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阿多诺是赞同了本雅明这一观点，即真理并不预先存在，但阿多诺不会同意本雅明的神秘性。所以我们看到，阿多诺对本雅明自己提出的这两个问题作了不同的回答：对于如何来选择能够参与理念的现象这个问题，阿多诺认为，从人类生活的基本单位即个体经验出发，从人类所遭受的现实痛苦出发；对于概念因素的结构安排问题，阿多诺从“谱写”的角度作了较为充分的讨论。而且，针对本雅明词与物的神秘统一，阿多诺以否定性意象作了替换：我们不可能回复词与物的统一，但我们知道奴役不应该发生在人类自己身上，自然必然性的历史不应该是人类历史的永恒状态。阿多诺力求回到现实并拯救现实，这正是下一节我们要加以讨论的主题。
第二节 星丛理论：一种历史解释学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阿多诺一直认为，“在不自由的状态，任何人都不具有解放了的意识。”令他担忧的是，物化了的学说把不自由说成是自由本身的过失，从而失去批判现实的勇气。因此，物化理论应该受到批判，只有这样，“形而上学的曙光才可能出现在地平线上。”阿多诺并不拒绝形而上学，而是要改造形而上学，使它更接近现实具体性。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就是否定辩证法，它是一种接近现实的哲学方法。
首先，我们回到阿多诺的历史情境，即法西斯主义盛行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阿多诺不再相信传统哲学对现实的把握，他相信，只有那种能表达痛苦的哲学方法才有可能拯救历史。正是因为这一点，阿多诺才在塞缪尔?贝克特那里看到了自己的方法原形，因为，贝克特为了表达痛苦，在词语之外去表达：“尽管不可能在人与人之间建起词语之桥，绝望本身同样必须找到表达的途径。”阿多诺同样不相信交流语言意义的可能性，但仍然坚持要表达痛苦，在万般无奈之后，他找到了本雅明初创的星丛理论。
通过对传统辩证法的批判，阿多诺开始谈自己的理论了，其核心是星丛理论：离开否定之否定，或者说，“没有否定之否定，统一的要素也可以生存下来，但它用不着委身于作为至上原则的抽象。统一的要素之所以生存，不是靠从概念到更一般的总括性的概念的一步步递进，而是因为概念进入了一个星丛。这个星丛阐明了客体的特定性，这种特定性对一种分类方法来说，既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也不是一种负担。”那么，星丛是如何得以接近具体事物的呢？通过概念的聚集：“星丛只是从外部来表达被概念在内部切掉的东西：即概念非常严肃地想成为但又不能成为的‘更多’。概念聚集在认识的客体周围，潜在地决定着客体的内部，在思维中达到了必然从思维中被割去的东西。”在这里，他使用了一种更具有辩证法内涵的语言：关涉客体内容的概念。
星丛要求的是从事物的关联性来认识事物，也就是从事物与自身的他者以及他物的关系来认识事物。“在事先认为的关联中不可分解的东西作为自身非同一物而完全超越了它的封闭性，它和它借助于概念而与之分离的东西进行交流”事物的关联性冲破同一性总体的遮蔽，使得非同一性在概念的互释中得到释放。非同一性要成为有声音的，它就必须通过语言来摆脱自我的纠缠，在其概念上不让被定义的非同一物都要超越它的个别存在，只有在和概念的对立中，在凝视概念中，这种非同一物才呈现为个别存在。因此，“在非同一物的内部有它和它不是的东西的联系，这种东西也就是它的被操纵的、冻结的同一性对它隐瞒的东西。非同一物的实现仅仅在于放弃自身
阿多诺打了个比喻，“客体向一种单子论的主张敞开内心，向对它置身其中的星丛的意识敞开内心。对内部的专心的可能性需要这种外在性(即靠概念的围绕——引者注)。但个别事物的这种内在的一般性像积淀的历史一样是客观的。这个历史既在个别事物之中又在它之外，是个别在其中找到自己位置的包围性的东西。(所以)对事物身处其中的意识相当于对这个星丛的译解，这个星丛一经出现，它便在自身中带有个别。”采用星丛方法，是现实的历史要求，因为现实就是历史的，“我们无需用认识论的批判来追求星丛，对星丛的追求是现实的历史过程强加于我们的。”其实事物具有自己的内在历史，“无论存在着的事物是什么，作为其自身并不能被捕捉到。它现在依然存在于那里，是以历史的、社会的条件为背景的：存在必须在其历史的形成状态中被理解。”在阿多诺看来，当下的哲学状况是历史被人遗忘了，所以需要拯救历史。
客体中所内含的历史需要靠一种知识来拯救，这种知识留意客体在它同其他事物关系中的历史的地位价值，即留意已被意识参与的东西的现实化。所以，“在客体的星丛中，对客体的认识是对客体自身中积淀过程的认识。作为一个星丛，理论思维围着它想打开的概念转，希望像对付一个严加保护的保险的锁一样把它突然打开：不是靠一把钥匙或一个数字，而是靠一种数字组合。”阿多诺从来不会忘记历史解释学的客体维度，在此，这种维度的体现正是历史的客观性，星丛理论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解释学。
阿多诺进一步提问，“客体何以能被它们的星丛开启？”这里的意思是，星丛如何得以组建？他说，“这个问题与其说要到对物质不感兴趣的哲学中去了解，不如说应到重要的科学考察中去了解……按照像本雅明的‘德国悲剧的根源’那样的形而上学要求，把真理概念视为星丛，我们肯定不需要从一部作品自身的内容出发。”他在这里说出了星丛理论的理论来源即本雅明的《德国悲剧的起源》。
为了真正实现星丛化释义，阿多诺认为，我们有必要回到一个像韦伯的学者那里，这是因为，韦伯在主观主义认识论的意义上把理想的类型理解为接近客体的辅助手段，韦伯的资料工作比我们期待的其他学派的方法论更着眼于客体：对待客体要从多重联系着手，而不是限于这一事物的某一规定性。韦伯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在于告诉我们，研究的结论应该在研究完成时产生，而不应该在研究之前就提出来。在这里，由概念对事物进行定义是必要的，但是，”更本质的是韦伯叫做‘谱写’的东西，正统的唯科学主义者认为这个名称是不可接受的。他的确注意到了主观的方面和认识的程序。得这里说的‘谱写’很像它们的类似物音乐谱曲，二者遵循着相似的规则。这些谱写是主观上产生的但它们成功地把主观的生产吞没在它们之中。主观地赞成的关联一一‘星丛’一一成了像客观性的一样可阅读的：精神实质的符号。”这些星丛的类似于写作的东西是通过语言来使那种被主观地思考的东西向客观性皈依。阿多诺认为，哲学在自身的展开过程、在真正问题的探寻过程中得出问题的解答，“哲学的答案不是既定的，不是做出的，不是制定的：它们是在展开的透明的问题中的突变。”一种现实的哲学并不从所谓的始源推导出真理，我们只能在思想的过程中认识思维物与思维之间的关系，并把握住真理：哲学在“谱写”中成就自己。
阿多诺所论述的星丛是由不规则与偶然的因素不规则地(不规则是星丛的本义)组成的，所以他反对本雅明在谈论卡夫卡、巴黎拱廊街时，将不同性质的形象放在对称的位置上，阿多诺以为，这样做是以超现实主义的方式将就了现状。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这正是阿多诺对本雅明星丛理论加以改造的主要方面。
阿多诺肯定地认为，星丛理论的目的正是达到非同一性，在此，他追溯到本雅明的词物相通性：“人们应该思考那种在语言中有其久远的和模糊的原型且又带有名称之特点的东西。”当然，阿多诺更注重关注非同一物的方法的探讨，而不是真想让词与物复原，这是他与本雅明不同之处。否定辩证法就是探究非同一物的方法，同时，非同一性本身又是否定辩证法的内在因素，所以，非同一物也是否定辩证法手段或工具。否定辩证法把非同一物当作一种可能性来思考，而正是这种可能性成为了否定辩证法的动力，概念否定自己走向具体客体的动力。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中，语词和语词所意指的事物之间是存在一道裂隙的，这一道裂隙正是历史，或者说的更清楚，是概念物化过程所留下的历史。可见，避开概念的物化来使词与物同一的做法是非历史的，这是本雅明犯下的理论错误。在阿多诺看来，只有概念本身才能超越概念的物化，方法是概念的互译，“认知是每一种概念的决定性的缺陷使得有必要引用别的概念。这是继承了某种名称之希望的星丛的唯一泉源。哲学的语言靠否定名称来接近名称。”可见，物化了的语词受到批评的东西是一种肯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语词和事物之间存在直接的统一性。
在除去本雅明的神秘性之后，阿多诺的星丛理论仍然需要精英主义的支撑，因此，在阿多诺看来，对于一种可靠的认识论来说，“辩证认识的客观性对主体的需要不是更少而是更多。”没有主体参与的真理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哲学经验的主观中介，甚至我们需要一种带有特权的主体性，在阿多诺那里，这种主体性实际上就是精英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去强调精英知识分子呢？因为他们代表了被管理世界里知识的觉醒：“只有那种不曾被这个世界完全塑造的精神东西能抵挡这个被管理的世界……在这样的条件下假定一切人都可以理解或觉察一切事物是不真实的。如果指望这一点，那就是使认识去符合由于永远同样的法则而丧失了能力一一如果人类过去有这种能力的话一一的人类的病态特点。”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我们需要有哲学特权的人，“如果这些人交了意外的好运，他们的精神气质不完全适应流行的规范——在他们与自身环境的关系上，他们经常是靠付出代价来走运的一一那么，这些人有责任做出道德的、迈乎代表性的努力，为大多数人说出大多数人未能看到或由于现实法律不允许他们看到的东西。”阿多诺肯定地说，“一个持不同意见者准确的想象力比上千双戴着同样的粉红色眼镜、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和普遍真理混为一谈并且退化的眼睛更能看得清。”
阿多诺也知道，这样论证是一种冒险，所以，他必然会采取一种方法来淡化精英主义的主观性。他认为，在新哲学里，这种主观性是不会成为一种麻烦的，这里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传统哲学体系一经打破，它的体系强制力就不存在了，现实经验内容之具体性也就进入到哲学思维，由此消解了主体同一性，这使主体特权没有存在的余地，即主体特权最终会被实践的经验所中介；第二，真理的“谱写”特性是主观性特权的消毒剂，一旦这种精英主体特权进入到辩证法的现实过程中，它就会消解自身。所以，阿多诺又回过来说，“精英主义的自傲是最不适于哲学经验的东西……在一种变化了的辩证法中，主体失去了统治权，才真正可能进入客观性的反思的形式中。”就像论述艺术作品一样，他排除了创作者在艺术作品客观性中留下主观性的可能，不管参与真理发现的主体带有多么的主观性，但作为客观性结果的真理本身是独立于这种经验的主观性的。然而，问题是，谁来确定在产生真理之前谁掌握理解世界的特权！这是阿多诺理论难以让人信服的地方。
在阿多诺那里，星丛理论作为一种社会诠释学，它并不放弃历史维度，而是坚持在传统本文基础上的理论阐释。相反，如果放弃了传统，使得传统哲学把历史委托一个专门搜集事实的科学分支即实证哲学，那么，技术合理性开始侵蚀哲学理性，并成为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其结果是对直接性的崇拜。“自从认识的基本原则从假定直接的主观材料中被探寻出来以来，人们就已被一种纯现在的偶像所迷住。他们努力剥去思想的历史向度。现在，虚构的、单向度的东西成了一切内在意义的认识基础。”因此，对现实对象的理解不应该放弃传统因素，因为批判的认识论需要以传统本身作为认识对象的中介要素。这是为什么阿多诺在其著作中一再地对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等学者论著加以文本分析的原因，其根本目的是扬弃它们。“哲学依据于它批判的文本。文本体现了传统，把本文带给哲学，正是在处理本文时哲学的行为成了与传统相称的。”在这种批判性阐释过程中，抽象的哲学进入到具体的理解进程中，在这里，哲学将在传统本文最原始的世俗基础中找到通向真理的途径。我们看到，阿多诺以传统中潜在的历史维度为由坚持哲学解释的必要性，为此，他专门讨论了哲学的修辞学特性即其语言特性，这一过渡与他在美学理论中论及的艺术作品的语言特性之说明非常相似。
由于公开地或潜在地依赖于本文，哲学便承认自己的语言学性质，因此，哲学带上了修辞学特性，“在哲学中，修辞学代表着那种只有在语言中才能被思考的东西。”这里强调的就是哲学的阐释能力，这种能力将迫使新事物从传统的思想禁锢中跳出来并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