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君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写经活动是隋及唐前期民众佛教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当时民风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了大量有题记的隋及唐前期民众写经，为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林聪明先生《从敦煌文书看佛教徒的造经祈福》、释永有《敦煌遗书中的〈金刚经〉》、拙文《〈金刚经〉与唐朝民众崇经活动及其观念》、《从敦煌写经看佛经在唐朝民间的来源及其流传》等，对中古民众写经活动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下文将对隋及唐前期敦煌、吐鲁番地区民众写经活动的几个特殊及重要方面作出初步论述。
一、所写佛经的基本状况
通过对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隋及唐前期民众写经进行数量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当时的这两个地区，民众写经活动：
1、最常使用的三部佛经依次为：《法华经》、《大般涅槃经》、《金刚经》，这三部经典在写经总数中，所占比重很大，共占约40％左右。其中《大般涅檠经》在隋时所占比重最大，后有减少趋势；《金刚经》在隋较少，人唐以后逐渐增多；《法华经》的数量保持稳定，且数量最多，占写经总数的20％左右。较常使用的佛经还有《华严经》、《维摩诘经》、《药师经》、《大集经》、《观世音经》、《金光明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般若心经》等，但数量明显少于前述三部经典。
2、存在少量疑伪经。如《佛说佛名经》（S．635、北岁字12、大谷家二乐庄（旧）藏吐鲁番出土王府司马麴廉妻阚氏写经）、《救护众生恶疾经》（P．4563、上海博藏唐武德六年四月索行善写经）、《佛说善恶因果经》（书道博物馆藏唐先天二年六月左庭芝写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北柰字14）等。
3、存在少量陀罗尼（真言、经咒）。如《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龙谷大图大谷4923）、《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北0676、北京大图新20、上海图108、北宇字34）、《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经》（BCh．5545）等。
4、存在抄写论、疏以求建立功德的情况。僧尼为学习目的而抄写论、疏，与以祈福为根本目的的民众写经活动存在根本差别，但值得注意的是，民众有时也通过抄写论、疏来寻求建立功德，如P．2086邑人造《十地经论》、京都博藏《法华经疏赞》等，京都博藏《妙法莲华经卷五》苏士方写经题记：“发心愿渐转写诸经经论等”，可见在当时民众观念中，将论、疏与佛经同等视之。
可以看出，当时最为流行的仍是佛教的传统基本经典，大部头的佛经又明显得到更多重视，《法华经》、《大般涅椠经》的数量大大超过以《金刚经》为代表的小部头佛教经典（当然，这应该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详见下文）；疑伪经、陀罗尼并不太多；存在抄写论、疏祈福的现象，亦不多见，抄写祈赞文、灵验记、辞赞为功德的例子非常少见。
在进行民众写经的数量统计过程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1、因为分散收藏的原因，同一写经的不同卷数可能会被当作单独的一次写经，各自记数。因此，同一部写经就存在被多次记数的可能，那些大部头的经书尤为如此。在进行写经数量统计的时候，笔者都是以经书的收藏编号来作为依据，虽尽量排除重复，但这一问题难以避免。2、有的写经，虽有民众受持题记，却未必是民众写经，其来源存在多种可能。有的写经虽为民众写经，却未必是敦煌、吐鲁番地区的民众写经，可能属于传人的外地写经（下文将对此问题有所论述）。但是，这些写经既然在当时的敦煌、吐鲁番地区出现，且与当地民众发生关系，就必然能够反映出当时民众写经活动的一些侧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也尽量考虑到这些写经的情况。
二、写经的动机与形式
随着佛教信仰的逐渐深入人心，受因果报应思想的影响，中古民众将虔心信佛、建立功德看得异常重要，将其与自己及家人现世和来生的幸福联系到一起，认为建立功德可以带来种种福报与好处，而崇敬佛经被视为建立功德的有效途径，所谓“受持一偈，福利弘深；书写一言，功超数劫”，一则笔记材料甚有说服力，许至雍与亡妻相见，“许生又问：‘人间尚佛经，呼为功德，此诚有否？’妻曰：‘皆有也’。”修功德、建福业应是当时敦煌、吐鲁番民众普遍进行写经活动的最根本动机，此易于理解，在此不作详述。由于具体情况的差异，这种动机又有多种表现形式：
1、日常进行的写经活动。这类写经，不是为任何具体事件而进行，属于出资写经人在建立功德、企求福佑的信念驱使下的日常佛事活动。从写经题记中反映：
写经者或者仅言写经。书道博物馆《大般涅槃经》卷17龙勒乡正赵叙题记：“大业元年九月廿三日，龙勒乡正赵叙，敬造《涅槃经》一部供养。”上海博3321《妙法莲华经》卷3翟迁题记：“大唐显庆四年菩萨戒弟子翟迁谨造。”S．2190《金刚经》真行题记：“甘露寺比丘尼真行造。”
或者普为一切祈福。可为在世父母尊长，如S．2838高昌延寿十四年（637）高昌王女写经、北0029武周证圣元年（695）薛崇徽写《法华经》卷5等；为自己，如S．2616；可为在世朋友，如书道博物馆藏大业十三年张佛果为刘士章善友知识写《佛说妙好宝车经》；更多的则是为上至皇帝皇后、七世师长父母、所生父母，下至合家大小、法界苍生等共同写经祈福，如北0744、S．3518、京都博藏贞观廿二年十月苏士方写《妙法莲华经》卷5、北0805、S．4614、李盛铎藏苏士方写《解深密经》等。
还有一种特殊写经值得关注。书道博物馆藏有唐大历五年（770）二月二十八日黎思疘写《观世音经》：“清信佛弟子黎思疘奉为五道大神敬写《观音经》一卷。”S．1746八世纪令狐某写《金刚经》题记：“弟子令狐，为龙王、行病鬼王、冤家债主，敬造像二躯，写《金刚般若》一百部，《法华》一部……”。这类写经主要针对能对自身造成伤害的恶神及其冤家债主，为其写经建立功德，目的是“收买“他们，本质上还是为自身寻求护佑，是中国人在宗教信仰上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的显著表现。归义军时期，敦煌民众中流行为亡故牲畜写经，应该属于此类写经的进一步发展。
2、目的明确的写经活动。这一类型写经，从题记中可以看出，出资写经者是在某些具体情况下进行写经，希望能通过写经建立功德，从而达到某些具体目的、解决某些现实问题。
病患、生产时的写经祈福活动。多为自身病患写经。如北1365、京都博藏唐垂拱二年（686）比丘尼智行写《法华经》、S．791大谷大图藏唐垂拱四年（688）王伯美写《维摩诘经》、S．4631等；还有为父病患写经，如敦煌窦真柔藏（旧）唐总章二年（669）令狐石住写《金刚经》；为自身生产写经，P．2900《药师经》：“上元二年十一月廿七日，弟子女人索八娘为难月，愿无诸苦恼，分难平安。”
希望回到家乡的写经祈福活动。S．2605大业十二年（716）刘圆净写《金刚经》：“又愿刘身早离边荒，速还京辇，罪障消除，福庆臻集。”书道博物馆藏唐先天二年（713）左庭芝写《佛说善恶因果经》：“惟愿合家大小，无诸才掌（灾鄣），早见家乡。”
困境中的写经祈福活动。北李字71《法华经》卷九：“天宝三载（744）九月十七日，玉门行人在此襟（禁），经廿日有余，于狱写了。有人受持读诵，楚客除罪万万劫记之。同襟人马希晏，其人是河东郡桑泉县。上柱国樊客记。”
还愿写经活动。S．87圣历三年（700）阴仁协写《金刚经》题记：“……得六品，发愿月别许写一卷，得五品，月别写经两卷。久为征行，未办纸墨，不从本愿。今办写得，普为一切转读。”
民众进行写经活动的时间有规律可寻。写经题记中一般标有写经时间，多为写经完成时间，以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正月十五，以及每月的初一、十五最为常见，而这些时间为举行佛事活动的传统时间，可见当时民众是将写经作为一种佛事活动来进行。此外，笔者怀疑，为亡人写经的时间，尤其那些无规律特征的为亡人进行写经活动的时间，很有可能与亡者的忌日、七七日相关。而有的写经将写经时间空出未填，应是等待佛事活动的具体时间确定后再作填写，写经被当作佛事活动的组成部分，如P．2334比丘尼法藏所造《法华经》。
三、写经的规模与用途
在当时的敦煌、吐鲁番地区，进行写经活动的民众社会阶层极其广泛，有都督，如S．3935、S．3518；将军，如P．2056；旅帅，如S．2419、P．2117；别将，如S．3686；僧尼，如北图李字88、P．2334、S．2157等；更多的是从题记中看不出具体身份的民众，大多应为庶民。他们主要以三种规模进行写经活动：
一次写经一部，这是当时最常见的民众写经规模。
一次写不同种类的佛经各一部或者几部，大致上部头较小的佛经抄写次数较多。如京都博藏开皇元年（581）石元妃写《大般涅槃经》卷三，题记中注明同造《华严》、《法华》、《方等》、《无量寿》、《金刚般若》、《维摩》、《观音》、《胜鬘》、《金光明》、《方广》等各一部，《药师》二部。另P．2205、上博3323、书道博物馆藏凉安乐三年（620）三月阎硕兄弟造《维摩诘经》卷3、P．2866等的题记中也有同类记载。
一次写某种或几种佛经成百上千部，这一般是较有财势的信徒所为，可以是部头较小的佛经，也可能是部头较大的佛经。s．1746《金刚经》令狐某题记：“……写《金刚般若》一百部，《法华》一部……”；P．3788《法华经》题记：“……奉为二亲，敬造《妙法莲华经》三千部……”；大谷大图藏约7世纪《法华经》卷3萧大严题记：“《妙法莲华经》卷第三，菩萨戒弟子萧大严敬造，第八百八十六部。”
兴盛的民众写经活动，客观上必然会造成佛经在民间的大量产生。这些佛经，对出资写经人而言，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有两类用途，根据当时民众的一般观念，这两种用途同样是建立功德的形式。
一种是供出资写经人及其家属日常诵念、礼拜之用。民众的小规模写经一般用于此种用途。在当时的民众写经题记中，出资写经人经常声称将对所写之经“永充供养”、“存心供养”、“持心供养”、“一心供养”等，都应属于此类。S．1329《大般涅槃经》卷20尼道明胜题记则明言：“……故以削减衣资，写此《大般涅槃经》一部，读诵受持，供养供敬，尊重赞叹……。”需要指出的是，崇经活动作为民众佛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古时期极为盛行，民众崇经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诵念、抄写、礼拜。由于资料缺乏，对于隋及唐前期敦煌、吐鲁番民众诵念、礼拜佛经的情况无法进行详细探讨，但写经题记中存在的这些内容，至少可以证明，诵念、礼拜佛经在当时的民众佛教生活中，和写经一样，同样是广泛存在的。
另一种是将写经捐出，使其作广泛流通。小规模、大规模写经都可用于此种用途，但大规模写经必然只能通过此种途径进行处理。当时观念认为，写经是建立功德的重要途径，而将自己所写佛经捐人寺院、或者送与其他信众崇护，是所谓“法布施”，乃弘扬佛法的重要方式，可以建立更大的功德。于是，在所写经书题记中。出资写经人往往说明写经目的之一是使该经“流通在世”、“流通供养”、“常为流通”，且大力鼓吹崇持该经、使该经不断流通下去将获得巨大的福报，如上引S．2605题记又言：“以兹微善，愿为一切众生转读，闻者敬信，皆悟苦空，见者受持，俱胜长乐。”北翔字68开元十一年（723）十一月写《金刚经》题记：“愿读诵者念阿弥陀七遍，俱免盖缠，咸同此福。”出资写经者或者将写经捐入寺院，P．2056《阿毗云毗婆沙卷第五十一》为右卫将军鄂国公尉迟宝琳，与僧道爽及鄂县有缘知识等同写，“此经即于云际上寺常住供养”；或者将写经送与其他信众进行崇护，如P．4506张璅写《金光明经卷第二》题记云：“……自慨多难，父母育恩，无以仰报；又敢乡援，靡耗恩恋。是以在此单城，竭家建福，兴造素经《法华》一部、《金光明》一部、《维摩》一部、《无量寿》一部，欲令流通本乡，道俗异（共）玩……”。此虽为北魏皇兴年间写经，但特别具有代表性，连送与对象的范围都有所说明，故在此引用。当时的民众写经必然有相当部分用于了此种用途，证据有二，其一，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一定数量的隋及唐前期民众写经是由外地传人。其二，在许多民众写经的最初题记之后，可以发现后来崇持者所添加的题记，有的还不止一人一处，这些添加者明显不是出资写经者或者其家属。如上海博2416《大般涅槃经》卷第6、三井八郎右卫门藏大业四年（608年）二月慧休写《大般涅槃经》卷第11、北京大图周天授二年（691年）令狐兰写《法华经》等。
隋及唐前期的敦煌、吐鲁番地区，民众佛教生活具有形式多样的特征，而民众写经活动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把握当时民众佛教信仰的特征与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