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伯利亚地区的土著原本就被俄国杀光了，而且原来的俄国人在中国军队到达的时候跑的跑，没跑的及的后来也被驱逐了，可以说这里只有中国军队，连中国的平民都没有，军队清理了所有人，后来军队只要看见人就射杀，因为这肯定是间谍，所以苏军压根就获得不了中国军队有关的任何情报，加上空军一直在持续性的轰炸。
开战之始苏军根本没有反映过来，等中国大军冲向他们的阵地，反映已经来不及了。
西伯利亚及其寒冷，苏军此时连吃饭都不能吃饱，其他的什么的就更是缺乏，更别说什么防冻油之类的东西，很多苏军勉强出来迎击中国军队，但是他们很多人的枪被冻的发干，上面结了冰，缺少防冻油的枪支很多都哑火了。
中国军队势不可挡，很快就消灭了他们，战斗的轻松程度让原本非常担心的白崇禧等人眉开眼笑，他们一直担心在严寒中进攻会重蹈德军在莫斯科的覆辙，但是此刻却没有。
西伯利亚军团很快越过了鄂毕河，他们一部分继续跟据守在城镇的苏军激战，一部分则直接杀向乌拉尔山方向或者向南进攻。
在西伯利亚军团进攻的同时，社会党军团也在朱德彪等人的指挥下杀向中亚，此刻他们没有在手下留情，而是神挡杀人、佛挡弑佛。
两军进攻的非常顺利，苏军还没来得及作出有效反映，阵地就被攻破，无数的坦克装甲车和步兵冲向他们，同时天空中不但有战斗机和轰炸机，还有直升机，直升机上面搭载的特种部队让苏军最为头疼，这些部队火力强大，而且直升机可以随时降落在任何地方。
很多时候直升机会直接降落在苏军的阵地上，这往往让苏军措手不及，尤其是夜晚更是如此。
28日很快就过去了，这次进攻的部队推进最远的已经有近百公里，他们的作用不是战斗，而是尽量的深入苏军的腹地，如果在他们后面的苏军得知他们的后入快要被切断，那么这些苏军必然会军心大乱而无心作战，从而导致溃退。
事实上苏军此刻就是这种情况，白天在中国军队的攻击下他们据守起来，但是一到晚上他们就立即突围了，死守只有死路一条。
其实让苏军作出这样的决定的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大多数人的家人已经死的差不多了，不是饿死了就是冻死了，为国家而战，这个国家已经不行了。
当初斯大林的大清洗让苏联人无比的痛恨，但是在这个到处是警察和克格勃的国家，他们只要稍微露出一点不满就会被警察或者克格勃带走，因此他们只能将怨恨埋藏在心中。
苏德战争爆发后，这些人的爱国热情被激发，内部再怎么样也是内部的事情，但是你德国人来打我们，我们就不乐意了。
所以怀着无比的激情，加上斯大林的投降、逃跑全家流放的恐怖政策，苏军所有人奋勇争先，还真的把德国这股洪水猛兽堵住了，所有的不满全部发泄在了德国人身上。
但是今天，在中德的夹击之下，苏联控制的领土虽然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一个大国，但是大多数已经成为了废墟，而苏联人也在严冬的饥寒交迫中死去，其中就包括这些人的家人，美国人压根就没有办法养活数千万的苏联人。
家人一死，国家也守不住了，他们从此就要为自己而活，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只有突围逃跑一条路可以走。
现在中国军队大举进攻，到处乱成一片，上层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里还有功夫来处理他们这些逃兵呢。
在寒冬，只要摧毁了敌人的补给，这些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不是死于严寒就是死于饥饿，王汉章明白这一点，中国军队都明白，所以空军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苏军控制下的地方轰炸，在停止攻击的三个月当中，美国援助了苏军2000多架飞机度被消耗一空，到了后面是美国人有飞机，而苏军没有飞行员。
所以此刻中国空军此刻就跟飞在自家的天空中一样，苏军在轰炸之下根本无法集结起有效的兵力阻击中国军队。
不过进攻新西伯利亚工业区的陈诚部可就没有那么的幸运，尽管这里的建筑基本上被炸毁，但是苏军凭借他们的顽强，依靠密集的城市，将下水道等改造成了无数的地下堡垒，因此陈诚部的进攻并不顺利。
在新西伯利亚工业地带，苏军有60多万大军龟缩了废墟一般的城市内，他们是铁了心死守不出，将中国军队拖死在这里。
指挥这里的军队的是崔可夫元帅，1900年2月12日，崔可夫出生在俄国图拉省一个叫做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村的农民家庭里。家庭的贫困，使他在12岁那年就离家出走，来到彼得堡挣钱糊口，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崔可夫在彼得堡做工的工厂叫彼得?萨韦利耶夫工厂，位于彼得堡市中心，专门制造马剌。这一时期的俄国正处于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社会主义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夜，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崔可夫在工人中，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他的两个哥哥服役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中，他大量接触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思想。
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看到了许多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和传单，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宣言里所说的深奥的理论，但我深深地懂得：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枷锁，而他们将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中将起决定性作用，”
1917年在喀琅施塔得水雷手中队当见习水兵。1918年春，崔可夫在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变革之后，进入红军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成为第一期学员。在训练班，崔可夫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军事素质有极大的提高。令他难忘的是，1918年7月2日，列宁来到军事训练班，并发表了演说。能亲眼看到革命的领袖列宁，并聆听他的讲话，令崔可夫激动不已。
在军事训练班，崔可夫第一次参加了保卫新生革命政权的战斗，平定了莫斯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布尔什维克起义。这次战斗很快就结束了。然而，新生红色政权所面临的国内不甘心失败的政府军反扑、武装干涉的严峻形势，促使崔可夫投身到更为广阔的战场和更加激烈的战斗中去。
从军事训练班毕业后，崔可夫参加了国内战争，在南方面军任副连长。1918年11月和1919年5月先后在东方面军和西方面军第2集团军第28师第40团任副团长、团长。在1919年春天，他率部参加了粉碎高尔察克政府军的战斗，并于5月初击退了高尔察克的进攻。由于崔可夫在战斗中的出色表现，5月4日，他被接受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粉碎高尔察克匪帮后，崔可夫被调往西方面军任团长，参加了对波兰政府军的战斗。由于作战英勇，崔可夫在这一时期荣获两枚红旗勋章。
平息国内外的武装干涉后，崔可夫于1925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结束学业后，他于1927年来到中国，任驻中国军事顾问。1929年回国后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处长。1932年9月任首长进修班主任。1936年，崔可夫进入工农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速成班学习。毕业后，于同年12月任机械化旅旅长。1938年4月任步兵第5军军长。1938年7日起，他先后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博布鲁伊斯克集团军级集群司令员、第4集团军司令员，并指挥集团军参加了解放西白俄罗斯的进军。1939—1940年，苏芬战争时期，崔可夫担任第9集团军司令员，指挥部队参加了战斗，不过被芬兰军队打的落花流水，因此被解职。
1940年12月，东亚方面的国际局势日益紧张，日本已吞并了大半个中国，并在北上进攻苏联和南下同英美开战之间举棋不定。在这种情况下，熟悉中国情况并在中国工作过的崔可夫再一次被派到中国，任驻中国武官和军事总顾问，直到1942年3月奉召回国。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此时，崔可夫正在中国，他密切注意着苏德战场的形势发展。随着德军一路东进，攻陷明斯克、占领基辅、夺取斯摩棱斯克，直逼莫斯科城下，列宁格勒陷入重围，崔可夫的心情十分沉重。他的心已飞回了苏联，渴望投入到保卫苏联的战斗中去。
1942年3月，崔可夫从遥远的中国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莫斯科。崔可夫汇报了在中国的工作之后，就坚决要求：“上前线。”5月，崔可夫被任命为配置在图拉地区的预备队第1集团军副司令员。司令员还没有任命，指挥部队的责任完全落在崔可夫的身上。
王汉章对于这个家伙熟习的原因是后世，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暴发，时任国防部长助理的崔可夫主张“一劳永逸的打击中国”，甚至准备发射携带核弹头的远程导弹，，对中国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攻击”最终由于担心中国的大规模反击未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