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坊们的挤眉弄眼，窃窃私语，无形中给胡玉音夫妇造成一种压力，一种惶恐气氛。这可把胡玉音急坏了，也把她男人黎桂桂吓懵了。桂桂脸色呆滞，吃早饭时连碗都不想端了。难怪政治家们把舆论当武器，要办一件事总是先造舆论，放风声。
“祖宗爷！人家的男人像屋柱子，天塌下来撑得起！我们家里一有点事，你就连个女人都不如，碗筷都拿不起？”胡玉音对自己不中用的男人又恼又气又恨。
“玉音，我、我们恐怕原先就没想到，新社会，不兴私人起楼屋。土改前几年，不是也有些新发户紧穿省用，捆紧裤带买田买土买山场，后来划成了地主、富农……”桂桂眼睛里充满了惊恐，疑俱地说。
“依你看，我们该哪样办？”胡玉音咬了咬牙关，问。
“趁着工作组还没有找上门来，我们赶快想法子把这新楼屋脱手……哪怕贱卖个三、两百块钱……我们只有住这烂木板屋的命……”桂桂目光躲躲闪闪地说。
“放屁！没得出息的东西！”胡玉音听完男人的主意，火冒三丈，手里的筷子头直戳了过去，在男人的额头上戳出了两点红印。“地主富农是收租放债、雇长工搞剥削！你当屠户剥削了哪个？我卖米豆腐剥削了哪个？卖新屋！只有住烂木板屋的命！亏你个男人家讲得出口！抓死抓活，推米浆磨把子都捏小了，做米豆腐锅底都抓穿了，手指头都抓短了，你张口就是卖新屋！天呀，人家的男人天下都打得来，我家男人连栋新屋都守不住……”
黎桂桂伸手摸了摸额头，额头上的两个筷子头印子沁出了细细的血珠子。胡玉音含着眼泪，这才发觉，自己气头子上没轻没重……鬼打起，听到点风声，遇上点事，自己也发了癫啰，人都不抵钱了！她和桂桂结婚八年了，还没起过高腔红过脸。由于没有生育，她把女人的一腔母爱都倾注在男人身上，连男人的软弱怕事，都滋长了她对他袒护、怜爱的情感。桂桂既是她丈夫，又是她兄弟，有时还荒唐地觉得是自己的崽娃……可如今，把男人的额头都戳出了血！她赶忙放下碗筷，站起身子绕过去，双手捧住了桂桂的头：“你呀，蠢东西，就连痛都不晓得喊一声。”
桂桂非但没有发气，反而把脑壳靠在她的胸脯上：“又不大痛。玉音，卖新楼屋，我不过随便讲讲，还是你拿定见……反正我听你的，你哪样办我就哪样办。你就是我的家，我的屋……只要你在，我就什么都不怕……真的，当叫花子讨吃，都不怕……”
胡玉音紧紧搂着男人，就像要护着男人免受一股看不见的恶势力的欺凌，她不觉地就落下泪来。是的，一个摆小摊子为业的乡下女人的世界就这么一点大，她是男人的命，男人也是她的命。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活着，也是为了这个才紧吃苦做，劳碌奔波。
“玉音，你不要以为我总是老鼠胆子……其实，我胆子不小。如果为了我们的新楼屋，你喊我去杀了哪个，我就操起杀猪刀……我的手操惯了刀，力气蛮足……”桂桂闭着眼睛像在做梦似的咕咕哝哝，竟然说出这种无法无天的话来。
胡玉音赶紧捂住了桂桂的嘴巴：“要死了！看看你都讲了些什么疯话！这号事，连想想都有罪过，亏你还讲得出……”说着，背过身子去擦眼泪。
“玉音，玉音，我是讲把你听的，讲把你听的……又没有真的就要去杀哪个……”
“可你，要就是卖掉新楼屋，要就是去拼性命……如今镇上只传出点风声，就把你吓成这样子……若还日后真的有点什么事，你如何经得起？”
“左不过是个死。另外，还能把我们怎么的？”
黎桂桂随口讲出的这个“死”字，使得胡玉音眼冒火星子。她真想扬手抽男人一个嘴巴子，但手举到半路又落不下去了。就像有座大山突然横到了她眼前，要压到她身上来，她感到了事情的严重和紧迫。她是个外柔内刚的人，当即在心里拿定了一个主意：
“我就去找找李国香，问问她工作组组长，收缴米豆腐摊子和杀猪刀的话，是真是假……我想，大凡上级派来的工作同志，像老谷主任他们，总是来替我们平头百姓主事、讲话的……”
黎桂桂以敬佩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女人。每逢遇事，女人总是比他有主见，也比他有手腕，会周旋。在这个两口之家里，男人和女人的位置本来就是颠了倒顺的。
胡玉音梳整了一下，想了想该和女组长说些什么话，才不致引起人家的反感，或是不给人家留下话把。她正打算出门，门外却有个女子和悦的声气在问：
“胡玉音！胡玉音在屋吗？今天不是逢圩的日子嘛！”
胡玉音连忙迎出门去，一看，竟是一脸笑容的李国香组长。真是心到神知啊！她连忙把客人迎进屋来。李国香比上一年当饮食店经理时略显富态些，脸上的皱纹也少了点。工作上的同志，劳心不劳力，日子过得爽畅，三十三岁上当黄花女，还不现老相。
黎桂桂见李组长没有带手下的人，又和和气气的，一颗悬着的心，也就落下来一半。他赶忙筛茶，端花生、瓜子。这时，他抛给他女人一个眼色，羞愧地笑了笑。摆好茶盘杯子，他说了声“李组长好坐”，就从门背后拿出把锄头，上小菜园子去了。
“你的爱人见了生客，就和个野老公一样，走都走不赢？”李国香组长呷了一口茶，似笑非笑地问。
“他呀，是个没出息的。”胡玉音却脸一红，一边劝李组长剥花生，嗑瓜子，一边在心里想：你个没出嫁的老闺女，大约男人的东西都不分倒顺，却是“野老公”、“野老公”的也讲得出口。
“今天，我是代表工作组，特意来参观这新楼屋的。顺便把两件事，和你个别谈谈。你放心，我们是熟人熟事，公事公办……”李国香说着就抓了一把瓜子站起身来。
胡玉音脸色有些发白，脑壳里有些发紧。女组长今天大约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她来看新楼屋，总不会是个人的兴趣啊。但胡玉音还是强打起精神，赔着笑脸，领着女组长出了老客栈铺子，开开新楼屋的红漆大门。进得门来，李国香就闻到了一股新木香和油漆味。女组长把过厅，厢房，厨房，杂屋，后院的猪栏、鸡埘、厕所，一一地看了看，口里不停地夸赞着“不错，不错”。接着又踏着板梯，上楼看了宽大敞亮的卧室，里头摆着大衣柜、高柱床、五屉柜、书桌、圆桌、靠背椅，整套全新的家具，油漆泛出枣红色的亮光，把四壁雪白的粉墙都映出了一种喜气洋洋的色调。李国香嘴里没再夸赞什么“不错，不错”了，而是抿住嘴巴点着头，露出一脸惊叹、感慨之色。胡玉音一直在留神观看着她脸上的表情变化，但估不透女组长心里想着、窝着的是些什么。最后，她们打开落地窗，站在阳台上看了看山镇风光。李国香倚靠着栏杆，就像一位首长站在检阅台上。她站在阳台这个高度，才看清楚了四周围的古老发黑的土砖屋、歪歪斜斜的吊脚楼、靠斜桩支撑着的杉皮木板屋，和这幢鹤立鸡群似的新楼屋之间的可怕的差异，贫富悬殊的鸿沟啊。
回到卧室，李国香径自在书桌前坐了下来。书桌当窗放着，土漆油的桌面像镜子，照得清人影。胡玉音在一旁陪站着。她见女组长已经在书桌上摊开了笔记本，手里的钢笔旋开了笔帽。
“坐呀，你先坐下来呀。就我们两个人，谈一谈……”这时，李国香倒成了屋主似的，招呼着胡玉音落座了。
胡玉音拉过一张四方凳坐下来。在摆着笔记本、捏着钢笔的女组长面前，她不由地就产生了一种自卑感。所以女组长坐靠背椅，她就还是坐四方凳为宜。
“胡玉音，我们县委工作组是到镇上来搞‘四清’运动的，这你大约早听讲了。”李国香例行公事地说，“为了开展运动，我们要对各家各户的政治、经济情况摸一个底。你既不是头一家，也不是最末一户。对工作组讲老实话，就是对党讲老实话。我的意思，你懂了吧？”
胡玉音点了点头。其实她心里蒙着雾，什么都不懂。
“我这里替你初步算了一笔账，找你亲自落实一下。有出入，你可以提出来。”李国香说着，以她黑白分明的眼睛注视了胡玉音一下。
胡玉音又点了点头。她糊糊涂涂地觉得，这倒省事，免得自己来算。若还女组长叫自己算，说不定还会慌里慌张的。而且女组长态度也算好，没有像对那些五类分子训话样的，眼光像刀子，锋寒刃利。
“从一九六一年下半年起，芙蓉镇开始改半月圩为五天圩。这就是讲，一月六圩，对不对？”李国香又注视了胡玉音一眼。
胡玉音仍旧点点头，没做声。她不晓得女组长为什么要扯得这么远，像要翻什么老案。
“到今年二月底止，一共是两年零九个月，”李国香组长继续说，不过她眼睛停留在记事本上了，“也就是说，一共是三十三个月份，正好，逢了一百九十八圩，对不对？”
胡玉音呆住了。她没有再点头。她开始预感到，自己像在受审。
“你每圩都做了大约五十斤大米的米豆腐卖。有人讲这是家庭副业，我们暂且不管这个。一斤米的米豆腐你大约可以卖十碗。你的定价不高，量也较足。这叫薄利多销。你的作料香辣，食具干净，油水也比较厚。所以受到一些顾客的欢迎。你一圩卖掉的是五百碗，也就是五十块钱，有多无少。一月六圩，你的月收入为三百元。三百元中，我们替你留有余地，除掉一百元的成本花销，不算少了吧？你每月还纯收入两百元！顺便提一句，你的收入达到了一位省级首长的水平。一年十二个月，你每年纯收入二千四百元！两年零九个月，累计纯收入六千六百元！”
胡玉音怎么也没有料到，女组长会替她算出这么一笔明细账来！她的收入达到了一位省长级干部的水平，累计六千六百元！天啊，天啊，自己倒是从没这样算过哪……真是五雷轰顶！她顿时就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
“小本生意，我从没这么算过账……糊里糊涂过日子，钱是赚了一点，都起这新屋花费了……李组长，我卖米豆腐有小贩营业证，得到政府许可，没有犯法……”
“我们并没有认定你就犯了法、搞了剥削呀！”李国香还是一副似笑非笑的脸色，“你门口不是贴着副红纸对联，‘发社会主义红财’吗？听说这对联还是出自五类分子秦书田的大手笔。你不要紧张，我只不过是来摸个底，落实一下情况。”
胡玉音的神情一下子由惊恐变成了麻木冷漠，眼睛盯着楼板，抿紧了嘴唇。李国香倒是没有计较她的这态度，也不在乎她吱声不吱声。
“还有个情况。粮站主任谷燕山，每一圩都从打米厂批给你六十斤大米做米豆腐原料，是不是？”李国香的脸色越来越严肃，一时间，真有点像是在讯问一个行为不正当的女人一样。
“不不！那不能算大米，是打米厂的下脚，碎米谷头子。我每圩都要从里头选出砂子，筛出谷壳、稗子、土。而且，碎米谷头子老谷主任也不只批给我一个，镇上好多单位和私人，都买来喂猪……我开初也买来喂猪，后来才做了点小本生意……”一听关连到了粮站的老谷主任，胡玉音就像从冷漠麻木中清醒了过来，大声申辩。老谷是个好人，自己就算犯了法，也不能把人家连累了。
“所以我先前每圩只算了你五十斤米的米豆腐。除去十斤的谷壳、砂子、稗子、土，总够了吧。我是给你留了宽余哪。再说，人家买碎米谷头子是喂了肥猪卖给国家，你买碎米谷头子是变成了商品，喂了顾客！”
李国香组长的话产生了威力，一下子把胡玉音镇住了。接着，女组长又稳住了自己的声调，继续念着本本里的账目说：
“一月六圩，每圩六十斤，两年零九个月，一百九十八圩。就是说，粮站主任谷燕山总共批给你大米一万一千八百八十斤！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虽和你有关系，但主要不在你这里……”
算过账，李国香组长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经和米豆腐摊贩胡玉音本人核对，无误。”就走了。胡玉音相送到大门口。她心里像煎着一锅油，连请“李组长打了点心再走”这样的客气话都没有讲一句。
晚上，胡玉音把女组长李国香跟她算的一本账，一万多斤大米和六千六百元纯收入的事，告诉了黎桂桂。两口子胆战心惊，果然就像财老倌面临着第二次土改一样。但旧社会的财老倌已经成了五类分子，他们反倒臭狗粪臭到底，不怕了。胡玉音两夫妇是在新社会里攒了点钱，难道也要重新划成分，定为新的地主、富农？
至此，胡玉音和黎桂桂夜夜难合眼。他们认定了自己只是个住烂木板屋的命。住烂木板屋虽然怕小偷，却有种政治上的安全感似的。他们再不去想什么受不受孕、巴不巴肚，而是暗暗庆幸自己没有后代子嗣。不然娃儿都跟着大人当了小五类分子，那才是活作孽啊。
鸡和猴
这天晚上，县委工作组进镇以来第一次召开群众大会。大会在圩场戏台前的土坪里举行。那盏得了哮喘病似的煤汽灯修好了，挂在戏台中间，把台上台下照得雪白通亮，也照得人们的脸块都有些苍白。跟往时不同的是，本镇原先的几个头面人物都没有坐上戏台，粮站主任谷燕山、大队支书黎满庚、税务所所长等等，都是自己拿了矮凳子或是找了块砖头垫张报纸坐在戏台下边。胡玉音、黎桂桂两口子则紧挨着坐在他们身后，像在寻求依靠、庇护。在台上坐着的只有工作组组长李国香和她手下的两个组员。本镇群众对这一变化十分敏感，既新奇又疑惧，都想朝前边挤挤看看。有的人甚至特意绕个大圈子钻到戏台下，看看“北方大兵”和满庚支书他们究竟坐在什么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