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讲，我们不是为了活着而工作，而是为了工作而活着。可是从劳动中站立起来的人类，却被自己的劳动成果异化了。提起劳动，提起工作，许多人觉得是迫不得已的事。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地把劳动与痛苦联系在一起，把劳动与强制、惩罚联系在一起，以致于形成了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劳动是不幸的，不劳动才是幸福的。在这种历史谬误的引导下，我们从小就养成了逃避劳动的恶习。劳动与享乐，这首优美和谐的人生二重奏，就这样被割裂和对立起来了。
人类并非如泰罗之流所宣称的那样天生好逸恶劳。既然人们厌恶劳动是因为给劳动强加了众多痛苦的联系，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把这些联系打断，重新建立一种快乐的链结，让人们一点击“工作”，就立即出现“快乐”的画面吧！
管理学家孙振华先生说：“在我认识的企业家中，最令我钦佩的不是那些巨型企业的掌门人，而是一位名字尚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家。他领导的公司经过几年快速的成长，如今已经可以傲视同侪了。当年在他带领十几个人踏上创业之路的时候，即已深谙快乐管理之道。他从不来对员工作冗长的说教，订制度也是能简则简。每天早晨上班后的必修课就是与员工一起跳欢快的集体舞，朗读励志经典，然后与每个人相互击掌，说一声‘你是最棒的！’经过这样简短的‘早课’，每个人脸上都洋溢出热情的笑容。无论你上班前有多少烦恼，一踏入公司就会被这快乐的氛围所感染，进入轻松愉快的工作状态。对员工而言，这个公司有着难以言喻的魔力。优美的音乐，轻松的谈笑，平时热情的鼓励，生日温馨的祝福，这一切都把工作与好心情联系在一起。甚至连‘惩罚’都富有人情味——如规定谁若上班迟到十分钟以上，就请他拿出十元钱买糖果给大家吃。这样‘松散’管理的结果却是员工极少迟到，反而为工作自觉自愿地加班加点。与那些长期奉行惩罚性管理的企业相比，这家公司的做法显然要高明得多。说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某家以‘管理严格’而著称的企业，据报道其考勤时间近来已精确到秒——员工迟到一秒钟即会面临处罚。如果照此逻辑，即管理越‘严’员工越尽职的话，这家企业大可在门前放个原子钟，干脆把考勤时间精确到毫秒乃至纳秒。可是谁又能保证这种一厢情愿式管理的结果能遂心如意呢？
“神经语言学在研究人的心理状态方面提出了一个‘锚’的概念。即如果反复让某个事物与某种情绪同时出现，则会在该事物与该情绪之间建立起一种‘锚’，此后，一旦该事物出现，相应的情绪就会随之而来。上文中那位聪明的企业家的成功之处，恰是在员工心里建立了这样一个‘锚’，把‘工作’与‘快乐’牢牢地链结在一起，使人一走进工作场所，就会产生亲切愉快的体验。在这样的心情中，工作自然成为一种享受。
“对艺术家来说，和谐产生美。对企业家来说，和谐产生协同效应。快乐的心情正是培育和谐的土壤。人在愉快的心境中，工作效率高，创造力强，并且易于合作。很多企业为了让员工愉快地工作而煞费苦心，甚至提出了‘像游戏一样工作’之类的新观念。乍听似乎荒唐，细想起来确有道理。心理学家指出，人的动机无非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追求快乐，二是逃避痛苦。就这一点来说，大人小孩都是一样的。我们常常以为游戏多是孩子的事，工作才是大人的事；游戏是游戏，工作是工作。其实游戏与工作很难找到严格意义上的区别。要说不一样也不过是负责任的方式不同而已。比如：业余牌友打牌，输了牌无非是在额上贴个小王八；而职业选手打牌，输了牌就意味着失去金钱。此外就没有太多区别了。相同之处倒是不少，例如，参与方都希望有一个公平而有意思的‘游戏规则’，有既守规矩又通情达理的‘游戏伙伴’。你若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别人就不太愿意跟你玩；即便勉强玩在一起，也会玩得不开心，不精彩。
“人生一世，从生到死，结果都有是一样的，过程却各不相同——有的开心，有的不开心。我们何不让员工工作得更快乐些，让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游戏伙伴’都能够享受这一生命过程呢？或许，这也是一种更为深切的人文关怀吧！”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成功人物是怎样看待工作和财富的呢？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李嘉诚是个神话。有华人足迹的地方，就会有李嘉诚的名字。我们先从他说起。
李嘉诚是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在香港他创下华资财团吞并外资财团的先例；他是华人入主英资财团的第一人。
当他下属的“长实”集团以6．93亿港元的资产，成功地控制了价值50亿港元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浦有限公司的时候，香港舆论界对李嘉诚的成功，形容为蛇吞大象。
不过，在李嘉诚看来，英国人不是大象，中国人也不是蛇。他说，“一生之中，我还没有强迫收购过一家公司。到今天为止，我所收购的公司，都是友好的，大家好商量的。”
这个简单而富有中国文化韵味的名字，是一个奇迹，如果说法国人是以拿破仑这个名字作为白手起家的典范的话，那么中国人也可以以李嘉诚三个字为自豪。
李嘉诚的一生因富有传奇色彩而显得如此吸引人。少小离乡，幼年丧父；从一无所有，赤手空拳，到30岁成为千万富翁，而今李嘉诚的商业帝国遍及全世界几十个国家。
这世上刻苦努力之人成千上万，多少白手起家者将李嘉诚奉为楷模，然而这位华人首富能有今日成就，绝非仅仅是因为勤奋，他靠什么？
李嘉诚援引《论语》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接受《成功》杂志采访时，李嘉诚以他的亲身经历表明了他的财富观和工作伦理。
1938年，李嘉诚刚刚读初中的时候，日军轰炸潮州，迄今李嘉诚还记得投掷的炸弹落在身边的样子，生与死只有一线之隔。事隔一年之后，李嘉诚随父亲李云经由汕头逃亡至香港，童年的印迹使得李嘉诚一生对医疗与教育有着不同寻常的关注与感情。
“因为他（父亲李云经）有肺病，我便去买些旧书。买些有关肺病治疗和如何照料肺病患者的书籍来看。那是我才十三岁，看过那些书后，给吓了一跳，所有病症我都有。我的童年岁月很艰苦，苦在没有人可以倾诉；难道你写信告诉妈妈？绝对不会。一生中有什么不如意事绝对不告诉妈妈；对爸爸，只有一件事至今可以让我安慰自己。爸爸过世前一天，他反过来，他没有什么话可说，只有问我，问我有什么事跟他说。若你细想一下，也觉得悲哀；但我很自信的跟他说，安慰他：‘我们一家一定会过得好。’”
在香港，李嘉诚也许是走路步伐最快的人，直至今日，年过70的李嘉诚依然健步如飞，很多年轻人赶不上他，而他的手表，亦永远比别人调前了15分钟，李嘉诚能有今日成就，绝非偶然。
在创业的时候，他每天打工14、5个小时，还要坚持晚上到夜校读书。1981年香港电台选风云人物采访李嘉诚时，曾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李先生，你今天的成功，与运气有多大关系？”李嘉诚当时的回答是，“我不能否认时势造英雄……”
而今李嘉诚重新面对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
“那时我说得谦虚，今日我再坦白一点说。我创业初期，几乎百分之百不靠运气，是靠工作、靠辛苦、靠工作能力而赚钱。投入工作十分重要，你要对你的事业有兴趣；今日你对你的事业有兴趣，工作上一定做得好。”
冥冥中命运似一双翻飞的手，有相当一些人认为自己生不逢时，李嘉诚是否相信命运？
“从小时绝不相信命运，年幼时可说生不逢时，抗日战乱，避难香港，父亲病故，15岁挑起家庭重担。小孩子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念书的人。先父是染了肺病逝世的，先父进医院2、3天，我就知道我自己也有肺病，因为13岁小孩子懂得去买旧的医书来看。3008个日夜，一个医生都没有看过，早上痰有血，下午发热，所有症状，没有人可以讲，记起这个，真的是无处话凄凉，不尽辛酸。那个时候肺病是必死之病，去照X光片，医生会吓起来，我的肺里面好多不同的洞，已经钙化了。到了那个时候怎么医呢？吐血吐了很多，你也没有钱，如果有什么伤风了，身体不好了，喝盐水。盐水不能治病。但是你如果喉咙痛啦，伤风发热啦，盐水会有用。21岁的时候，我的肺病已经好了。我18岁已经做经理，19岁做总经理，负责办公室的工作和工厂的工作。虽然打工，我一天都做10多个小时。有的时候做到晚上，做得非常非常疲倦，公寓晚上11点就没有电梯了，我常常爬楼梯到10楼住所，有时候疲倦的不得了，就闭着眼睛爬。我说，我一定有一个办法，可以令到我自己爬楼梯的时候舒服一点，就一边爬，一边数楼梯，数够了楼梯级数，就睁开眼睛……”
李嘉诚每一天的生命，总是比别人提前开始，而休息，却永远要比别人晚。
“五十八年了，五十八年了，我工作了五十八年了。”五十八年间，李嘉诚从一无所有，发展到今日拥有四间上市公司，市值三千亿，他面对的顺与逆，见证了香港自战后以来创出的经济奇迹，而他个人的发展历程，亦正是一部香港自战后以来的商业史。
而从三十岁那年起，李嘉诚就再没有仔细数过自己的财富。
“五七、五八年初次赚到很多钱，人生是否有钱便真的会快乐？那时候开始感到迷惘，觉得不一定。后来终于想通了，事业上应该多赚钱，有机会便用钱，这样一生赚钱才有意义。当我最初打工的时候，我有很大的压力。打工的时候，尤其是最初一、两年，要求知，又要交学费，自己俭到不得了，还要供弟妹读中小学以至大学，颇为辛苦。开始做生意的最初几年，只有极少的资金，的确要面对很多问题，很多艰辛。但慢慢地，你想通了，以这样的勤力，肯去求知，肯常常去想创新的意念，悭俭自己，对人慷慨。交朋友，有义气、又肯帮人。自己做得到的，尽力去做。如果从这条路走，迟早一定有某一程度的成就，应该生活无忧。当生意更上一层楼的时候，绝不贪心，更不会贪得无厌。”
时至今日，社会环境已与多年前李嘉诚奋斗时有很多不同，有人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李嘉诚却说，“绝不同意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即使侥幸略有所得，亦必不能长久，如俗语说‘刻薄成家，理无久享’”。
李嘉诚看重财富，但他更懂得怎样使用财富，更懂得怎样节制贪欲，更懂得享受工作的乐趣。
带着感情做的东西会有一种磁场
与伴随着苦难的老一代企业家相比，新一代的成功人物似乎更多了些浪漫，但他们对财富、事业人生的理解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让我们走近著名服装设计师马可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