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先驱，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他就教育问题发表的大量言论著述，视野开阔，精辟深刻，代表了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揭示教育落后根源
严复留英期间，着意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中西文化异同的比较分析。他不但倡导西学、新学，而且从更高的层次上揭示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实质内涵。他说：“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在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在他看来，中西文化之种种不同，根源于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及人类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认识分歧。它主要反映在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学术以至于社会风俗、价值观念等领域。他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这段话道出了中西文化差异的实质内涵，它向人们提供了一条抓住本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新思路，给人们以巨大的启蒙作用，使中西文化的争论赋予科学形态。
谈到教育，严复认为：“今之教育，……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统新故，即融合古今；苞中外，即兼取中西。也就是说，教育问题应放在古今中外的文化视野中考察、把握。他认为学习西方教育，不能停留在制度的模仿上，而应探索制约教育发展的社会文化机制的影响和转移，并从思想、观念、心理的层次进行综合考察。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教育问题，与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念、社会生活习俗，与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有着全面的内在联系。严复的这些论断，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开拓者的足迹。
实施科学教育
严复受进化论的思想影响很深，在赫胥黎的《进化论与理学》出版的第二年，严复即着手翻译，并以《天演论》之名出版。《天演论》的出版给人们带来一种全新的观察自然、认识社会的理论武器。“天演”的规律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与万物都在这个规律中运转。那么，人就不能消极等待，而应该积极进取，否则就会被社会所淘汰。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定是“且演且进”、“后胜于今”。这些耳目一新的思想，给处于危难之机的中国人民以觉醒，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的主旋律。
受此影响，严复把进化论思想应用于教育。他认为，世界各国竞争激烈，要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最重要的在于改善和提高国民素质。而做到这一点，必须从教育入手，从教育内容和治学方法上予以革新。因此，他认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应是科学知识的传授学习，教育、教学、治学过程应以科学方法论为依据。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的格致之学，并指出，“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严复痛斥八股取士之害在于使“天下无人才”，在于“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他反对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他认为洋务派的“西学”没有抓住西学的实质命脉，只不过是学习枪炮、机器等西学的皮毛，而西学的命脉在于它的治学方法。他反对当时的空疏无补实际的“汉学”、“陆王心学”；反对“师心自用”、“强物就我”等主观片面、令人僵化的治学方法；反对凡事不求甚解的盲目崇古；反对凡事“必求古训”不求创新的学习态度。他指出，中国封建主义的旧学和传统教育的种种弊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问题出在不从客观事实的观察和归纳出发，也不用客观事实去检验它的是非曲直。做学问“皆在文字诸素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一切皆资于耳食，但服膺于古人之成训，或同时流俗所传言，而未尝亲为观察调查”。他认为，西方科学家做学问的基本精神是实与用，根据客观事实探索真理，贯彻学以致用的原则；而中国传统的做学问的方法是读死书而“穷理”，在训诂注疏上空耗精力。因此，他认为，学习西学的崇实精神，转变落后的文化观念，才是出路之所在。他主张“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的科学研究方法；主张西方重实证重内籀的思维方式；主张“先物理后而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的治学方法。
严复认为学校应是培养专门知识人才的场所，科学知识的传授应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要想兴旺发达，必依赖于科学。因此，他主张“中国此后教育，在宜着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沉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于图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
严复非常重视科技专门人才的培养，重视科学知识的传授学习。他在一定程度上朦胧地意识到科学技术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对改变封建专制政体所具有的潜在能力，意识到科学知识对人类发展的巨大教育功能，这是他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独特贡献。
构建新文化教育体系
《原强》是严复重要教育论文之一，“原强”就是探求国家富强的根本。他把人才教育看成是自强之本，国家的盛衰强弱取决于国民的素质。而衡量国民素质的高低有三个要素，即“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而此三者全赖教育”；“是以讲教育者，其事常分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并重……不佞以为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而中国累弱积贫的根源在于民力已羸、民智已卑、民德已薄，因此，要拯救中国，不能依靠旧的法制，也不能单靠洋务，必须依靠体育、智育、德育。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民力、民智、民德，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严复认为，国家的富强是以国民的手足体力为基础的，“鼓民力”就是培养人民强健的身体，为此必须革除旧礼俗，严禁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开民智”是国家富强之源，西方国家之所以进步繁荣，是因为他们重视民智开发，提倡科学。因此，要开民智，必须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近代自然科学，学习西方重实证重内籀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剔除“盲目崇古”、“训诂注疏”的学习方法。“新民德”是富国图强之道，即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来代替封建宗法制度的伦理道德，废除专制，实行君主立宪。培养国民对国家“深私至爱”，增进国民道德，使之能同力合志、联成一气、抗御外侮。为此，就必须给人民以自由、权利，培养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主思想观念。
严复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明确论证了德智体三育的关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培养青年一代的基本教育内容。这不仅洋溢着浓厚的反封建的战斗气息，而且具有鲜明的近代教育理论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