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要子嗣？还是要我的名声、贞节？或许吊脚楼主王秋赦开的玩笑也是一个法子，请个人试一试……妈呀！坏蹄子，不要脸，都胡乱想了些什么呀？”桂桂这时仿佛也看出了她心里在野什么，就拿冷冷的眼神盯住她：“你敢！你敢？看看我打不打断你的脚杆！”当然这话，他们都是在心里想的，互相在眼神里猜的。山镇上的平头百姓啊，他们的财产不多，把一个人的名声贞节——这点略带封建色彩的精神财富，却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要紧。
日子久了，胡玉音——这个只在解放初进过扫盲识字班的青年妇女，对于自己的不育，悟出了两个深刻的根由：一是自己和男人的命相不符。她十三岁那年，一个身背月琴、手拄黄杨木拐杖的瞎子先生给她算了个“灵八字”，讲她命大，不主子，克夫。必得找着一个属龙或是属虎、以杀生为业的后生配亲，才能家事和睦，延续后人。父母亲为了这个“灵八字”，从十五岁起就替她招郎相亲，整整找了四年。“杀生为业，属龙属虎”总也凑不到一起。另外既是“招郎”，男人的地位在街坊邻里眼中就低了一等，因此也还要人家愿意。后来父母亲总算放宽了尺寸，破除了一半迷信，找到了黎桂桂。杀生为业倒是对上了，是个老屠户的独生子。人长得清秀，力气也有。就是生庚不合，属鼠，最是胆子小，见了女人就脸红。人倒是忠厚实在，划个圈圈都把他圈得住。箩里选瓜，挑来挑去，只有桂桂算是中意的……还有一个根由，就是玉音认定自己成亲时，热闹是热闹，但彩头不好。唉，讲起来这芙蓉镇上百十户人家，哪家娶亲嫁女，都没有她的那份风光、排场。时至今日，青石板街上的姑娘媳妇们，还常常以羡慕的口气，讲起当年的盛况……
那是一九五六年，州县歌舞团来了一队天仙般的人儿，到这五岭山脉腹地采风，下生活。领队的就是剧团编导秦书田——如今叫做“秦癫子”的。一个个都是从画里走出来的仙子啊。又习歌，又习舞，把芙蓉镇人都喜饱了，醉倒了。盘古以来没有开过的眼福。原来芙蓉镇一带山区，解放前妇女们中盛行一种风俗歌舞——《喜歌堂》。不论贫富，凡是黄花闺女出嫁的前夕，村镇上的姐妹、姑嫂们，必来陪伴这女子坐歌堂，轮番歌舞，唱上两天三晚。歌词内容十分丰富，有《辞姐歌》、《拜嫂歌》、《劝娘歌》、《骂媒歌》、《怨郎歌》、《轿夫歌》等等百十首。既有新娘子对女儿生活的留连依恋，也有对新婚生活的疑惧、向往，还有对封建礼教、包办婚姻的控诉。如《怨郎歌》中就唱：“十八满姑三岁郎，新郎夜夜尿湿床，站起没有扫把高，睡起没有枕头长，深更半夜喊奶吃，我是你媳妇不是你娘！”如《骂媒歌》中就唱：“媒婆，媒婆！牙齿两边磨，又说男家田庄广，又说女子赛嫦娥，臭说香，死说活，爹娘、公婆晕脑壳！媒婆，媒婆！吃了好多老鸡婆，初一吃了初二死，初三埋在大路坡，牛一脚，马一脚，踩出肠子狗来拖……”《喜歌堂》的曲调，更有数百首之多，既有山歌的朴素、风趣，又有瑶歌的清丽、柔婉。欢乐处，山花流水；悲戚处，如诉如怨；亢奋处，回肠荡气。洋溢着一种深厚浓郁的泥土气息。
秦书田是本地人，父亲当过私塾先生。他领着女演员们来搜集整理《喜歌堂》，确定了反封建的主题。他和乡政府的秘书两人，找胡玉音父母亲多次做工作，办交涉，才决定把胡玉音的招亲仪式，办成一个《喜歌堂》的歌舞现场表演会。玉音的母亲虽然年纪大了，却是个坐歌堂的“老班头”。玉音呢，从小跟着母亲坐歌堂，替人伴嫁，从头到尾百十首“喜歌”都会唱。加上她记性好，人漂亮，嗓音圆亮，开口就动情，所以在芙蓉镇的姐妹、媳妇行中，早就算得一个“小班头”。就是秦书田，就是那些女演员，都替她惋惜，这么个人儿，十八九岁就招郎上门……
那晚上，胡记客栈张灯结彩，灯红火绿，艺术和生活融于一体，虚构和真实聚会一堂，女演员们化了妆，胡玉音也化了妆，全镇的姐妹、姑嫂、婶娘们都来围坐帮唱：
青布罗裙红布头，我娘养女斢猪头。
猪头来到娘丢女，花轿来到女忧愁。
石头打散同林鸟，强人扭断连环扣，
爷娘拆散好姻缘，郎心挂在妹心头……
团团圆圆唱个歌，唱个姐妹分离歌。
今日唱歌相送姐，明日唱歌无人和；
今日唱歌排排坐，明日歌堂空落落；
嫁出门去的女，泼出门去的水哟，
妹子命比纸还薄……
有歌有舞，有唱有哭。胡玉音也唱，也哭。是悲？是喜？像在做梦，红红绿绿，闪闪烁烁，浑浑噩噩。一群天仙般的演员环绕着她，时聚时散，载歌载舞……也许是由于秦书田为了强调反封建主题，把原来“喜歌”中明快诙谐的部分去掉了，使得整个歌舞现场表演会，都笼罩着一种悲愤、哀怨的色调和气氛，使得新郎公黎桂桂有些扫兴，双亲大人则十分忧虑，怕坏了女儿女婿的彩头。后来大约秦书田本人也考虑到了这一点，表演结束时，他指挥新娘新郎全家、全体演员、全镇姑嫂姐妹，齐唱了一支《东方红》，一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内容上虽然有点牵强附会，但总算是正气压了邪气，光明战胜了黑暗。
不久，秦书田带着演员们回到城里，把这次进五岭山区采风的收获，编创成一个大型风俗歌舞剧《女歌堂》，在州府调演，到省城演出，获得了成功。秦书田还在省报上发表了推陈出新反封建的文章，二十几岁就出了名，得了奖，可谓少年得志了。可是好景不常，第二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女歌堂》被打成一支射向新社会的大毒箭，怨封建礼教是假，恨社会主义是真。借社会主义舞台图谋不轨，用心险恶，猖狂已极，反动透顶。紧接着，秦书田就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公职，解送回原籍交当地群众监督劳动。从此，秦书田就圩圩都在圩场上露个面，有人讲他打草鞋卖，有人讲他捡地下的烟屁股吃。人人都喊他“秦癫子”。
唉唉，事情虽然没有祸及胡玉音和她男人黎桂桂，但两口子总觉得和自己有些不光彩的联系。新社会了，还有什么封建？还反什么封建？新社会都是反得的？解放都六七年了，还把新社会和“封建”去胡编乱扯到一起。你看看，就为了反封建，秦书田犯了法，当了五类分子；胡玉音呢，有所牵连，也就跟着背霉，成亲七八年了都巴不了肚，没有生育。
“秦癫子”
芙蓉镇国营饮食店后头，公共厕所的木板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县公安局派来了两个公安员办案，住在王秋赦的吊脚楼里。因王秋赦出身贫苦，政治可靠，又善于跑腿，公安员自然就把他当作办案的依靠对象。至于“反标”写的什么？只有店经理李国香和两个公安员才心里有数，因为不能扩大影响，变成“反宣传”。吊脚楼主王秋赦虽然也晓得个一鳞半爪，但关系到上级领导的重大机密，自是人前人后要遵守公安纪律，守口如瓶的。至于镇上的平头百姓们，就只有惶惑不安、既怀疑人家也被人家怀疑的份儿。
李国香和王秋赦向公安员反映，莫看芙蓉镇地方小，人口不多，但圩场集市，水路旱路，过往人等鱼目混珠，龙蛇混杂。就是本镇大队戴了帽、标了号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有二十几个；出身成分不纯、社会关系复杂、不戴帽的内专对象及其亲属子女，就更不止这个数。圩镇上的人，哪个不是旧社会吃喝嫖赌、做生意跑码头过来的？有几个老实干净的人？还有就是镇上的国家干部和职工，党团员，也成年累月和这些居民厮混在一起，藤藤蔓蔓，瓜葛亲朋，拜姊妹结老表，认干爹干娘，阶级阵线也早就模糊不清了。
两个公安员倒是颇为冷静地估计了一下镇上的阶级阵线、敌我状况，没有撒大网。他们依历来办案的惯例，和女经理、王秋赦一起，首先召集了一个“五类分子训话会”。
镇上的五类分子，历来归本镇大队治保主任监督改造。一九六二年夏天，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上级规定大队治保主任由大队党支部书记兼任。黎满庚支书定期召开五类分子训话会。他还在五类分子中指定了一个头目，负责喊人、排队、报数，以毒攻毒。这个五类分子头目就是“秦癫子”。
秦癫子三十几岁，火烧冬茅心不死，是个坏人里头的乐天派。他出身成分不算差，仗着和黎满庚支书有点转弯拐角的姑舅亲，一从剧团开除回来就要求大队党支部把他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改作坏分子帽子。他坦白交代说，他没有反过党和人民，倒是跟两个女演员谈恋爱，搞过两性关系，反右派斗争中他这条真正的罪行却没有被揭发，所以给他戴个坏分子帽子最合适。黎满庚支书被他请求过几回，心里厌烦：坏分子，右派分子，半斤八两，反正是一箩蛇，还不都一样。就在一个群众会上宣布秦癫子为坏分子。过了不久，黎支书见秦癫子文化高，几个字写得好，颇有组织活动能力，就指定他当了五类分子的小头目。
秦癫子当上五类分子小头目后，的确给黎满庚支书的“监、管、改”工作带来了许多便利。每逢大队要召集五类分子汇报、训话，只要叫一声：“秦癫子！”秦癫子就会立即响亮答应一声：“有！”并像个学堂里的体育老师那样双臂半屈在腰间摆动着小跑步前来，直跑到党支书面前才脚后跟一并，来一个“立正”姿势，右手巴掌平举齐眉敬一个礼：“报告上级！坏分子秦书田到！”接着低下脑壳，表示老实认罪。黎满庚和大队干部们起初见了他的这套表演颇觉好笑，后来也就习惯了。“秦癫子，竖起你的耳朵听着！晚饭后，全体五类分子到大队部门口集合！”“是！上级命令，一定完成！”他立即来一个向后转，又像个体育老师那样小跑步走了。晚上，他准时把五类分子们集合到大队部门口的禾坪上，排好队，点好名，报了数，一律低下脑壳，如同一排弯钩似的，才请大队领导查点、过目。
在五类分子中间，秦书田还有一套自己的“施政纲领”。他分别在同类们中间说：
“虽讲大家都入了另册，当了黄种黑人，但也‘黑’得有深有浅。比方你是老地主，解放前喝血汗，吃剥削，伤天害理，是头等的可恶；比方你是富农，从前自己也劳动，也放高利贷搞剥削，想往地主那一阶梯上爬，买田买土当暴发户，是二等的可恶；再比方你反革命分子又不同，你不光是因财产、因剥削戴的帽子，而是因你的反动思想、反动行为，与人民为敌。所以五类分子中，你是最危险的一类。你再要轻举妄动，先摸摸你颈脖上长了几个脑壳。”
“你呢？你自己又算个什么货？”有的地、富、反分子不服，回驳他。“我？我当然是坏分子。坏分子么，就比较复杂，有各式各样的。有的是偷摸扒抢，有的是强奸妇女，有的是贪污腐化，有的是流氓拐骗，有的是聚众赌博。但一般来讲，坏分子出身成分还是不坏。在五类分子中，是罪行较轻的一类。嘿嘿，日后，我们这些人进地狱，还分上、中、下十八层呢！”
他讲得振振有词，好像要强调一下他“坏分子”在同行们中间的优越性似的。但他只字不提“右派分子”，也从没分析过“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百年之后进地狱又该安置在哪一层。
秦癫子当过州立中学的音体教员，又任过县歌舞团的编导，因而吹、打、弹、唱四条板凳都坐得下，琴、棋、书、画也拿得起。舞龙耍狮更是把好角。平常日子嘴里总是哼哼唱唱的，还常“宽大大宽扯宽”地念几句锣鼓经。前几年过苦日子，乡下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那样紧，芙蓉镇大队一带的山里人家招郎嫁女，还请他参加鼓乐班子，在酒席上和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平起平坐，吃吃喝喝，吹吹打打地唱花灯戏呢。这叫艺不碍身，使得他和别的五类分子在人们心目中的身价有所不同。还有，就是本镇大队根据上级布置搞各项中心，需要在墙上、路边、岩壁上刷大幅标语，如“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反右倾、反保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三面红旗万万岁”等，也大都出自他将功赎罪的手笔。
去年春上，不晓得他是想要表现自己脱胎换骨的改造决心还是怎么的，他竟发挥他音乐方面的歪才，自己编词、谱曲，自己演唱出一支《五类分子之歌》来：“五类分子不死心，反党反国反人民，公社民兵紧握枪，谁敢捣乱把谁崩！坦白吧，交代吧！老实服法才光明，老实服法才光明！”他对这支既有点进行曲味道、又颇具民歌风的《五类分子之歌》，颇为自负、得意，还竟然要求在大队召集的训话会上教唱。但五类分子们态度顽固，死也不肯开口，加上大队支书黎满庚也笑着制止，才作罢。后来倒是让村镇上的一些小娃娃们学去了，到处传唱开来，算是有了一点社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