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任务是不会改变的。作家本身可以发生变化，但他的任务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写得真实，并在理解真理何在的前提下把真理表现出来，并且使之做为他自身经验的一部分深入读者的意识。
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情了，正因如此，所以无论早晚，作家总会得到极大的奖赏。如果奖赏来得太快，这常常会毁掉一个作家。如果奖赏迟迟不至，这也常常会使作家愤懑。有时奖赏直到作家去世后才来，这时对作家来说，一切都已无所谓了。止因为创作真实、永恒的作品是这么困难，所以一个真正的优秀作家迟早都会得到承认。只有浪漫主义者才会认为世界上有所谓”无名大师”。
一个真正的作家在他可以忍受的任何一种现有统治形式下，几乎都能得到承队。只有一种政治制度不会产生优秀作家，这种制度就是法西斯主义。
因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强盗们所说出的谎言。一个不愿意撒谎的作家是不可能在这种制度下生活和工作的。
法西斯主义是谎言，因此它在文学上必然是不育的。就是到它灭亡时，除了血腥屠杀史，也不会有历史。而这部血腥屠杀史现在就已尽人皆知，并为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最近几个月所亲眼目睹。
一个作家如果知道发生战争的原因，以及战争是如何进行的，他对战争就会习惯。这是一个重要发现。一想到自己对战争已经习惯了，你简直会感到吃惊。当你每天都在前线，并且看到阵地战、运动战、冲锋和反攻，如果你知道人们为何而战，知道他们战得有理，无论我们有多少人为此牺牲和负伤，这一切就都有意义。当人们为把祖国从外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战，当这些人是你的朋友，新朋友，老朋友而你知道他们如何受到进攻，如何一开始几乎是手无寸铁地起来斗争的，那么，当你看到他们的生活、斗争和死亡时，你就会开始懂得，有比战争更坏的东西。胆怯就更坏，背叛就更坏，自私自利就更坏。
在马德里，上个月我们这些战地记者一连19天目睹了大屠杀。那是德国炮兵干的，那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
我说过，对战争是会习惯的。如果对战争科学真正感兴趣（而这是一门伟大的科学），对人们在危急时刻如何表现的问题真正感兴趣，那么，这会使人专心致志，以至于考虑一下个人的命运就会像是一种卑鄙的自爱。
但是，对屠杀是无法习惯的。而我们在马德里整整目睹了19天的大屠杀。
法西斯国家是相信总体战的。每当他们在战场上遭到一次打击，他们就将自己的失败发泄在和平居民身上。在这场战争中，从1937年11月中旬起，他们在西部公园受到打击，在帕尔多受到打击，在卡拉班切尔受到打击，在哈拉玛受到打击，在布里韦加城下和科尔瓦城下受到打击。每一次在战场遭到失败之后，他们都以屠杀和平居民来挽回不知由何说起的自己的荣誉。
我开始描述这一切，很可能只会引起你们的厌恶。我也许会唤起他们的仇恨。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个。我们需要的是充分理解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和如何同它进行斗争。我们应该知道，这些屠杀，只是一个强盗、一个危险的强盗——法西斯主义所作的一些姿态。要征服这个强盗，只能用一个方法，就是给它以迎头痛击。现在在西班牙，正给这个法西斯强盗以痛击，像130年以前在这个半岛上痛击拿破仑一样。法西斯国家知道这一点，并且决心蛮干到底。意大利知道，它的士兵们不愿意到国外去作战，他们尽管有精良的装备，却不能同西班牙人民军相比，更不能同国际纵队的战士们相比。
德国认识到，它不能指望意大利在任何一场进攻战中不能依赖这个盟国。不久前我读到，冯·布龙贝尔克参加了巴多略元帅为他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演习。但是，在远离任何敌人的威尼斯平原演习是一回事，在布里韦加和特里乌埃戈依之间的高原上，同第十一和十二国际纵队以及里斯特、康佩希诺和麦尔的西班牙精锐部队作战中遭到反攻并损失三个师，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轰炸阿尔美利亚和占领被出卖的不设防的马拉加是一回事，在科尔多瓦城下死7000人和在马德里的失败的进攻中死伤三万人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开始时说过要写得好而真实是多么困难，说过能够达到这种技巧的人都一定会得到奖赏。但是，在战时（而我们现在正不由自主地处于战争时期），奖赏是要推迟到将来的。描写战争的真实是有很大危险的，而探索到真实也是有很大危险的。我不确切知道美国作家中有谁到西班牙寻求真实去了。我认识林肯营的很多战士。但是，他们不是作家。他们只会写信。很多英国作家、德国作家到西班牙去了，还有很多法国作家和荷兰作家。当一个人到前线来寻求真实时，他是可能不幸找到死亡的。如果去的是12个人，回来的只是两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带回来的真实，却将是实实在在的真实，而不是被我们当作历史的走了样的传闻，为了找到这个真实，是否值得冒这么大的危险，这要由作家自己决定。当然，坐在学术讨论会上探讨理论问题要安全得多。各种新的异端，各种新的教派，各种令人惊叹的域外学说，各种浪漫而高深的教师，对那些人来说，总是可以找到的，——他们也似乎信仰某种事业，但却不想为这个事业的利益而奋斗，他们只想争论和坚持自己的阵地，这种阵地是巧妙地选择的，是可以平平安安占据的。这是由打字机支撑并由自来水笔加固的阵地。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希望研究战争的作家来说，现在正有，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都会有可去的地方。看来，我们还会经历很多不宣而战的年代。作家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参加这些战争。以后也许会有奖赏。但是，作家们不必为此而感到不好意思。因为奖赏很久都不会来的。对此也不必特别寄予希望，因为，也可能像拉尔夫·福克斯和其他一些作家那样，当领取奖赏的时间到来时，他们已经不在人间了。
◎说明提示：
本文是海明威在第二次美国作家大会上的发言。
海明威，美国作家。著有《太阳照样升起》、《老人与海》等。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以描写战争题材著称。他简洁、凝练的文风对后辈作家影响甚大。
▲情节（福斯特）
情节
福斯特
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从人物可看出作品的特色，而从动作——人物的行为——才能感到悲或喜。”可以断定，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见解是不对的。
现在就让我们谈谈为什么不同意他上述见解的理由吧。“凡是人的悲或喜，”他还说，“都是以动作来表现的。”我们认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因为人的悲喜之情也蕴藏于内在活动之中，并不为外人所知。对此，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小说家也不无同感。我们所说的内在活动，意指那种没有外在迹象的活动。它并不像一般人设想的那样，可以从一次偶然的言谈或表情中察觉，因为偶而的言谈或表情也像演说和杀人那样有外在迹象。所以说，这类活动已越出内在的范畴，而进入动作的领域了。
然而，我们也不必借此机会责难亚里士多德。因他几乎没读过多少小说，尤其没看过现代小说——他只看过《奥德赛》，并没看《尤利西斯》。他对内在活动从来不感兴趣，甚至认为心灵像条管子，里面的一切意念始终要被抽出来看的。他在写上面引用的那些话时，是仅就戏剧而言，这无疑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剧中人的悲喜之情只能以动作的形式表现，否则，观众就无法看懂。这正是小说与戏剧的重大区别。
小说的特点在于：作家可以大谈人物的性格。可以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让读者听到人物的内心独白。他还能接触到人物的冥思默想，甚至进入他们的潜意识领域。个人的自言自语——即使对自己说的——并不全是真话。因为个人心中隐约地感到的悲哀与欢乐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往往不易说清楚。由于这些情绪来去匆匆，如果都能加以解释的话，那就会失去其本意。小说家的真功夫就在于他不仅可以将短暂的潜意识转变成言行（戏剧家也有此种本事），而且能够说明这种转变与独白的关系。他们拥有评论一切内在活动的权力。我们决不要剥夺小说家这种特权。“作家怎么能知道这件事呢？”读者有时问道，“他的观点是什么？总是前后矛盾，以前说要有个限度，后来又说可以无所不知，现在又回到原来的观点上。”对待这类问题，他真有点像法官判案似的。但在读者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观点的转变和内在活动是否令他们信服。看来，亚里士多德也该隐退了，还是连同他为之自我陶醉的那些论调一起隐退吧。
不过，他仍然给我们留下一些混淆不清的概念：人们对人性扩大了视野以后，定会提出究竟情节是由什么构成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都包含两个因素，一是我们上次讨论过的人物；二是我们姑且称之为技巧的东西。对于技巧这玩意，我们虽议论过，但仅谈到其中的一种很低级的形式——故事而已。它不过是从时间绦虫上切下的一个片断。而今谈的却是小说中较高级的一面——情节。谈到情节，我们发现小说人物与戏剧人物并不一样。后者多少要受舞台条件的限制：而前者人数众多，形象模糊，又难以驾驭，宛似一座四分之三已淹没在水中的冰山。对于小说中出现的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如按照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三个程序——纠纷、转折、解决——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有些人物一出场就与别人发生纠纷，结果呢，小说最后竟成了剧本。当然，并非所有小说都如此，人物也有独坐一隅，以便善自思索或干点什么的，而情节所忌讳的正是这些离群索居的人物。“不要这样，”情节似乎在说，“个性是最可贵的品质，老实说，我的地位就靠这些人才得以保持，所以往往让他们尽量行动自由，然而也得有个限度，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限度正在被冲破。人物决不要耽于冥思苦想，以免浪费时间。他们必须作出贡献，否则就不引起读者更大的兴趣。”这就是说，“要对情节作出贡献。”这句话是人所共知的，对戏剧人物来说尤其适用，但对小说人物是否也如此呢？
现在，我们该给情节下个定义了。我们曾给故事下过这样的定义：它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事件的。情节同样要叙述事件，只不过特别强调因果关系罢了。如“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去”便是故事；而“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因伤心而死”则是情节。虽然情节中也有时间顺序，但却被因果关系所掩盖。又例如：“王后死了，原因不详，后来才发现她是因国王去世而悲伤过度致死的。”这也是情节，不过带点神秘色彩而已。这种形式还可以再加以发展。这句话不仅没涉及时间顺序，而且尽量不同故事连在一起，对于王后己死这件事，如果我们再问：“以后呢？”便是故事，要是问：“什么原因？”则是情节。这就是小说中故事与情节的基本区别。对于那些连打呵欠的原始人和苏丹暴君来说，情节是不合他们口味的，连他们的后代——电影观众——也不例外。只有“然后……然后……”才能使他们提起精神，不打瞌睡。这是受好奇心的驱使之故。情节是要凭智慧和记忆力才能鉴赏的。
好奇心是人类最原始的一种官能。当你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别人喜欢提问时，往往是他们的记忆力和领悟力最差的时候。凡是一见面就问你有多少兄弟姐妹的人，决不表示他对你的关怀。如果一年以后，你再碰上此人，也许他还是张大嘴巴、瞪着双眼问你有多少兄弟姐妹哩。跟这样的人交朋友可不容易。如果两人都是好问之辈，那简直无法成为挚友。好奇心对我们作用不大，对阅读小说也一样——充其量只想看看故事而已。如要掌握情节的话，那就非加上智慧和记忆力不可。
首先谈谈智慧。聪明的读者跟好问的读者不同。前者不仅注意用眼睛浏览新事物，还动脑筋思考。他看待事物常用两种观点：先将它孤立地看，然后再同前面看到的其他东西联系起来。也许他还不明白，但并不急于马上弄清楚，留待以后再说。一本结构严密的小说，往往许多事情是错综复杂、互相呼应的，即使很有水平的读者也要到读完全书才能居高临下，鸟瞰全貌。小说中的这种令人惊奇的、也可说是神秘莫测的成分——有时人们空洞地称为推理成分——对情节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设下悬宕，如：“王后为什么死去？”这是一种比较粗糙的表达方式。要是用暗示或对白的手法则较为高明，待再写若干页以后才让真相大白为好。神秘感对情节十分重要，没有智慧是无法欣赏的。对好奇心强的读者只要“然后……然后……”就行了，而要欣赏到神秘的奥妙，除用一半心思阅读下去外，还要留下另一半心思进行思考。
现在再谈谈记忆吧。
记忆与智慧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我们记住了才能弄明白。如果王后死时，我们已忘掉国王的存在，那就永远无法弄清她的死因。有些编造情节的作家总希望读者记性好，而读者也希望作家写得有头有尾、十分紧凑，对情节中出现的每个动作、每句说话都加以认真考虑，并注意节省篇幅；即使情节复杂也要前后连贯，像个有机整体，而不是只把死材料堆砌起来。对情节中的言谈或行动写起来有难有易，但都应令人产生神秘感，应让其顺着情节往前发展，不要迷失方向。情节开展以后，这些言行就要不断勾起读者的回忆，从而根据新的线索，即新的因果关系重新加以整理和思考，直到结局为止。如果情节引人入胜的话，最后结局就不会使人产生“待续”的感觉，只感到它是一个艺术的整体。这也许是作者所要显示的那种美感。假如作者什么都写得一清二楚，那就没什么美感可言了。我们还是初次谈到美感问题。尽管小说家不能以追求美感为目的，但如果他写不出具有美感的小说便无法立足。关于”美”的问题，我们以后再加以评论。然而，目前我们应该先将它视为整个情节的一部分。看来，美的出现经常会令人产生惊讶之感，这有什么奇怪呢。因为她的芳容就足以使人浮想联翩嘛。当波提塞里在描绘那位从微风轻拂的花丛中冉冉升起的少女时，就已懂得了这个道理。
我们还是回到情节上吧。现在不妨举梅瑞狄斯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