然，她还能当寝室长？
我想既然我已经有了小凡高，我就应该为小凡高做点什么。就在我们去附近乡村写生的时候，我对我们班的鸟大哥说了，我想要一些向日葵，放在画室里寻找凡高的感觉。他表示赞成，说赴汤蹈火也要为我搞到一点。
事实上，我已经买下了一些，不过是些塑料的。我的房间里已经都是向日葵的黄色了，这些黄色不够耀眼，我觉得小凡高是需要真正耀眼的柠檬黄颜色。
班里的同学都已经知道我需要向日葵了，他们都被我这种对凡高艺术的痴狂感动了，他们说我或许就是将来的一个女凡高。我想其实我就要成为凡高的母亲了。
我们的鸟大哥真的像一名凡高笔下的收割手，就在农民的眼皮底下割了两棵硕大的向日葵。正在他要往我们学校跑的时候，被手拿着锄头的老农的一句大声呵斥吓得跪在了地上。后来他站起来了，趁着老农找绳子绑他的时候扛着向日葵就跑。
我说真该谢谢你。
他说不会再有下回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向日葵的色彩中探讨着凡高的绘画艺术，可谁也不知道我的身体里就有着一个鲜活跳动的小凡高。为了掩盖这个事实，我就整天与他们蹦蹦跳跳，甚至骑着自行车绕山路。
同学们也都被蒙过去了。
可是，我担心小腹会一天天地大起来，我想这可不是办法，我必须得找到小凡高的父亲。
我得问他到底该怎样办。
如果真要生下这个小凡高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我要中途辍学，谁来承担两个人的生活？这显然不是一个人能做得了的。
临近期末了，同学们都紧张地复习功课，我们这个学校就是这样，一到考试的时候，校园里就开始有读书的声音了，躲在树阴底下接吻的热血青年就渐渐少了。
七月的一个晚上，我发现天上根本就没有星星，我又一次去了咖啡馆，我想或许这个地方能找到他。
咖啡馆生意不错，老板见到我就热情地招呼我，他说谢谢我的画，这使他增添了不少生意。
我还是坐在原来那个地方，可是这次我没有遇到他。
我问老板：那个凡高来过没有。
老板说：就是你请他喝咖啡的那个？
我说：是的，我想找他。
就是在装潢公司干的那个？他问。
我说好像是的。老板说你可以去某个方位找找看。
我说谢谢，向小姐要了一杯爱尔兰咖啡。
窗外的霓虹灯正在闪烁，我想他是否在霓虹灯下寻找我的身影。事实上这样的想法纯粹是在自慰。他要是想见我，完全可以来画室找我。
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我好像记得，他说他是有家室的，他说过他的小孩就在某个小学里念书，他说他的妻子是一个善良温顺的女人，他很爱她。但事实是我必须得找到他，因为他毕竟是小凡高的父亲。
这时，对面的一家小酒店关门了，我想大概快是凌晨了。时间就在我的想念中随着咖啡杯的冷却而游走。
我招呼小姐划账，这时老板走过来对我说：这是你账上最后一杯咖啡了。这也就意味着下次我坐在那个小桌子前就得花上二十元人民币。在一首欧美流行曲《昔日重现》的旋律中，我走出了咖啡屋。
暑假终于来了。我的期末考试除了油画与素描，其他的文化课都挂上了红灯。
我在这个城市里找了几乎一整天。
这个城市的装潢公司真多，几乎隔一百米就有一家，问了几家大装潢公司都没有打听到这个人，几家小一点的公司也问过了，事实上连美术总监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可是，咖啡屋老板说，肯定没有错，他是在一家装潢公司担任美术总监。
我想这第十六家装潢公司或许能给我带来好运。
事实上，我找到那儿时，才知道这根本不能说是公司。这只是一个由几个外地人合租的店面，上面用红色的油漆写着几个大字“宏达装潢公司”。
我在门外喊着凡高的名字。
出来招呼我的正是他们公司的经理，给我递上了一张名片，听说我想找他们的美术总监，以为可能会带来一笔大生意，就把我带到了他工作的地方。
我找出眼镜戴上，这才看见了小凡高的父亲。
他正爬在一架梯子上，用油漆在马路的一堵即将拆迁的水泥墙上写着红色大字——
“宏达装潢，富丽堂皇！”
看到我，他差点儿从梯子上摔下来。
他的脸在阳光下显得苍老和疲惫，他的整个身子已经瘦得像他手中的油漆笔了。没有想到，分开这么几个月，他就从凡高摇身一变，就成了一个干露天活的干瘦的油漆工。
我说我已经有了你的孩子。
他没有说话。
我想他要是真是凡高，就应该立即为我割下一个耳朵。
我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把美工刀（这是我特意准备好的），递给了他，说：割吧。
他说：割什么？
我说：割耳朵。
他说：割耳朵干什么？
我说：难道凡高割耳朵的时候也这么问那个妓女吗？
他突然一阵颤抖，扔下了刀子，大声嚷道：你是白痴。然后，撒腿就跑。
你不是凡高。我大声喊道。
我望着他在阳光下刚刚写下的那行“宏达装潢，富丽堂皇”八个大字，突然感觉到自己要笑起来，可是我的嘴只是张了一下，却没有笑出声。
我没敢回画室，我怕见到挂在墙上的向日葵。我决定要去乡下，将这个小东西给做了。
乡下有一种专门为国家计划生育做贡献的医生，不过农民叫他们“郎中”。在一个老同学的介绍下，我找到了一个专门做人流手术的郎中。这个郎中快半百了，戴上了老花眼镜，在我的身体内部摸索了一阵后，我就在床上躺了半个月。
我可以站立行走的时候，就去了画室。
天气依然晴朗，但是阳光并非是柠檬黄的颜色，大多还是偏向于橙色，还有淡紫色。我推开画室的木门，一股腐烂的气味就翕入鼻孔。墙上挂着的向日葵都已萎去，挂在墙上的凡高自画像已经掉在了地上，布满了灰尘。
我拉开窗帘，阳光进来了。
我这才发现，在我的画室里，惟独花瓶里的塑料向日葵正在向阳开放，而且开得很灿烂。
当晚我就靠在这只花瓶旁睡着了，而且还做了个梦，梦见我用那把美工刀割下了自己的耳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