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发起洋务运动，创办福州船政局
左宗棠的谥号是“文襄”，在大清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文襄”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谥号。因为按规定，只有翰林出身的大臣才能得到“文”的谥号，也就是说“文”字是授给那些才华出众、学问很高的大臣的。左宗棠三次考进士没有中，但是后来朝廷御赐了一个“同进士出身”，并荣升他为东阁大学士，而他本人也是有真才实学的，所以“文”字不算白给；“襄”字是给那些有大军功、对国家边疆有贡献的大臣的，而“文武大臣或阵亡、或军营积劳病故而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拟用‘襄’字”。到了咸丰皇帝之后，“文襄”的授予，甚至要皇帝特旨批准才行。又因为“文襄”要求大臣既有才学还要打得好仗，不会在战火中殒命而导致功业不成，因而这样的才臣更是凤毛麟角。所以左宗棠的谥号，也是难得一见的了。
左宗棠起楚军，镇压太平军、捻军，又兵发西北，收新疆，“襄”字自不在话下。而他的“文”也不仅仅是表现在充当幕宾、军师之上的。他的“文”还有很大一部分表现在他的政治成就上，比如办洋务，造船、造枪炮等。很多人说左宗棠在政治方面“不行”，不会搞政治，但这大多都是和晚清另一个掌舵手李鸿章比较而言的。事实上，左宗棠确实在政治上稍逊一筹，而且性格憨直刚强，也不会在暗地里搞帮派，掰手腕，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内政上作出贡献。
早在杭州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左宗棠就认识到了水军的重要性，在研究了外国人的作战之后，他又深深觉得，必须将研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作为强国之道。于是太平军灭亡后，左宗棠就不停地上折子，希望开厂造船。
对于造船事宜，朝廷一开始是有异议的，因为这又牵扯到了钱的问题。政府连年打仗，国库早已银子不多了。这个时候，英国政府不想看到中国造船，想要从中阻挠，便也暗中插了一手，放出各种消息蛊惑清政府，大肆倡导“买船论”。当时很多官员也就真的信了这一说法：造船不如买船。众口铄金，这样的话说得多了，朝廷自然也就犹豫了，多次向左宗棠询问关于造船的事项。左宗棠连连上奏，直言英国人是“不怀好意”。在他看来，自己造船，学习先进技术是“夺彼族之所恃”，而且雇来的不如买来的，买来的不如自己家里造的，比起买船，造船虽然一开始花的钱很多，但是从长远看来，这样做还是节省了资本的。或许真是他年轻的时候做上门女婿使心中留下了疤痕，左宗棠对于类似这种凡事不由己、仰人鼻息的日子是深恶痛绝的。他坚决要求自己造船，自力更生，脱离洋人的掌控。
在左宗棠的坚持下，皇帝终于被打动了，同治五年六月，朝廷下旨，批准了左宗棠的折子，让他在福建试造火轮。左宗棠先是一阵兴奋，继而又着急起来，造船是得要洋人帮忙的，自己没有技术一辈子也造不出来。于是他请来了法国人日意格帮忙，不久，另一个和他有着颇深渊源的法国人德克碑也来到这里，一同打点造船事宜。左宗棠还请来了胡雪岩，希望这个红透中国大地的商人能给自己带来些支持。这样，福州船政局的最初班底就敲定了。
几人商议之后，左宗棠决定将船厂设在福州外港的马尾罗星塔。他们在这里买下了200亩民田，经过一番破土整改之后，这里改出了一道宽130丈、长110丈、深12丈的湖面，此外，船槽、铁厂、船厂、办公住宿地也很快修建出来。左宗棠初时的构想是，造船的机器、设备都先从国外输入，掌握技术的洋工、洋教员也必不可少，让中国人跟随这些洋人学会了造船技术，后面就好说了。并且，造船也是先造军事用船，在建立起自己的海军、京师稳固之后，再造民用轮船，开发运输。这次开厂造船的钱，主要来自福建海关关税，以及浙江、广东两省的支援，财神爷胡雪岩也四处奔走，最终左宗棠的船厂顺利成立了。
左宗棠雇洋人，花的是大价钱，光是日意格一人，月薪就达到了1000两白银，这样就吸引了很多洋人愿意到这里来“捞钱”，左宗棠规定这些洋人按技术水平、实际效率给工资，防止这些洋人在里面滥竽充数。日意格做船厂正监督，德克碑做副监督。但即便是聘请洋工，也费了很多周折，而英国人在这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对于左宗棠造船，英国人是很不满意的，他们想方设法地阻挠这一行动，法国在英国的挑拨之下，甚至产生了“船厂失败会给法国带来麻烦”的观点，于是法国高层决定撤销日意格和德克碑的官方职务。好在日意格很机灵，他先是得到了海军的支持，又面见了拿破仑三世，阐明了情况，这样反倒使得法国当局支持起日意格来。日意格等人也是名利双收，不但得到了巨额的薪酬，清政府还封了他个一品提督衔，赏穿黄马褂，戴花翎。
福州船政局主要分三个部分：钢铁制造厂、造船厂和船政学堂。钢铁厂负责提供原材料；船厂负责造船、试练；船政学堂主要为政府培养海军人才、技术工人。左宗棠将学堂分为两个班，一个班底学习航海制造，由法国教员指导；另一个班底学习航海驾驶，由英国人做教员。制造班要达到的水平是能按照图纸造出轮船，驾驶班要能驾驶轮船和监造轮船，以期日后用做船长。这样分工明确、简单实用的方式确实很有效，当时中国就缺乏这样的专业性人才，左宗棠这样做也和他年轻的时候研习经世致用之学有很大关系。
就在船政局刚刚起步，大家挽起袖子想要大干一场的时候，朝廷下了一道旨，说是陕甘地区回民暴乱，要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好上奏保荐林则徐的女婿、前江西巡抚沈葆桢接手船厂，另外，他还安排周开锡负责船厂经费，胡雪岩仍然担任常务工作的主持。在后来的十多年里，左宗棠虽然远离了船厂，但是他仍然时刻惦记着船厂的大小事务，也正是如此，后世有人将他称做“中国近代海军之父”。
经过一年时间的筹办，1868年1月18日，福州船政局在沈葆桢的主持下正式开局。整个船政局工程浩大，有造船厂、钢铁厂、煤场、木料场、洋工宿舍、员工宿舍、办公楼、学堂等等，整个船厂算下来有2600人，其中外来洋工有50多人。是为当时远东最大的船厂之一。
1869年6月，福州船政局造出的第一艘船“万年青”号下水试航。“万年青”号排水量1370吨，配有六门大炮，载重350吨。船上的舵手、水手、管轮都使用清一色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洋人。实际上，“万年青”还不是一艘纯粹的战船，它更像是一艘安装了火炮的货轮。虽然在技术、配备上，“万年青”远远比不上英、德战船，但这却是中国制造的第一艘近代轮船。左宗棠听到这个消息，也感到很兴奋，在给沈葆桢的信里，他甚至说了这样一句话：“国耻足以振矣！”
接着，在随后的六年时间里，福州船政局一共造出了十五艘大小不一的船。按出厂时间排序，这十五艘船分别是万年青，1370吨；湄云，515吨；福星，515吨；伏波，1258吨；安澜，1005吨；镇海，572吨；扬武，1393吨；飞云，572吨；靖远，572吨；扬威，572吨；济安，1258吨；永保，1391吨；海镜，1391吨；琛航，1393吨；大雅，1393吨。这就是1869年到1874年这段时间里福州船政局造出的轮船，从吨位上看，这些船的吨位是呈上升趋势的，虽然这个过程太过于缓慢。也就是说，在技术开发上，福州船政局还是落后于世界列强的。但是，这些轮船的名字中，无不流露出当时国人保家卫国之意与拳拳爱国之心，读来让人肃然起敬。
2.福州船政局的历史局限性
从根本上讲，一个国家必须要有自己的海军和造船技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起自己的海防，所以左宗棠开办福州船政局的本意是好的，但也是受到了时局的影响，而他的轮船确实与西方列强相比差距比较明显。当时一些了解世界轮船趋势的人士就曾指责福州船政局的轮船型号太旧，马力太小，像是一个“庞大的玩具”。很多朝中官员也认为造船花费过重，所造出来的船又没有什么用，于是要求究问原因，停止生产。权臣李鸿章也一直提倡直接从外国买来先进战船巩固海防。就在这个时候，曾国藩病故，沈葆桢因为台湾变故被调去了台湾，这下整个福州船政局的生死就掌握在李鸿章一人手里了。当很多反对造船的人都满心欢喜地等着李鸿章下令废弃船厂的时候，李鸿章却突然一反常态，转而拥护造船，说这是为了国家的长远打算，不能因为花钱多就停下来。加之此前左宗棠对朝廷保证造船的费用“日见其少”，以及沈葆桢造商用船的提议，福州船政局又得以继续存活下来。
到了1874年，也就是头一个七年过后，船厂的经营者看到很多船政学堂的学员都已经学满毕业，就试图“自立门户”，希望将这一批学员投放到生产、教育当中去。再加上很多洋工都自恃其能，挟技居奇，唯利是图，因此有了辞退洋人之心。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正、副监督日意格和德克碑，月薪都达到了白银千两，英国人、头等矿师布鲁特年薪也有两千英镑，这些洋人平时的住房、路费、外出考察费全部由中方报销，甚至连行李运输、吃药打针的钱也是由雇主承担的，一晃七年下来，朝廷已经不愿意再背负这些巨额的薪水负担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福州船政局辞退了全部洋工，改由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来主持工作，后来也有过因为新技术而聘请洋人的情况，但这都是小规模、短时期的，不再像刚刚成立船厂的时候，一下招来五十多名洋人帮忙了。
在清政府自己看来，经过七年时间的学习，这些学员应该可以出师了，于是这些学生纷纷被提到第一线，挑起大梁来。然而，就实力上讲，法国人的造船技术在西方列强当中没有什么优势，所以中国在造船技术方面就早早地给自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并且，日意格聘请的法国技术人员带来的设备、技术，都不能和法国本土相比，这样说来，福州船政局这些年学的都只是外国轮船的一些较为粗浅的东西，只是一个入门罢了。从这个角度上讲，跟随一个资质平庸的老师学了点简易的东西，然后就半路出家，这样是绝对建不成一支力量强大的海军的。
到了1879年，清政府决定将福州船厂里出产的战船组建成一支水师，这样，再加上从国外买来的三艘战船海东云、建威、长胜，于是福建水师成立了。水师初创之日，旌旗蔽空，港湾里船来舰往，锣鼓喧天。虽然在西方军事家的眼里，这些战船大多都落伍了，但是对于素来习惯了冷兵器的大清贵族而言，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时间又过去了五年，到了1884年，法国舰队来回地在罗星塔附近游弋，对停泊在这里的11艘中国战船虎视眈眈，清政府却严令水军将士不得率先开炮，水军统帅张佩纶、何如璋、穆图善等人下令“无旨不得先行开炮，必待敌船开火，始准还击，违者虽胜犹斩”。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军舰大胆地在马尾行驶、观察中国军舰动向。
8月22日，法国政府命令停泊在马尾的法国水军消灭福建水师，法国统帅孤拔第二天趁着潮落对福建水师发动了突然袭击。在军事对比上，法国军舰共10艘，总吨位15000吨，配备大炮77门，并且装备了当时很先进的鱼雷、机关炮；中国军舰11艘，总吨位9800吨，配有大炮55门。此外，福建水师的大炮是从炮口填装弹丸的前膛炮，而法国军舰多为后膛炮，因此福建水师在射速、精准度、威力上很吃亏，再加上没有充分备战，当法国人打出第一排炮袭击这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国战船时，两艘中国战船甚至没有将锚拽上来就给人击沉了。中法双方在江面上的战斗仅仅持续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在此期间，中国军舰被击沉9艘，另外两艘自沉，有19艘运兵船也被击沉。中国官兵伤亡700余人，而法国仅仅有5人阵亡，受伤15人。客观地说，这次战斗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一边倒的局势，福建水师在装备、指挥上远远不及法国人，以自己付出了700名壮士、9艘战船的代价，却只打死了5名敌军，用一个失败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很难表达出这一仗中国军队损失之惨重。
8月24日，也就是马尾海战的第二天，部分法国军舰冲进了罗星塔，开炮轰击造船厂，很快，船厂变成了一堆瓦砾。自此，福州船政局遭到了法国严重破坏，生产力大不如前，在随后的二十年时间里，只有平均每年造一艘船的效率了。
纵向看来，中国的造船技术是在进步的，但是横向对比来看，英、德等国的造船技术飞速发展，远远将中国抛在了身后，这样就使中国的造船工业和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当时德国可以造出七八千吨位的大型铁甲船，英国则可以造出每小时20节的快船，也就是说，这些船在水上的航速可以超过每小时36千米，而福州船政局里1885年开出的镜清号，最大航速也只有每小时15千米。正是因为如此，李鸿章后来基本放弃了自己造船的计划，全部用现金从英、德购买轮船。
虽然从结果上看，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终究没有能抵挡住外国军舰的入侵，但是这个出发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老子有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学习西方技术是国家富强的必经之路，抱着抵御外侮的初衷，左宗棠开厂造船，创建中国自己的海军部队，为近代的海军建设走出了第一步。此外，作为中国史上的第一所海军学校，船政学堂共培养了629名学生，也从中走出了刘步蟾、林泰曾、叶祖、林永升、邓世昌等优秀的海军将领，另外近代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西学大师严复，也都出自该船政学堂。
3.创办甘肃织呢总局，织布容易卖布难
除了开办福州船政局，左宗棠还建立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毛纺厂——甘肃织呢总局。到了甘肃之后，左宗棠发现当地养了很多羊，羊毛产量十分看好，可惜由于地处偏僻，农民又不懂得深加工，所以大量的原材料就这样白白浪费了。所以左宗棠就构想在这里建一个厂，搞点纺织加工，也好给军人们做些冬装御寒。当时西方洋布大量流入中国市场，并且价钱很贵，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想，假如自己织布加工，用自家羊毛，成本低廉，足以抵挡这些外来洋布的入侵。
抱着这样的想法，左宗棠一面征求各方意见，一方面作了很多实地考察，随后决定将厂房设在兰州通远门外畅家巷南侧前路的后营基址上。这里原本有兵营，这样就可以不用再花钱购置民基，还能以营地做堡。办完这些事后，他马上给远在千里之外的胡雪岩写信，让他帮忙办理机器的事。可见，左宗棠不是只想搞一个简单的手工作坊，而是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厂房。写信给胡雪岩，也是希望这个有钱人能稍微作点钱财上的贡献的。
随后，左宗棠找来总兵赖长，将兴修厂房的事情交给他。
按照左宗棠的意思，现在的工厂处于一个实验性阶段，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太小了机器就放不下，还要给工人们留一点地方住宿的；大也不合理，但凡厂房新建，都要求稳，规模小了以后还可以扩建。按照这样的思路，赖长在选好的地方，挨着兵营顺势起了一座厂房。此外，因为羊绒不能长时间存储，所以提前选购精细、优质的羊绒也很关键，以保证工人到齐之后才能不会因为临时短料而误工。这一点如果放在江南水乡，收储羊绒是很困难的，但在甘肃一带，还真不怎么难，这里各种羊遍地走，农民听说有人要买羊绒羊毛的，也很乐意再多点创收，在收购羊毛方面，可以说大家是达到了一个双赢的局面。最后就是人员培训的问题了。赖长先是请来了一些从前有过类似经历的农民到一起，大家互相交流、仿效，并且从军营中又抽调出了一些聪明能干的士兵，与农民一同学习纺织技术。按照左宗棠的说法，这些士兵，日后也是要出师做师傅的，只要他们把学到的技术再传给别人，一传十，十传百，要不了多久，就会有足够多的纺织能手了。
但是，最让左宗棠为难的是机器的运输问题。在胡雪岩的帮助下，左宗棠让人从德国购买了很时兴的织呢机器，全套60余架，由德国人石德洛末负责押运到上海。再从上海想办法转运到兰州。这批机器里包含了蒸汽机、自动纺织机、梳毛机、织布机、洗毛机、起毛机、烘干机、剪毛机、染色机、压光机、上光机、蒸刷机等，十分笨重。从德国到上海这一段走的是水路，这些钢铁大件在海上浮浮沉沉，运送的人倒并不觉得辛苦。但是到了上海之后的路就很难走了。按照计划，先是将这些机器用招商局的轮船送到汉口，在这里登陆之后人拉马拽，从旱路经西安运往兰州。然而这一路上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从最开始的海运，到后来的旱路，押运的不管是人还是马，都很受苦。但最苦的还要算从西安到兰州这一段，左宗棠派了一个叫席步天的大车户组织畜力运送。由于机器太重太大，很多锅炉都是拆开了再运的，而且西北的山路不比沿海，很多地方崎岖陡峭不说，还有很多峡口。每逢峡口地带，牛车马车无法通过，就得就地开凿，把口子开大了才能继续走，情况严重了埋点火药炸几炮的情况也是有的。就这样，年初买的机器，到了1879年11月份才进甘肃，路上花费了十个月，这还是大家拼死拼活赶出来的，并无拖延现象。到了1880年5月，最后一批机器也送抵厂房，这才宣告了机器运输的完成。
这样，在1880年9月16日，甘肃织呢总局正式开工，厂房分了东、中、西三个厂子，东厂是织呢车间，主要负责织呢；中厂是动力机修、办公地；西厂为洗毛、整染车间。和福州船政局一样，左宗棠从德国请来了很多技工，算上任洋总办的石德洛末，共有十三名德国人在厂里任职，他们分别担任经理、领班、教习、翻译员等，负责机器安装、技术指导及徒工培训。按照左宗棠自己的说法，这次购买机器费去白银十一万八千八百两，运费七万余两，造厂房花费十一万两，总计花掉了三十一万两银子，这笔钱大多都是官家来出的。
在刚开始的时候，按照左宗棠的预想，因为是自家羊毛羊绒，成本很便宜，羊毛一斤收购价只有一钱几分银子，将来的售价也会比洋布低，所以市场会很好。但是实际上他只看到了有利的一面，对于阻力却很少估计，这也是甘肃织呢总局建成不久后宣布停产的根源之一。
厂中设有织机20架，如果全部都运转起来，一年可以出产六七千匹呢布，但是后来只开了六架，每天生产八匹布，越往后越少。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没有市场，卖不出去。以左宗棠原来的看法，每斤一钱多银子的羊毛是很便宜的，但是没想到，这些羊毛的质量很成问题，每天都得雇用40个人专门负责挑选羊毛，选羊毛是个什么概念？每个人一天只能挑选两磅羊毛，这就大大地增加了羊毛的成本。而且在100斤羊毛中，只有10斤算是上等，20斤可以织次等呢，50斤能织成粗布毯子，还有20斤就没有什么用了。这样一算，甘肃织呢总局的产品成本是很贵的了。
卖不动的另一个原因是质量差，有报道说，甘肃织呢总局织成的呢制品质量很差，几乎不能出售。左宗棠自己也口称“其质虽略逊于洋呢，然亦可供着用”。这样的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自然是可信的，但是左宗棠自负骄傲，好大喜功，又很爱面子，他说自家产品仅是“可以用”的，那这些布匹的质量之差，就可想而知了。在洋货大行其道、新鲜耐看的洋玩意儿充斥着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左宗棠的布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只要洋商稍稍一挤压，他的货就卖不出去了。
还有一个左宗棠没有考虑清楚的阻力就是运费问题，这里地处偏僻，要想把织好的布匹运到东南沿海，运费是相当高的，这一点他早就应当从机器运费上看出端倪来，可惜左宗棠的牛脾气或许是撞着南墙也不回头，就这么一意孤行地做下去，白花花的银子哗啦啦地倒进了车间，好像是一瓢水顺着漏斗灌了下去，咕咚一声就没了。再加上这个官办企业冗员太多，效益不高，却有很多人等着领钱，因此缺乏良好的管理也是它失败的一个原因。
从厂子开办到最后，甘肃织呢总局一直没有能给慈禧老佛爷赚到钱，这一点遭到了很多人的恶评。张之洞指责这个厂子是“费银百余万两，旋经后任废弃，巨款尽付东流”。对于类似的批评，左宗棠也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慈禧等人看到甘肃织呢总局不能赚来银子供自己开销，也很不满意，产生了裁撤的想法。1882年，织厂的洋工全部被解雇，次年，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下令甘肃织呢总局停产，到了1884年5月，整个厂子就给裁撤了。
纵观整个甘肃织呢总局的遭遇，可以说是高层在决策上出现了失误导致的，他们只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没有将不利因素考虑在内，因此盲目地陷入了困境之中。自开厂到停业，甘肃织呢总局没有赢利过，所以从商业的角度上看，这次左宗棠算是失手了。当然对于左宗棠这一次办厂，也不能全盘否定其功劳，最实用的恐怕就是这些卖不出去的布，后来都充当了军用物资，多少给驻扎边疆的将士们遮盖了一点风寒。另外，作为中国第一家纺织厂，甘肃织呢总局的带头意义也是很大的。路总是人走出来的，左宗棠在甘肃的这一次开厂招工，其探索意义远远超过了现实意义。
在这个甘肃织呢总局之前，左宗棠还开过一个厂，就是西安机器局。这个西安机器局比起甘肃织呢总局“史上第一”的历史地位，确实是逊色很多的，但是就现实意义上讲，西安机器局对于左宗棠西征新疆起了很大的作用。
早在攻打太平军的时候，湘军就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和江南制造总局，为清军提供武器弹药，左宗棠出征新疆，也考虑到了军用补给问题，1869年，左宗棠在西安设立了西安机器局，为了顺利投入生产，他专门从金陵机器制造局和江南制造总局招募来一批技术娴熟的工人，专门负责制造西征军的弹药。最初的时候，机器局里多生产抬枪、火药、铜帽、开花炮弹等等，到了1872年，左宗棠攻克了兰州，将厂子整改扩大，编为兰州制造局，生产出前膛炮、步枪等器械。在攻克肃州的战斗中，兰州制造局的开花弹起了很大的作用。对比一番数字，李鸿章在创办中国第一个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的时候就算过一笔账，当时英国的一发普通炮弹的市场价要30两银子，一发铜帽子弹要卖19两。当时左宗棠讨伐阿古柏等人，算是攻坚战，临场先一阵炮轰再接火枪排射是非常必要的，遇到城高土厚的，还得使用炸药，所以这个五年战争打下来，兰州制造局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最重要的就是它及时供给了西征军弹药火器，这在战场上可以大大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损伤，保证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其次就是降低了军费开支，左宗棠西征，军费一直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如果真要去买，左宗棠前后得到的一千万两银子就算全部用来买炮弹，也只能买30万发。七万大军，平均每人分四发多一点，仗打了九个月，一个人每两个月才能发射一发炮弹。
到了战后，不再需要那么多军火了，兰州制造局的生产也就锐减下来，到最后给改装成了甘肃机器局，但相比于甘肃织呢总局，左宗棠的这个军工厂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使命。
4.西征路上的“左公柳”
话说回来。左宗棠花了上千万两白花花的银子，收复了新疆，这个代价也不算小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费尽千辛万苦才打下来，打下来了，就要守得住。守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省，将这里也变成行省单位，并分派官员，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样百姓才能过得安生，才是长治久安之策。于是左宗棠多次上奏，请求在新疆建省。1877年，左宗棠正式向朝廷提出要在新疆建省的提议。在奏折中他这样说：“蒙古是京师的屏障，新疆又是蒙古的屏障。”指出在新疆设立州府是相当必要的。建行省不是什么小事，第一次上奏，朝廷并没有多大表示。因为左宗棠只说建省，这个提议有点让人摸不透，要知道，但凡大将远征打了胜仗，皇帝们都还是有点戒心的，因为这些人手握重兵，占据一方，攻破敌军之后又不知道扩充了多少人马。当初邓艾入川，司马昭紧跟着就密令钟会“收艾”，所以左宗棠这次提议也难免让朝廷有些疑虑，左宗棠不会是想做阿古柏吧？姑且放一放，以静制动吧。到了第二年，左宗棠再次提出这个建议，此时南疆四城已经全部收复，但是折子递上去了，朝廷还是举棋不定，因为这里环境相当艰苦，都是些犯了事的高官被派去充军受罪的，这里清一色都是些当兵的，搞搞防务就可以了，建省？没必要吧。这样左宗棠的提议再一次搁浅了。
朝廷的人没有到过边疆，多是道听途说，对于新疆事务一知半解，便搁置了左宗棠的提议。左宗棠很是着急，到了1880年，他再一次上奏请建新疆省，这一次，他把具体规划都写好了，就等着朝廷批。按照他的想法，总督驻在乌鲁木齐，巡抚驻在阿克苏，伊犁将军不变，塔尔巴哈台改设都统，另外，他设想把新疆划分为五个道，道以下设立府、厅、州、县。这个提议还是比较完备的，但是又被朝廷否决了，理由是伊犁还在俄国人手里，先把伊犁拿回来再说。到了1882年，左宗棠再一次上折子，请求在新疆建省，老部将刘锦堂也在这个时候上了一本，支持在新疆建省，这些人都是在西北摸爬滚打很多年的老将了，所谓三人成虎，到了这个时候，就算慈禧不想在新疆建省她也得批了，再说以左宗棠的牛脾气，朝廷一天不同意在新疆建省，他恐怕就一天不安生，于是1884年11月，清政府终于同意在新疆建省，刘锦堂被任命为第一任巡抚。从此以后，新疆的行省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左宗棠功不可没。
除了上书力争在新疆建省之外，左宗棠对当地还进行了许多的开发，对新疆的生产力提升作了很大贡献。总结左宗棠在新疆的内政，归结成一个字，就是“水”。
新疆地区缺水，天气很干燥。据资料显示，在吐鲁番盆地，平均一年只有11天下雨，降水量12.6毫米；南疆普遍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北疆稍好，但也只有200毫米左右，还不足华北地区降水量的一半。究其原因，就在于新疆深居内陆，远离海洋，群山挡住了雨水北上，天高云淡，日头暴晒也比较多，再加上西伯利亚的寒风一吹，花草树木都凋谢了，只剩下干巴巴的灌木丛。
要改变这里的环境，就要找水，就得种树。初唐诗人岑参就有“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句子。
说起西征军种树，其实本意还不是为了搞建设，左宗棠的大军种下的第一棵树，是为了“保路”。当时西征大军刚刚出关，左宗棠眼见面前黄沙莽莽，吹来的风都带着一股浓浓的沙味，再一看去，四处道路狭窄，当即下令“开路”。于是清军将士一面修理路面，一面在道路两旁栽种树木，以此保护路面。由于路面是要用来行军的，修得很宽，最宽的地方有十丈，种一排树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道路两旁窄一点的地方种两行树，宽一点的就种三到四行。因为杨树、柳树的生命力强，不容易死，柳树又是插个枝，稍微用点心就可以活，所以大军选择种的多是杨树和柳树，简单又实效。
这样，大军出关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主干道贯穿陕甘。自入疆后，道路往北一直修到了精河，南路修到了喀什噶尔，树也一直跟着种到了那里。纵眼望去，犹如绿色的长龙，蜿蜒数千里，既挡住了风沙，还保水固土，可谓是一举多得。据左宗棠自己记述，光是从陕西长武县到甘肃会宁这一段600来里的路上，就活了26.4万株树，湖南人隆无誉在他的《西笑日觚》中称赞道：“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绵延数千里，绿如帷幄。”这些树木被时人称为“左公柳”。
当时赋闲在家的杨昌浚受到左宗棠的邀请，接替已故的刘典帮办陕甘军务。他自浙江一路北上，眼见道路两旁绿树成荫，心中很是惬意。随口就问说：“这么大的工程，想来不是一般人做的吧。”左右告诉他，这些树正是左宗棠下令栽种的，杨昌浚一听，还来了诗性，诗曰“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念来一听，觉得不错，赶紧抄写几份，留待见到左宗棠时给他看看。到了肃州大营，杨昌浚将这首诗交给左宗棠过目，左宗棠是别人不夸也要自吹的人，一见这首诗，顿时“拈髯大乐”，喜得一塌糊涂。待看到第一批种下的树大都长势喜人后，左宗棠又让人继续种，到后来奉命受调入京，左宗棠就把这事交给了陕西巡抚冯骥誉。
到了现在，左宗棠当年行军时所种的树已经所剩不多了，但是在很多地方还是可以寻到被保护起来的“左公柳”的。传说当时左宗棠让士兵种树，为了保证存活率，他还让人在树上挂一个牌子，上书某年某月某日，某部官兵某某种下这棵树。虽然从本意上看，左宗棠种的这批树不是为了民生，但是毫无疑问，这为当地防风固沙、减缓旱情起了很大的作用。
5.民生百事，有水才是娘
比起“无心插柳”式的植树，左宗棠在兴修水利，开河渠方面的贡献更大。西北缺水，西征军在过哈顺沙漠的时候，甚至都不能一起走，而是分成千人的小分队，一队一队往过开，因为人一多了水就不够用，大片的沙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水潭，几万人怎么分？只有让千把战士先靠着这些水过去，等水潭再蓄一点水之后，第二队才开始走。战士行军，除了要携带武器军械外，还常常在背上背十几个地瓜、萝卜，因为这些东西不仅可以充饥，更重要的是能解渴，补充水分。
早在左宗棠刚到西安的时候，他就跟同僚这样说：“西北地区，最是缺水。水源足备，这里的土地利用价值也就高了；反之如果没有水，这块地就没有多大用处。所以要治理好西北，首先就要搞水利，通河渠，先造出大的主河道来，再将这些河道引出一些支流，这样就可以扩大灌溉面积，层层递进，最终有利于百姓。”锻造武器弹药需要水，屯田种地需要水，栽棵树苗需要水……一切都离不开水，左宗棠本身就是一个实干家，又读过《水道提纲》，深受影响，因此在他看来，在西北搞水利势在必行。
于是，左宗棠在西北一面指挥前线作战，一面安排部下兴修水道，开河引水。同治四年，刘典受左宗棠的委派，重新翻修了白渠和郑渠。这里原本就是水源滚滚的河道，但是年久失修，水路不通，流量十分小，加之部分地区泥沙堆积，早已堵塞了水流。刘典率官兵到来后，将这两条大名鼎鼎的河渠重新疏通、筑垒，情况好的地方可以简单疏导，情况差的地方就凿来大石头筑成石渠，保证可以长久使用。在这些将士的努力下，郑、白二渠又重新焕发了生命。此外，左宗棠还在前朝旧渠上大做文章，因为明代遗留下来的水渠年代并不久远，翻修也不必花大钱，重新整改，百姓高兴，自己也不费力。因此，左宗棠下令重修了明代旧渠利民渠，并改为因民渠，翻修后的因民渠可以灌溉土地数百顷。
光绪三年，西北地区发生了大旱，左宗棠与魏光焘商议，想从泾水引流，灌溉农田。但是泾水一带土质很硬，又多沙石，所以人工开凿很吃力，左宗棠便委托胡雪岩经由洋商手里买来了机器，又顺道雇来了几个德国技师，筹备在泾水开渠筑坝。到了光绪六年，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成，在左宗棠的指示下，平凉知府溥明在泾源地区开出了一条长二百里的正渠，左宗棠亲自到了工地上巡视之后，又示意加宽河道，然后开出几条支流来。
在甘肃张掖，左宗棠开渠七道，还修复了马子渠，灌田近7000亩。在此期间，部将王德榜拿着一份计划书站到了他面前。左宗棠稍微一看，当下就吃了一惊，因为王德榜想要引抹邦河水灌田！这抹邦河在狄道凤关坪上，坪下是洮河。想要把抹邦河水引到洮河，就需要挖开九岭峡。这个九岭峡峡高三十五丈，长四百多丈，按照王德榜的计划，他想要把这九岭峡掘低二十五丈，修建一道明渠。这样的工程很浩大，就算是两千多人一起挖，也得要挖上六七个月，左宗棠看了以后觉得可操作性不大，一开始没有答应，但是王德榜也是犟牛脾气，执意要干，左宗棠经不住这三番五次的请求，终于答应了。
后来，王德榜率领部下耗时近一年完成了通渠任务，在他的报告中，光是火药就用了两千六百石。可以说，这样一个河渠的开通无疑是很费时费力的，但是它带来的影响也是其他小工程不能比拟的，王德榜这一次通渠，足足可以灌溉25万亩田地，工程极大，收益也极大。
此前在哈密屯田的张曜也不甘寂寞，主持修复了石城子渠，灌溉面积达到两万亩。据说当张曜的部队修理渠道已经修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河底沙石太多，水走着走着就渗透到地下去了。为此，张曜很是恼火，但又无计可施。左宗棠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就对张曜说：“这毡布可以防水，你知道吗？”张曜明白了左宗棠的意思。随即在左宗棠的帮助下大量收购毡布，本地不够就到外面去买，到最后一共买了十万条毡布，用来铺在河底，这下就解决了漏水的问题，石城子渠也顺利修复。当然，这个说法的可信度不高，因为一来布匹泡到水里时间一长就变质烂掉了，不是长久之计，二来十万条毡布的代价也实在太高。但是当时在西北地区修水渠、挖河道，没有先进的机器，只是靠战士用锄头一下一下地挖，用自制的火药一炮一炮地轰，像石城子渠这样的困难，可以说是很常见的。
就这样，左宗棠的西征军一面打仗，一面搞农田水利，颇有点战时为兵，闲时为农的味道。在军队忙不过来的时候，左宗棠还需要花钱雇当地的农民帮忙做工。朝廷出钱，修水渠也对大家有好处，农民们也乐得在这里挣点银子，可说是皆大欢喜。除了这些深沟大渠外，左宗棠还在哈密修了两条河渠，一道在天山下黑溪阪至黄萝岗，另一道从拔木登出发，也汇到黄萝岗，长六十多里，宽八丈，深十丈；巴里坤有渠一道，长二十丈；乌鲁木齐三道，分别为永丰、太平、工兴，另外修有支流十余道，总长度四百余里；喀喇沙尔十道，总长达到数百里；库车两道，长度二百里……
北疆的水利搞得是有声有色，但到了收复南疆的时候，却不料南疆闹起了洪水，很多地方都是汪洋一片，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更是洪流滚滚。看来左宗棠刚刚展示完自己引水灌田的能力，老天爷又要考查他的排涝才华了。于是，在南疆四城克复之后，左宗棠派出刘锦堂等人到水势迅猛的地方负责疏导、筑垒，先疏通以前被废弃、冲毁的旧渠道，然后挖新渠、开支流，以减缓洪水的攻势。这样本着疏导为主的方针，左宗棠又成功地完成了南疆抗涝的任务。刘锦堂也因为修筑了大连、小连、萼拉合齐、老南等河堤而被载入史册。
6.文武全才的政治缺陷
左宗棠种树、修渠、屯田，这一系列举措为新疆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帮助，这些大树、河渠，在战后十年、二十年里，都可以很好地被用来发展民生，从这个角度上讲，左宗棠对于新疆的建设贡献是非常大的。但是进一步讲，无论是高大挺拔的左公柳，还是那些纵横交织的河道水渠，都是和军事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左宗棠的新疆建设掺杂了些许政治的味道，比起迅速提升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或许左宗棠想得更多的是怎样把俄国人赶出去。但无论怎么说，左宗棠在新疆一带的建设还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后世很多人说左宗棠不懂政治，也更多是在将他和李鸿章、曾国藩比较之后得来的。如果看看他搞洋务，造枪炮轮船，屯田积粮，开渠引流等善举，并且很多时候，还要充当一个先驱者，所以平心而论，左宗棠的政治才华实际上也不输给这两位多少。
当然，不可否认，左宗棠是有明显的政治缺陷的。对比曾、李二人，左宗棠最不擅长的就是搞派系、笼络能人。左宗棠四十岁出山、四十七岁当上四品京堂候补组建楚军，从此之后一路扶摇而上，官运亨通，连东阁大学士这个必须要翰林出身的头衔都得到了，堪称当朝重臣。几十年来，他手下也集结过数十万的虎贲之师，帐前也曾有千百能人听令，但是只听说过曾国藩是湘系老大，却从没有听说过哪个将军、学士对左宗棠称做一派。究其原因，这和左宗棠的个人性格密不可分。左宗棠脾气直率偏执，是大家公认的，甚至连慈禧都可以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另外，他天性自负狂妄，称自己是孔明再世、诸葛复生，这样得意自大、清高孤傲的性格让很多人都不愿意接近他；再加上左宗棠为官清廉，不为金钱权势所动，也让很多贪官污吏咬牙切齿，暗地里骂声不止。看看曾国藩以“孔圣”为标准所释放出来的亲和力、李鸿章“宰相合肥天下瘦”所展现出来的官场手段，就知道左宗棠根本是不善于搞政治手段的。
早在合力攻打太平军的时候，左宗棠就跟曾国藩闹翻了脸，从此以后湘系就再不可能是左宗棠的了。从太平天国后期开始，曾国藩就一直是诸多反动文人顶礼膜拜的偶像，一拨又一拨的人投入了曾国藩的门下，甘做曾府一幕宾随从，于是左宗棠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势单力孤的一方。再到后来，左宗棠又开罪了李鸿章，闹得水火不容，也就是说，他是给夹在了晚清社会两大顶梁柱之间，被前后两股势力挤占了政治空间，因此他也丧失了自己的政治舞台，也只有新疆这个逼仄的一角，才是他长吐一口气，挽起袖子施展自己才华的最好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