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天的谈判，诸位可以看出我方的合作诚意，然而贵方开出的单价，实在是太高了。我相信，按我为对方开的价，一定能从台湾或香港买到同样质量的产品。当然，我并未想去别的地方采购，但最起码我们从贵方的进货价不能比别的地方高得太多。”
这番婉转的以“感情”和“利害关系”为手段的话，很具有说服力，并暗含着若对方再不答应，他便和其他厂商合作的威胁之意，日方不得不慎重考虑。
(3)适当的时候就用“最后通牒”法。
“现在，我方再作一重大让步，那就是1720日元这个数。在价格上我这方面已完成了这份合同，以后就看贵公司的态度了。现在我们先回饭店准备回国事宜，请贵方认真考虑，两小时后我们静听贵方的佳音。”
说完，乔费尔和两位律师站了起来。日方公司的总经理赶忙打圆场，表示何必那么着急，但却被乔费尔以微笑而坚决的态度婉言拒绝了。显然，他下了不惜前功尽弃的赌注。
其实这又是一个基本谈判技巧，乔费尔正是以借回国名义发出“最后通牒”，以图打开僵局。当然，三洋公司是否同意，完全取决于自己，并无什么真正的威胁。但乔费尔的话表明了他决不让步的态度，从而给对方造成压力，若再不答应，谈判就可能破裂，从而被迫让步。
结果，日方果然又中了计，两小时后，三洋公司的常务董事说：
“先生的价格我方基本接受了，但能不能再增加一点儿？”
乔费尔沉默许久，掏出计算器按了一会儿，终于又拿起合同，将先前的数字改为1740日元，然后微笑地说：
“这20日元算是我个人送给贵公司的优惠吧。”
(4)节外生枝依然大功告成。
在合同签订后的三年中，双方的交易似乎很顺利，但突然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纠纷，美国的S公司声称三洋公司的产品与该公司的产品颇为相似，于是乔费尔迅速派律师做了调查。
原来，三洋公司曾为S公司制作过一批时钟，乔费尔的产品正是以那批产品为蓝本略作修改制造的，自然十分酷似。因此，S公司一方面要求乔费尔立即停止钟表销售，另一方面又要求得到10万美元的赔偿。
但三洋公司对此事件的态度却十分消极，一直拖了4个月未作明确答复。于是，乔费尔只好停止了钟表销售，并答复S公司，请他们直接与三洋公司协商处理此事。
这件事的麻烦自然在三洋公司，但由于三洋公司的态度，引发了乔费尔拒付拖欠三洋公司的2亿日元的货款。
于是，三洋公司气势汹汹地来找乔费尔，他们认为盗用钟表款式是一回事，乔费尔的欠款又是另一回事。但乔费尔却认为，三洋公司的行为使他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名誉上都蒙受了巨大损失，理应由三洋公司赔偿。乔费尔的话当然有其合理性，因为三洋公司毕竟是把稍加改动的同一产品卖给了两家公司，自然算是一种欺骗行为，并严重地损害了乔费尔的利益。
双方又扯皮一段时间，仍无实质性进展，直到某一天，三洋公司给乔费尔打去电话，声称他们决定向大阪法院提出诉讼。
乔费尔的律师做了回答：
“是吗？恐怕不久您就会明白这种诉讼毫无意义。”
“首先，在日本法院向荷兰公司提起诉讼必须经过繁杂的手续。您得先向日本法院提出起诉状，由日本法院呈到日本外交部，再由日本外交部转呈荷兰外交部，然后再送到荷兰法院，最后才由荷兰法院通知乔费尔应诉，光是中间传递起诉书就得至少半年时间，等打完了官司大概得好几年。即使是官司打完了，日本法院的判决在荷兰也形同废纸。”
其实，三洋公司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不久带了一位律师去了乔费尔的日本律师处，扬言要去荷兰打官司。
乔费尔的律师不慌不忙地说：“合同书上规定了以大阪法院为惟一裁决所，所以即使您到了荷兰，恐怕荷兰的法院也不会受理。”
“这岂不太荒唐了吗？”三洋公司的总经理气急败坏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律师。
“这种可能性很大。”那位律师坦白地承认。
时间又过了三个月，法院没有丝毫动静，三洋公司的总经理这才明白中了乔费尔的圈套。但他仍不灰心，考虑只要能够诉诸法律，一定会对自己有利，因此一直不愿意私下和解，双方你来我往地频发电传，却毫无进展。眼见这种情况，于是乔费尔的律师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
“总经理，就算我对法律条款的理解有错误，假设日本法院的判决在荷兰同样有效，贵公司依然无法在乔费尔那里得到一分钱。也许您也知道，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税收极重，所以许多人便到税收较轻的荷兰办起了‘皮包公司’。这些公司的一切都装在老板的皮包里，没有任何实际资产。乔费尔的公司也是荷兰的皮包公司，公司的钱放在哪里只有乔费尔知道。或许放在瑞士银行……”
这下可击败了三洋公司的总经理，毫无办法，只能听凭乔费尔的摆布。最后，双方商定由乔费尔付三洋公司4000万日元的欠款，其余1．6亿日元的欠款抵作赔偿金。无疑乔费尔取得了绝对胜利，三年前的圈套终于实现。
拓宽自己得视野
阿尔温？托夫勒是美国着名的未来学家，1928年出生在美国布鲁克林一个波兰犹太移民的商人家庭。1970年，托夫勒发表了《未来冲击》一书，在美国各界和世界各地引起了巨大反响。1980年他的第二部成名着作《第三次浪潮》出版后，很快被译成30多种文字。托夫勒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从而在国际上出了名。他曾会见了许多国家的元首和世界知名人士。在罗马尼亚，他曾同齐奥塞斯库一起度过了好几个小时；在加拿大，他会见了特鲁多；在澳大利亚，他会见了惠特拉姆；在日本，他会见了铃木；在印度，他会见了英迪拉？甘地。1983年初，他曾来中国访问过。
这样一位蜚声全球的未来学家，他的生活道路是怎样的呢？
托夫勒从小就爱写东西，对社会问题和政治变革也感兴趣。
1949年，他从纽约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工厂当了工人。托夫勒为什么选择了当工人这条道路？他自己说：“我去工厂是出于多种动机……我的部分动机是心理上的--年轻人要摆脱家庭，想见见世面的那股冲动。我还有文学创作上的动机……梦想日后写一部有关工人阶级生活的伟大作品。”
托夫勒在工厂工作了5年，在此期间，他开过车床，在钢铁铸造车间当过铸造工，在汽车装卸线上当过装卸工，开过铲车，给自行车、汽车、卡车喷过漆……托夫勒说：“我在工厂里学到的东西不比在课堂上学到的少。我确实发现许多工人非常聪明机智、正直、富于幽默感。我也学到许多有关英语的知识--怎样写出使那些没有得过博士学位的人也能看懂的文章。我发现，写好通俗散文，要比运用学究式语言写材料，难度更大。”在当工人期间，他曾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和政论性文章，但均未能发表。后来，他转到一家焊接业的杂志出版社，才真正开始了写作生涯。不久，托夫勒相继担任劳工报记者和宾夕法尼亚日报记者。他在宾夕法尼亚日报社工作了3年，负责报道白宫和国会活动，同时给几家杂志社撰稿，报道和评论有关企业关系、经济、工会和劳动条件等方面的问题。1959年，托夫勒离开华盛顿，担任《幸福》杂志的劳工专栏的作家，写过很多关于汽车工业和其他工业的调查分析文章，还写过对美国学术界经济情况的长篇论述。两年后，托夫勒又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教育设施实验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做过咨询工作。
托夫勒最初是写有关技术方面和反对文化上的贵族主义方面的文章的，后来，他转向研究未来。这个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托夫勒谈到两个重要原因。他说：“……早期我在华盛顿……作为记者，我得出这样的结论：重大的社会和技术变革正改变美国社会的正统，但我们的政府的眼睛是向后看的，很少关心未来，似乎不能预见甚至是一些最根本性的变化。政客们的眼光很少超越下届竞选以外的范围。这使我想到关于时代和时代的眼光……”他还说：“我的妻子和我在1963年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苏尔兹伯格美国研究讨论会。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生活了一段时间。这段经历使我们的思想起了变化。我不再单纯从一种北美的观点去看待事物了。”“事实上，《未来冲击》是从一种多国或者世界读者的立场、观点来写的，《第三次浪潮》更是这样的。这本书的内容，所选的事例都考虑到了这点。”
托夫勒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是怎样构思出三次浪潮这一观念，或者说，他的思辨之道又是怎样的呢？他为了写书，收集了大量资料，但是，他是怎样从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材料当中理出头绪来的呢？
托夫勒说：“真正的办法，是要有预感；换个较文雅的词，就是要：有‘直觉’……办事要靠内在感觉，人人如此，但是，又不能光靠这个……碰上一大批资料，大脑就塑造出一个模式--实际上是各种各样的模式--来帮助我们理出眉目，再进行处置；也就是去弄懂这些资料。”“……模式不仅往往是朦胧的，而且也不必像科学上用的模式那样严谨、精确；为了妙笔生花，有时候就顾不得模式本身的框架了，或者要调整一下，尽管这样，模式总是有的，而且往往很复杂。”
那么，托夫勒是怎样着手建立模式的呢？
他说：“这种问题谁也讲不透，因为构思模式的时候往往是有点无意识，何况免不了有很多表面上觉察不到的假设。撇开这些不谈，我一般先从研究的笔记和材料着手--别忘了，可有一大堆呢，这可能是苦读5年书，或者花了更长时间积累起来的。我什么都谈：技术杂志，外国报纸，学术论文，信件，统计摘要，国外来的报道等；小说、电影、诗歌，也让我开眼界；此外，还有采访专家的书面记录；各行各业的专家都有，还有经济、军事战略方面的，也有机器人、音乐、抚养孩子方面的……我先把全部材料打乱，再重新整理，分类，探讨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其他关系。我一般让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自生自长，它是从材料里引申出来的。有了模式以后，还会搜集到别的研究材料，让它们或者和模式吻合，要不就要对模式加以调整、补充、限定，也有可能原来的模式根本不适用了。有时候我用相反的办法，先搞个临时性的模式，再进行研究，根据资料来修改模式。”
托夫勒是怎样形成他的“第三次浪潮”的模式的呢？他说：“我先有个不完整的社会变革和社会结构的模式，一面写，模式也越来越详尽，越来越完备。我研究社会变革的时候，先有个假设，那就是：社会事件、社会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都有内在联系；……经济变革必然引起家庭生活、能源、生态体系的变革，这几方面都是互相挂钩的，一个个复杂的反馈环节把它们连在一起。所以，我专门注意研究内在联系。我的出发点也有另一个假设：推动历史的决不是一股力量，可以说是许多股力量或趋势汇合起来影响了历史的发展，重大变革就是由它们造成的。不过，模式的流动性也很大。社会上各种成分出现时，我们可以靠模式去认识它们。把它们看成互有联系，互相促进的变革浪潮的一部分，所以我才用‘浪潮’来作比喻。”“‘社会浪潮论’让我们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变化过程，而不是把历史当作依次而来的一个个‘阶段’，好像每个阶段只是一张静止的图片。同一社会在同一时候不止经历一种浪潮。所以，我们不把社会看成一元的，而是把它设想成由许多同时发出的运动，也就是互有牵连的变革浪潮所构成的，不同的社会可以它们内部第一、第二、第三浪潮各种成分所占的比重来作比较，以各种浪潮不同的变化速度来作比较。浪潮模式立足于变化过程，而不能光看结构。”
认定目标，走自己的路；开阔视野，从更高的角度、更广阔的范围来考虑问题，广泛积累，才能成就开创性的事业。
银行贷款的学问
一位犹太人走进银行贷款部，大模大样地坐了下来。
“请问先生，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效劳吗？”经理一边小心翼翼询问，一边打量着来人的穿着：名贵的西服，高档的皮鞋，昂贵的手表，还有镶宝石的领带夹子……
“我想借点钱。”
“您想借多少？”
“1美元。”
“只借1美元？”经理惊讶得张大了嘴巴。“难道他在试探我们的工作质量和服务效率？”于是便装出高兴的样子说：“只要有担保，无论借多少，都可以。”
“好吧，”犹太人由豪华皮包里取出一大堆股票、国债及其他债券放在经理的办公桌上，“这些做担保可以吗？”
经理清点了一下：“先生，总共50万美元，足够了。不过先生，您真的只借1美元吗？”
“是的。”犹太人面无表情。
“好吧，年息6％，1年后归还，我们就把这些股票和证券还给您……”
“谢谢！”犹太富豪办理完手续，起身离去。
一直冷眼旁观的银行行长从后面追了上去，“我是这家银行的行长，我实在弄不懂，您拥有50万美元的证券，怎么只借1美元呢？”
“既然您如此热情，我不妨把实情告诉您，我是到这儿办件事的，可这些票证放在身上不太安全，而几家金库的保险箱租金又太昂贵了。所以嘛，就把它们以担保形式存放在贵行，而这最多也不过交6美分的利息……”
良好的思维能帮助你更好地发挥你的潜能，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