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再任军机大臣，白发尚且能饭
左宗棠再一次出任军机大臣，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和中法战争有关的，而中法开战，中间必然绕不开一个越南。
越南在当时是中国的一个藩臣国，一方面是作为大清抵御外侮的屏障，另一方面也受到清政府的保护。早在道光年间，法国人就看上了越南，不断派出传教士、探险队奔赴越南，伺机行事。咸丰八年，英法联军攻打津京，法国趁这个机会一举攻克了越南的交趾、昆仑岛、西贡三省。由于越南和中国的藩属关系，黑旗军将领刘永福率领部众援助越南，在同越南军联合之后，黑旗军在河内西郊大败法军，打死了法军安邺上尉，越南国王十分高兴，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消息传来，群情振奋，朝中一些主战派也奔走相告，希望朝廷尽快出兵，对法宣战。
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清政府对外作战，鲜有胜绩，因此很多大臣都持反对意见。很快，法国人凭借自己船坚炮利的优势，在1874年威逼越南国王签订了《构和同盟条约》，宣布越南为独立国，从而否定了越南与中国的藩属关系，也暗地里为自己掌控越南扫除了障碍。中国曾派出公使曾纪泽与法国交涉，但是法国屡屡推诿搪塞，丝毫没有诚意，中法关系日渐紧张。
当时朝中的主战派首推醇亲王奕。他跑去与恭亲王奕及其他军机大臣商讨抗法事宜的时候，虽然慷慨陈词，说得很涨提士气，但不料待他说完后，大臣们个个若有所思，都沉吟不语。甚至于主持军机处的恭亲王，也模棱两可，既不说战也不言和，态度极为暧昧。恭亲王的态度代表了朝廷的想法，这个时候，确实没有必胜的把握，打不赢就又要给人赔款割地，但是这个越南，很久以来就是国家的“友邦”，就这样看着被法国人霸占了，也不合适。因此是战是和，慈禧举棋不定。
而左宗棠对于这些洋人根本就没有妥协的意思，他立即上书，请彭玉麟以五只军舰、十只小兵轮加强两江、南洋防务，还从淮盐税中筹措了许多银两支给彭玉麟，叫他安心筹备军事。
1883年，左宗棠再次上书，指出法国人是“得陇望蜀”，主战之意溢于言表。他还派出王德榜，让他到湖南去招兵，以备前线调用。王德榜来到湖南，拉起左宗棠的大旗，称“左恪靖侯”，招募来的兵勇，也叫做“恪靖定边军”，很多人看到左宗棠的旗号，都慕名前来投军，几个月后，恪靖定边军开到广西南宁驻扎。
光绪九年，左宗棠生病，总督的职务交给了曾国荃来打理，他自己得到了四个月的假期。但是当他看到法军步步逼近，清政府欲罢不能，便自行取消了休假。此时朝廷也有了战心，对外宣战，就得起用左宗棠，于是慈禧颁下懿旨，令左宗棠赴京来见。
在此前，慈禧迫于舆论压力，命令广西巡抚徐延旭率军出镇南关，协助黑旗军作战，还同意了左宗棠的建议，派王德榜出关抗法。此外，她还从广西府库中拨出白银十万两，支给黑旗军，并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1400万法郎用做军费，还向德、美买来上万支快枪和120门钢炮，积极准备抗法。
但是前线的战事却并不如意，1883年底，法军攻打山西，结果原本应该驻守山西的云南巡抚唐炯跑到云南去了，大军群龙无首，山西失陷。1884年，法军又攻克了北宁，紧接着又占领了太原。
眼看战事不利，慈禧有些心慌了，在主和派首领李鸿章的劝言下，她又同意与法国人和谈。说到和谈，李鸿章就成了赴法谈判的不二人选。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和法国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其中协议主要有三：第一，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承认越南独立；第二，允许在中越边境开商埠；第三，撤回中国在越南的驻军。
当李鸿章和法国人签订条约的时候，左宗棠正在来京的路上，一听到这个消息，可把他气坏了，他立马向朝廷递了一份《时务说帖》，力劝对法开战，并要求亲赴中法战场领兵作战。左宗棠抵达北京，慈禧仍旧任命他为军机大臣，并管理神机营兵事。神机营是皇城禁军的主力部队，一律使用西洋火器，装备精良，战斗力远比地方军高。但是左宗棠这次来北京不是为了宿卫京师，更不是为了指挥这样一支火枪队的，他想要出兵抗法，所以得到这样的差事自然不会满意。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墨迹未干之时，法国人又开炮了。这一次，打的正是左宗棠苦心经营的福建造船厂。当时法国军舰在中国海域往来游弋，中国政府却严禁军人“率先开火”，违者虽胜必斩。这样，到了8月23日，法国军舰对停泊在马尾的福建水师发动突然袭击，中方一败涂地，福建造船厂也在敌方军舰的炮击之下化为一堆瓦砾，《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宣告破产。与此同时，农历6月28日，是光绪皇帝的寿辰，寿宴当日，左宗棠身心俱疲，没有给皇帝上寿，于是立马有人写本子弹劾左宗棠的“不敬”，还好有醇亲王奕譞保奏，慈禧也没有深究左宗棠的意思。这件事放到别人头上就是大罪，但放到左宗棠身上，也就这么过去了，算是一个小小的涟漪。8月26日，看到呼声越来越高，再想和谈也不大可能，于是在左宗棠、奕等人的一再恳请之下，慈禧太后终于决定对法宣战。左宗棠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敌前统帅的不二人选；9月7日，朝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9月15日，左宗棠正式离京南下，临行前，奕譞为他设酒壮行。《申报》也赞扬左宗棠说道：“左相以闽事吃紧，慷慨请行，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方之左名臣，曾多不让！”又有后人作挽联道：“决口不提和谈事，千秋独有左文襄！”
此时的左宗棠，已经是72岁高龄，长年累月的军旅生活、久经西北风沙的侵蚀，让他原本就不甚健壮的身体更加衰弱。早在一年前，他的左眼就失明了，但就是只有一只眼，左宗棠也敢和敌军一较高下。
12月14日，左宗棠抵达福州布防，一面搞防守，一面还要试图援助台湾清军，因为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之后，清政府丧失了制海权，台湾也被封锁了起来，守台驻军孤军奋战，粮食、军火都十分稀缺，情况很不乐观。由于沿海都有敌军的防线，大队人马开不过去，左宗棠就派王诗正带领恪靖军，趁天黑扮做渔民，偷偷溜进台湾。在恪靖军的支援下，法军屡次攻台都未能得手，只能转移目标，将重点放在了越南战场。这个时候，李鸿章密令淮军将领、驻守谅山要隘的潘鼎新“战胜不追，战败则退”，就此，清军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处处被动挨打，谅山、文渊皆尽失守。法国军队直指镇南关。
2.不败而败，枉送大好河山
这个时候，又一位白头将军出现了，他便是66岁的老将冯子材。由于法国人步步逼近，两广总督张之洞会同钦差办理广东防务的彭玉麟，合力保荐早已赋闲在家的前广西提督冯子材，令其赴镇南关布防。闻听抵御外侮，冯子材欣然应允，不顾年事已高，带上两个儿子，亲自率领部众赶到第一线，筑城、挖壕沟，等待敌军的到来。
1885年3月23日，法军一千余人，向镇南关发动了袭击，凭借一轮猛烈的炮击掩护，法国人抢占了小青山三座尚未完工的工事，冯子材大声喊道：“法军再入关，有何面目再见粤民？”清军将士抖擞精神，坚持不退，到了下午，援军相继赶到，清军占据了人数上的优势。夜色降临，双方在均无建树的情况下暂时停火休整，冯子材趁机飞书传令驻守扣波的五营精锐部队“萃军”，让其突袭法军左翼。24日清晨，法军指挥尼格里派出一支先锋队，试图偷袭大青山顶的战地，以此占据制高点，不巧的是，当日大雾弥漫，这帮法国士兵在这九转回环的大山里迷了路，不敢再往下走，便只能原路返回。与此同时，尼格里却以为偷袭成功，仍旧按照原计划开炮轰击清军阵地。待到炮击过后，法军以为得手，便趁势掩杀，不料冲到清军大寨门口，一员白发老将携二子跃墙杀出，手持长矛，目射神威，扬声大叫，此人正是冯子材！见主帅奋不顾身，清军将士也如狼似虎，一时间喊声四起，军心激奋，清军大开寨门冲出，与法军展开肉搏战。法国士兵用惯了火枪大炮，远远打起来，很是顺手，如果要是贴身肉搏，就绝对外行了。不久，先前抽调的五营“萃军”赶到，猛击敌军左翼，法军渐渐疲弱。左宗棠派出的王德榜也投入了战斗，他率领恪靖军抄袭了敌军后背，与敌军预备队缠斗成一团，还消灭了法军运输队，攻灭法军预备队之后，恪靖军又顺势攻击法军右翼，法军遭遇三面夹击，全面溃败，伤亡惨重，尼格里拼死突出包围，逃往文渊据守。
为了不给敌军喘息的机会，3月26日，清军猛攻文渊，守城法军早已是惊弓之鸟，初一交战，法军头目便中弹落马，尼格里奔走谅山固守，文渊敌军一哄而散，文渊光复。冯子材紧追不舍，一路追赶至谅山。谅山地势险要，要打下谅山，就得先攻克驱驴，尼格里在驱驴屯驻了大批兵力，企图将清军的攻势扼杀在萌芽之中。冯子材探明军情之后，决定明攻驱驴，出奇兵暗取谅山，于是派出部将杨瑞山率领部众趁夜埋伏谅山城外，相机行事。3月28日，清军大部队三路急攻驱驴，尼格里被一枪打中胸口，副将爱尔明加下令退军，慌乱之中，谅山守军砍断了浮桥，很多法军不得不泅水渡河，一部分法军被赶至河边围歼，还有一部分在泅水过程中淹死。29日清晨，杨瑞山趁乱冲入谅山大营，法军残部仓皇逃走，谅山随之收复。这一仗，便是赫赫有名的“镇南关大捷”，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清军少有的对外胜利。在外事不利的打击下，法国国内也爆发了内部骚乱，民众抗议呼声不断，茹费理内阁随之倒台。左宗棠听说镇南关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之后，也很得意，一面犒赏军士，一面想着给王德榜请功求赏。
但是，胜利的歌声还没有散尽，朝中就传来了议和的声音。主张议和的，还是李鸿章。李鸿章说，这个时候应该趁着我军大胜，法国士气低落的情况下避战请和，如此主动权在清政府手里，法国人才不会提出无理要求。4月4日，朝廷传下一道圣旨，下令停战撤军。远在军营的左宗棠听到这个消息又急又气，怎么刚打了个胜仗就停战呢？于是和张之洞、冯子材等一再上书，坚决反对议和，张之洞甚至为此拍下两千多字的电奏，反对请和。
这天，王德榜致电张之洞说：“去年朝廷发下严令，说如果谁敢提议和，就要谁的脑袋，如今总督大人何不上书请斩议和之人，斩杀求和者，必然朝野震恐，前线士气也为之一振，法军必破，越南收复也指日可待了。”张之洞听后，立马发电质问李鸿章道：“先前天子有言，说有敢议和者军法从事，如今谁提要同法国人议和？”李鸿章自知理亏，张、王二人咄咄逼人，他也不好承认自己就是那个议和的人，于是回电说自己只不过是“随同而已”，并且还对张之洞说，现在如果不见好就收，对全局是很不利的，一旦孤军深入，战局怎么发展就不好说了，现在严令各营停战撤兵，如果违令不从，产生变故，就“唯该督是问”。然而这一次，慈禧太后也觉得趁胜议和是最佳时机，任左宗棠等人再怎么反对，也都无济于事了。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双方握手言和。但是，这绝对不是一次真正的和谈，《中法新约》依然对法国有利。条约规定：第一，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第二，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允许法国商人在此居住并设领事；第三，降低中国云南、广西同越南边界的进出口税率；第四，以后中国如修筑铁路，都要向法国人协商办理。如此条款无疑是不能让热血男儿满意的，左宗棠气得破口大骂，说“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但是骂归骂，签约双方都画过押，盖上印章，法国公使也拍拍屁股光荣地回国复命去了，条约生效了，再怎么抗议，也都没有用了。脾气倔犟的左宗棠看到这则条约，气得当时就气血逆流，神志不清，昏迷了过去。
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不仅成为了中国外交史上的奇耻大辱，也激起了后来无数侵华者的狼子野心，使得神州大地成了被列强们分割的“待宰羔羊”，这一点与第一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如出一辙，如果说前者是开了列强武力入侵中国的先河，那么这一次中法条约的签订，就是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全部暴露了出来，完完全全地解除了豺狼们的后顾之忧，使得中国从此门户大开。左宗棠、冯子材等人因为力主抗争、忠心爱国而名垂书帛，万古流芳，李鸿章也因为这一次中法条约的签订而遭到了国人的指责唾骂，成了“卖国贼”、“软骨头”。
左宗棠这一次出任军机大臣，已经是走到了人生的余光渐尽的阶段了，虽两度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却始终不能施展拳脚，上一次是待了九个月，而这一次虽然领得圣谕抗击外敌，却更是遭到了“不败而败”的严重打击。说起左宗棠是晚清的一大重臣、朝廷股肱，却在这个时候屡屡不能得志，前途命运尽被别人掌握，也不能不说这是他人生的悲哀。或许左宗棠真的只能如此，有经天纬地之才和匡正寰宇的决心勇气，但却终究因为性格上的偏激固执而错失良机。
3.缠斗李鸿章，先赢后输气煞人
眼看着对法战争倒向了中国一方，但清政府却在李鸿章的带动下同法国人签订了不平等和约，罢兵言和，单从这一点看，虽然左宗棠对清政府是立下了赫赫功劳，可是在当时的政治地位上来讲，他依旧不及李鸿章。说来也是左宗棠的悲哀，就他的功绩，单是收复新疆这一片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就足以永垂不朽了，左宗棠也可以说是生活在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阴影之下。曾国藩被后世很多人称做晚清第一人，他平定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为大清中兴的第一人。况且，曾国藩对于朝廷的忠心耿耿，也无疑为自己平添了厚重的砝码，所以比不过这个湘系鼻祖，左宗棠没有什么好说的，况且左宗棠自己也是比较敬重曾国藩的，虽然他嘴上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但是从他给曾国藩的挽联上我们就可以略知一二。而且左宗棠为人骄狂，向来骄傲自大，但他称呼曾国藩还是比较得体的，他称对方为“涤生”，叫了一个号，虽然也没有用很尊敬的字眼，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左宗棠对于其他人一律直呼其名的做法时，就知道，其实左宗棠对于这个湘系老大还是非常尊敬的。然而，比不过“再造玄黄”的曾国藩，左宗棠也斗不了李鸿章。
曾国藩退出舞台之后，李鸿章逐渐上位，成为了翻云覆雨的二把手，中国之后三十年的历史大多都和他有脱不开的关系，李鸿章死后，慈禧太后甚至老泪纵横，在京师为李鸿章建祠纪念，是为清朝官员唯一一人。李鸿章称曾国藩为老师，可以说，左宗棠生活在这对师生的夹缝当中。他的官场生涯，也可以说成一半是和曾国藩的对立史，一半是和李鸿章的明争暗斗史。对于左宗棠和曾国藩的矛盾形成以及淡化，前文已有交代，不再赘述，那么他和李鸿章的矛盾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一点，依然和两人的性格有关系。
早在曾、左二人合力攻击太平军的时候，左宗棠和李鸿章的矛盾就渐渐开始萌芽了，当时曾国藩算是这些湘系文人中的老大，所有的湘湖子弟无不唯他马首是瞻；而左宗棠由于多年积攒下的人气、名望，在湘系之中也可以说是仅次于曾国藩的二号人物；而李鸿章则是精明干练，才华出众，在湘系将领中崭露头角，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人物。曾国藩是理所应当的老师，左宗棠资历老，但是李鸿章会做人，势头也很猛，被曾国藩称为“丁未四君子”之首。大家商讨军事、探讨时局，都少不了有意见相左的情况，可以说，左宗棠和李鸿章的矛盾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话说1864年，太平天国已经成了网中之鱼，清军正规绿营军、曾国藩的湘勇、左宗棠的楚军、李鸿章的淮勇，再加上杂七杂八的常胜军、常捷军，长枪短炮一齐指向了垂死挣扎的太平军。洪秀全此时早已是沉迷在自己的幻想当中不能自拔，闭目塞听，昏庸透顶了，还好有李秀成这个年轻有为的忠王为他出谋划策，打点事务。说起李秀成的用兵之道，在当时也是数一数二的，只是后来终究双拳难敌四手，他又没有最终拍板的权力，最后兵败被杀。
有了李秀成的苦心操办，曾氏兄弟在围攻天京时很吃力，朝廷就下诏书催促李鸿章携淮勇助战。李鸿章这个时候心里打起了小算盘，因为自己一直把曾国藩称做老师，曾又是湘系老大，这个时候湘军和太平军打得正是火星四溅，凭借湘军的势头，敌军覆灭只是时间问题，到最后曾国藩肯定会拿下天京。所以自己一旦举兵介入，一来会让曾国藩感觉很没面子，二来如果被认为抢功，那就更加不值了。有了这样的想法，任凭朝廷屡屡告知李鸿章，让他出兵合围天京，然而他都推辞不去，反而转头南下攻袭浙江，浙江在左宗棠楚军的攻打下早已无力再战，李鸿章大军一到，这里的太平天国势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到了7月，湘军用火药轰塌天京城墙数十丈，成功攻破天京城，曾家兄弟独成大功，一时间喜极而泣。事后，曾国藩握着李鸿章的手，对他说道：“我曾家兄弟的脸面，全是仰仗你才得以保全啊！”从此以后，李鸿章在曾国藩眼里，关系又进了一步。然而李鸿章把老师曾国藩哄高兴了，却点燃了左宗棠这个炸药桶，在左宗棠看来，李鸿章发兵浙江，完完全全就是看到自己把李世贤打得没有还手之力了，追身上来“补一刀”的，对于这样不耻的行径，左宗棠是绝对不能忍受的，于是他立即上奏参了李鸿章一本，状告此人“越境掠功”，然而李鸿章也不是吃素的，两人就你来我往，口舌相争。但说到底还是仗打赢了，天子龙颜大悦，挨个行赏，左、李二人都被封了“伯”，算是给两人作了和解。但是从此以后左宗棠和李鸿章的矛盾也就公开化了，以至于到了后来双方多互相攻击，寸步不让。说到底，和曾国藩闹僵、同李鸿章为敌，其实这也是和左宗棠的个人性格密不可分，左宗棠的坏脾气，一辈子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不论是诸多儒生眼中的“完人”曾国藩，还是朝廷支柱李鸿章，甚至于救过他命的郭嵩焘，他都一一开罪光了。以至于一些并没有很多瓜葛的人，也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政治旋涡中受到了牵连。
《清代野记》里就有这样一段记载，说是左宗棠随曾国藩办理军务的时候，曾在湖南招募楚军，其中有一个安徽桐城人，名叫陈万春，农户出身，没什么文化，但是他作战勇猛，不怕死，又有一身好力气，所以剿灭太平军、攻破捻军、平定回民暴乱时，这个人立了不少功劳，最后得了一个记名提督的职位，并赏穿黄马褂。但是记名提督和提督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只是个虚衔，后者才有实际意义，陈万春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又是汉人出身。据记载，清末因为军功被授记名提督的人有八千多，总兵更是上了两万，所以想要谋个实缺无异于天方夜谭，陈万春感觉自己在这里也混不出什么前程，就去向左宗棠辞行，打算回家。没想到刚说了几句，左宗棠就叫了起来：“回家？你的印子可比我的大好多呢！”原来朝廷已经任命陈万春为肃州挂印总兵了，只是公文刚到，陈万春还蒙在鼓里。这个挂印总兵比一般总兵高出一点，直接受皇帝节制，不归总督统领，因此左宗棠就开玩笑说这个印子比他的“还大”。陈万春是高高兴兴走马上任去了，可是左宗棠心里却起了疙瘩，他老早就给朝廷上过折子，举荐过肃州挂印总兵的人选，朝廷一直没有答应，而这新上任的陈万春不是他举荐的。所以，左宗棠就怀疑起来，陈万春斗大字不识一个，一定是投靠在李鸿章帐下才得保举的。于是，在随后的两年里，左宗棠没少给这个总兵大人脸色看，陈万春也在到任两年后称病回家了。
其实，陈万春当时能得到总兵这一个职位，并不是得到了李鸿章的保举，而是当时同治皇帝按着花名册选放外官，手上毛笔蘸墨太饱，一滴墨水滴在了陈万春的名字上面，天子出手，白纸黑字，改不了的，同治只能将错就错，说：“那就此人吧。”于是陈万春幸运地当上了肃州挂印总兵。只可惜在犬牙交错的政治角力当中，他又迅速地给大潮淹没了。陈万春的例子虽然算不上明显，但是从中依然可以嗅出李、左二人之间浓烈的硝烟味道。
和曾国藩的克己自省不同，李鸿章对待政敌就多了几分攻击性。左宗棠当年一纸状书差点要了曾国藩全家老小的命，但即便如此，曾国藩也只是八年不再理左宗棠而已，隐忍功力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但李鸿章就不一样了，他没有把自己当成“孔丘再世”，也不愿意去博取这个虚名，一旦到了斗争的时候，从来不妥协后退，必要时，还会耍耍手腕，将自己的政敌扳倒在地。在曾氏家族光华退尽之后的几十年里，李鸿章和左宗棠还有过几次重要的正面冲突，总结起来，可以说左宗棠是十战九胜，却在最后遭遇了垓下之战，被对手重重地摔倒在地。
在1868年两人联合剿捻的时候，双方就爆发了一次冲突，当时捻军首领张宗禹在李鸿章麾下部将刘铭传的穷追猛打之下翻身跳水，生死不明，李鸿章上报朝廷说捻军全军覆没。左宗棠却很较真，认为张宗禹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抓住这一点狠攻李鸿章，还派出人沿河打捞、搜捕。这一幕和当年曾国藩的“幼天王”事件十分相似，还好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李鸿章不是朝廷的隐患，也不是慈禧削弱的对象，天子论功行赏，两位大臣都得到了荣升，于是这件事也就这么过去了。虽然没有论罪，但是李鸿章还是给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回头愤愤不平地抱怨说，左宗棠就是曹操第二，心怀叵测，品行差极了！这一仗，算是李鸿章吃了亏。
到了1875年，慈禧太后的江山北有沙俄窥伺并占领伊犁，西北有阿古柏自立为王，东南有日本扰乱台湾，整片土地恰似给人团团围住，纷纷而来的外扰让统治者头疼不已。慈禧召集大臣展开廷议，按照李鸿章的意思，西北塞防可以放一放，将主要的财力、人力集中到东南海防，毕竟新疆人民穷困，土地贫瘠，没有动武的必要。而和他站在对立面的必然是左宗棠，左宗棠力主出兵西北，收复新疆。于是双方又是一场口舌较量，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按照常理，左宗棠的观点是很占理的，但是李鸿章精于宦海沉浮，很多官僚都倒向他的一边，甚至于左宗棠很看好的沈葆桢也赞同弃塞保海，所以李鸿章就占据了人数上的优势。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还得慈禧自己拍板。好在慈禧终究不敢背上葬送大片国土的罪名，思前想后，还是同意了出兵西北，并且准许左宗棠借外贷充做军费，讨伐阿古柏。当然李鸿章也给左宗棠架了一肘子：左宗棠出关，奏请抽调几支军队征战，分别是刘铭传的淮军部队、宋庆的豫军部队、张曜的嵩武军，这几支军队都算是劲旅，兵精将勇，行军打仗很有一套。可刘铭传是李鸿章的嫡系，到了最后，刘铭传称病不肯出征，宋庆也被李鸿章调回了河南，这样一来，就只有张曜的嵩武军随同左宗棠远征西北，左宗棠西征大军的实力被大大削弱了。但无论如何，从慈禧认定“海塞并举”这个结果上看，又是左宗棠赢了对手。
总体而言，二人之间的缠斗，李鸿章虽然在同僚当中支持率比较高，但是左宗棠凭借自己多年积攒下的清名，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认可，所以说在类似这样的事件当中，左宗棠几乎“逢战必胜”，还是占了不少便宜的。
但是若拼手腕，左宗棠却比不过李鸿章。到了1883年，李鸿章瞅准机会给了中国首富胡雪岩致命的一击，顺势扳倒了这个在中国商界风光了二十年的领军人物。胡雪岩一倒，就等于斩断了左宗棠的臂膀，要知道，自两人杭州城初相遇之后，胡雪岩帮助左宗棠贷款买粮，购置枪炮，帮了很多忙，如果没有胡雪岩的金元从旁接应，左宗棠的事业是远远不会达到这个高度的。胡雪岩出事的时候，左宗棠还被蒙在鼓里，待到胡雪岩给人抄了家，一切都已经成了定局，左宗棠也无力回天了。这一招“排左先排胡”等于一下子抽走了左宗棠的经济靠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左宗棠往后再想要筹钱，就远远不是一个“难”字了。李鸿章这一招，手段异常狠毒，斩断了左宗棠的经济支撑点，带走了左宗棠合作二十年的至交，把左宗棠气得浑身发抖。在李鸿章指控胡雪岩的状书里，还涉及到了左宗棠本人，状书里所述：胡雪岩在帮助西征大军借钱的时候，曾经私自提取出十多万两银子划归到自己的账下，左宗棠身为西征统帅，理应一并问罪。到了最后，胡雪岩家业全部被查抄，胡家从此一蹶不振。李鸿章这一次算是完胜对手，比起以往左宗棠取得的政治胜利，这次“倒胡”，真可以说是命中要害，而前面那些事端，仿佛都不值一提了。
紧接着，中法议和之际，李鸿章又把枪口对准了左宗棠的亲信部将王德榜、刘璈。他指示潘鼎新、刘铭传构陷上述二人，将他们除去兵权，流放充军。这个时候，左宗棠已经是74岁的高龄了，消息传来，左宗棠又急又气，拍案大叫，恨不得马上就为这两员爱将平反昭雪，不料随后又一道消息传来，李鸿章和法国人签订了和约，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左宗棠一听，顿时头重脚轻，眼前发黑。如果说扳倒胡雪岩，将王德榜、刘璈查办充军是斩了左宗棠的左膀右臂，那么这一次《中法新约》的签订，就等于是给了左宗棠致命的一击。左宗棠自己也知道，遭遇这一连串的打击，他也许是时日无多了。
4.风雨潇潇，病故福州
从西北回来之后，左宗棠的身体状况就越发糟糕了，晚年没了贤良淑德的爱妻周诒端，又接连失了两个女儿，再后来连膝下长子也失去了。家庭的变故和几十年前自己年幼时的情景多么相像啊：一开始居家十口人，三世同堂，左宗棠作为小儿子很受家人照顾疼爱，随后不久先是祖母杨氏病故，未几祖父左人锦也去世了，接着姐姐们陆续出嫁，大哥英年早逝，家中人丁迅速减少，十分冷清。到了左宗棠落户柳庄之后，两个夫人，再加上新添的四儿四女，左家香火又旺了起来，一家人也是和和睦睦，其乐融融，随后周夫人西去，次女孝琪、四女儿孝瑸、长子孝威，相继先他一步离世，自己长年在外做官、打仗，望着堂前来来回回追逐打闹的孙子孙女，难免心中少了很多初时的亲切贴心，仿佛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左家人一样。
此时左宗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了，从军机处被赶出来，到了两江总督的位子上，左宗棠常常遭遇头晕眼花的苦恼，他的听力也已经变得很差了，下属来汇报军情、请求指示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地扯着嗓子说话。而且，这个时候的左宗棠，依然改不了张嘴骂人的毛病，即便是后来远征西北的时候给曾国藩写信化解了隔膜，左宗棠对于曾国藩的偏见也依然没有随着时间消逝。他常常对部下说，自己和曾国藩失和，曾国藩要负七八分责任，而自己只占两三分责任。每回召集下属议事，左宗棠都要给这帮可怜的下属“上课”，而这个课程的内容一直都不曾改变，全都是对曾国藩的指责痛骂。就内容而言，这些话九成以上都是重复的，他也从来不管旁人是否听得进去。据史料记载，一次，江苏乡绅潘季玉因为地方公事前来总督府拜见左宗棠，谁想到还没等潘氏说上几句，左宗棠就照例破口大骂起曾国藩来，潘季玉根本无从插嘴，也就只好这么听着，直到差役见时候不早，端茶送客。到了第二天潘季玉再次去拜见左宗棠，但是情况和头天一样，他就只好再次这样听着，第二天又这样过去了。潘季玉心想，可能是老头子这两天正在气头上吧，于是隔了几天，再次求见左宗棠，没想到这次情况依然没有变，刚坐下不久，左宗棠就开口骂曾国藩，继而引出了李鸿章，再骂李鸿章，滔滔不绝，潘季玉始终没能插上嘴，而汇报地方上的事情，也就随之告吹了。
垂暮之际的左宗棠，不单单是逢人就痛骂曾国藩、李鸿章，还喜欢吹嘘自己在大西北的辉煌军功。常常是部下前来汇报工作，下面的人说，他听不大清楚，也不怎么过问，只是一个劲地夸耀、吹嘘自己西征的功劳，下属很尴尬，左宗棠却是一点没有感觉。时光不单耗尽了左宗棠的身体，也消磨掉了这个男人的无尽才华，风烛残年的左宗棠，在意识、思维上也不如从前，甚至常常跟不上别人的步伐，有时候部下好不容易插上嘴了，汇报两句工作，左宗棠却听不大明白了。
《中法新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左宗棠“徒患痰涌气喘诸症”，一时间神志昏迷，手脚抽搐不能稳坐，原本就很不好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到了第二天，他稍稍清醒一点了，便吃力地提起笔要给朝廷上折子，一个是《清专设海防全政大臣折》，一个是《台湾紧要请移福建巡抚镇摄折》。前者提出设立海防大臣，统一事权，以加强海防建设，后者建议福建巡抚进驻台湾，或者让台湾自成一省，由朝廷委派官员做巡抚。到最后，海防大臣没有设立，但是台湾建省被批准了，刘铭传成了台湾第一任巡抚。
左宗棠病重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紫禁城，慈禧太后有点伤感，她也知道这次议和之事让左宗棠恼恨交加，气血攻心了。1885年8月13日，朝廷传来上谕，准左宗棠回家安心调理病情，等身体好了再入京供职。但是左宗棠此时已经不能回家养病了，他的病情已经恶化，每天只能僵卧病榻，时而清醒，时而迷乱，还常常高呼：“娃儿们，出队！”就这样，左宗棠重病缠身，甚至不能回老家再看一眼，每想到此，左宗棠悲从中来，不免老泪纵横。就在这些天里，他也常常清醒过来，对旁人说：“这一次出征，没有能够攻破敌军，实在是我的遗憾！”9月4日，左宗棠知道自己已经是病入膏肓，时日无多了，这枚钦差大臣的关防大印，是皇帝亲自交到他手上的，自己不能回京交付，就只能托杨昌浚派人还送京师。到了这个时候，能不能还乡，再为祖先洒扫坟茔，已经不是左宗棠最为挂念的了。
第二天，福州城降下倾盆大雨，狂风四起，东北角的城墙随之传出一声巨响，轰隆一声崩塌数丈。左宗棠在这风雨交加之际回光返照，对身边的人口授遗折：“此次越南战事，是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而遗恨平生，死不瞑目。”最后这一句话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言罢，左宗棠心疼转加，含恨而终。消息传出，福州百姓奔走相告，痛哭流涕，江南江北的居民也都焚香祭奠，悼念左公。
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公元1885年9月5日，左宗棠病故于福州，终年74岁。
哀报传来时候，慈禧还没有从中法大战的阴影中走出来，近臣拿着电报，颤颤巍巍地上言，左宗棠病死福州。慈禧先是一惊，心中哀痛不已，随之发下上谕，追赠左宗棠为太傅，谥号“文襄”，赐银三千两治丧，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以及立功省份设立专祠拜祭。左宗棠一应生平事故，都交付国史馆，著书立传，流传后世。究其一生，自出白水洞入张亮基幕以来，左宗棠一生中共获得了七个顶级的头衔，分别是：二等恪靖侯、太傅、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一等轻骑都尉。
到了11月1日，左公灵柩自福州运抵长沙。待祭拜过后，安葬事宜也都办置妥当，1885年12月10日，左宗棠的遗体被葬于善化八都杨梅河柏竹村，即今日的长沙跳马区石门乡柏竹村，墓碑上刻有“皇清太傅大学士恪靖侯左文襄公墓”的字样。就这样，左宗棠这个叱咤中国政坛三十年的风云人物，伴着墓口的封闭，随同他那些未了的壮志豪情，都统统回归到了大地母亲的怀抱之中。
自1958年至“文革”期间，左宗棠的墓地遭到多次浩劫，很多人都只识得左宗棠是清朝高官，或者更有狭隘者直批左宗棠为地主阶级反动派，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块墓地也就不会得到保护了。1975年前后，一条战备公路途经跳马，将墓地一分为二，由于修桥铺路要耗费很多石料，一些墓地上的石头都被征用了。到了1977年，因为想要在当地修一座石桥，地方公社决定就在左墓取材，墓园里的石人石马，包括左宗棠的雕像，尽被拆毁。最让人心痛的是，一些盗墓者打开了左宗棠的棺木，试图在这个集众多头衔于一身的晚清大臣身上寻求金银财宝，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左宗棠一生清廉，并没有什么金银随同下葬。东晋葛洪在他的《抱朴子》中说“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但在左宗棠的遗体上，只是口中含了一块玉石。当时守墓的人叫做黄志清，其母信佛行善，她对儿子说：“左宗棠是清朝大官，有功于国家，如今抛尸露骨，怕是阴魂不散啊！你快去把土平了，尸骨重新掩埋，再磕几个头！”黄志清照着母亲的吩咐，将左宗棠尸骨拾回，重新埋葬。后来，长沙市政府拨款，于1985年重修了左宗棠墓，并在当年11月举行了修复落成及左公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仪式，如今再游长沙左公墓，上面的刻字已经和初时不同了，现在是“清太傅大学士恪靖侯左文襄公之墓”。少了一个“皇”字，多了一个“之”字。1996年底，湖南省人民政府将左宗棠墓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的左宗棠墓已经对外开放，成千上万的焚香拜祭之人往来不绝，每逢节假时分，慕名而来的游客更是摩肩接踵。
尘归尘，土归土，逝者已矣，如今左宗棠归葬大地，同尘土混合一体，我们驻足那一片片热血涌动的土地之上，是不是也能隐约触摸到那一滴滴壮志未酬身先死的英雄泪呢？观其一生，既有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光辉事迹，也有滥行杀伐的历史污点，用军旅作家陈明福老师的话来说，左公一生行事，“十功三过”。
距左公去世，至今已经一百二十多年了，所谓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这相隔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霜雨雪，吹打在我们这些后来者的脸上，依然映射出左宗棠当年抬棺出战、视死如归的壮志豪情，那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也激励着无数的后来者，令人血脉贲张，精神倍增。环顾左墓，松柏苍苍，捧起一香土，默祝左公安好，愿其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与世长存，永世不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