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普希金完成了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这部被别林斯基称为“散文体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整个创作的“压卷之作”。
普希金很早就打算写一部以农民起义为主题的小说。由于写作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正面地去描写普加乔夫起义，而只能在有限制的“家庭纪事”的范围内，从一个侧面去展示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去描绘农民领袖普加乔夫的形象。
尽管如此，普希金在英国作家司各特首创的“家庭纪事”这种形式的框架里，仍然描绘出真实的历史画卷中的一些关键性场面。并且，由于历史事件与个人命运纠结在一起，农民领袖的性格从多方面得到表现，从而使小说极富于人情味。
为了写作这部小说，普希金花了很长时间去进行调查研究，他首先研究了与普加乔夫起义有关的档案材料，写出了一部学术著作《普加乔夫史》（后经沙皇尼古拉一世改名为《普加乔夫叛乱史》出版）。然后又参阅了那个时代各方面人物的回忆录，最后还亲自到起义地点进行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这样就为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小说是一个以虚构主人公、贵族格里涅夫老年时回忆往事的形式写成的历史小说。青年格里涅夫在普加乔夫运动高潮时期正在奥伦堡省白山炮台任军职。在赴任途中，他遇上暴风雪，幸亏一个衣衫褴褛的农民搭救了他，把他领到附近的一家客店里。为了酬谢这个农民的救命之恩，格里涅夫把自己的一件兔皮大衣送给了他，农民收下大衣，对格里涅夫说：“我终生不忘您的大恩。”第二天，格里涅夫经由奥伦堡赴白山炮台。这个炮台名义上是一个炮台，其实寒酸得像一个破落的村庄，总共也只有一门大炮。炮台的指挥名义上是米朗诺夫上尉，实际上主事的却是上尉的妻子，“她把公事看成是自己的私事，管理炮台如同管理自己的家务。”上尉有一个女儿，叫玛丽娅，虽不怎么漂亮，但感情丰富，心地善良。格里涅夫爱上了上尉的女儿，决定娶她为妻。
这时，普加乔夫从监狱中逃出，他招兵买马，自封为沙皇彼得三世，在攻克附近几个要塞后，向白山炮台进攻。米朗诺夫以身殉职，格里涅夫也被捕。格里涅夫被起义农民带到首领跟前审问，他发现这个首领竟是他在暴风雪中遇见的那个农民。首领不忘前言，释放了他。后来，格里涅夫为了救玛丽娅，又一次被农民起义军抓获，普加乔夫又一次释放了他，并帮他救出了玛丽娅。
从表面上看，小说主要情节是格里涅夫个人的经历和他与白山炮台长官米朗诺夫的女儿玛丽娅的爱情故事。但正是普加乔夫对格里涅夫的爱情和一生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三次救格里涅夫于危难之中。普希金通过对他们三次交往的描写，从不同角度多层次展现了这位农民领袖的性格特征。越到后来，普加乔夫的形象越来越鲜明、生动和丰厚，实际上也就成了小说的中心人物。
占据小说的画面中心的是普加乔夫。普希金运用了“递进”描写法一步深入一步地塑造出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
格里涅夫第一次与普加乔夫相遇是赴奥伦堡省任职途中，当时他在暴风雪中迷路，而普加乔夫正被官兵追捕。普加乔夫以“流浪汉”身份出现，帮助格里涅夫脱险。作家主要是通过格里涅夫的感受来写普加乔夫的。沉着、机智、灵活、热心、质朴是“流浪汉”普加乔夫的主要特点。这次偶然相遇是普加乔夫的“非正式”亮相。虽笔墨不多，但普加乔夫禀赋上的特点却很突出，给人印象十分深刻。
他们第二次相遇是格里涅夫作为俘虏与作为声名显赫的起义军领袖的普加乔夫的重逢。普加乔夫认出格里涅夫后立即将其释放，去留自便。这一次相见主要还是通过格里涅夫的所见所感来刻画普加乔夫的性格，在深度上要远远超过第一次。普加乔夫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冷酷无情。对于反动贵族军官，他毫不留情，“阴郁地蹙蹙眉头，挥挥白手帕”，他就立即被拉上绞刑架。对待部下，普加乔夫十分随和，他虽然自称“皇上”，却从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以至于连格里涅夫都能发现“他们彼此都以同伴对待，对自己的领袖都不特别恭敬。”对待老百姓，普加乔夫更加爱护，这从人民对他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当他的马车经过村庄时，老百姓便站在街道两旁向他鞠躬，而他也向两旁致意。
后来，格里涅夫为了救自己的未婚妻返回白山要塞时，第二次被起义农民抓住，这样，他得以与普加乔夫第三次相见。通过这次相见的描绘，普加乔夫的性格得到多方面的展示。在这个被沙皇政府诬蔑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的农民领袖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彩。当普加乔夫知道格里涅夫是要去要塞救一个受欺侮的孤女时，两眼便闪出光芒，激动地说：“我手下的人哪个敢欺侮孤女，不管他多狡猾，都逃脱不了我的审判。”同时立即同格里涅夫一道去白山要塞，解救了玛丽娅。后来，当普加乔夫知道玛丽娅就是上尉的女儿时，虽然很生气，但还是成全了格里涅夫的婚事。
整部小说表现了普加乔夫自由、叛逆的精神，勇敢豪迈的气概——宁做一只喝活血的老鹰活33年，不愿做一只吃死尸的乌鸦活300年。
除普加乔夫以外，小说还描写许多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或者说小说在描写农民起义军的领袖的同时，还广泛地描写了俄罗斯人民的生活。虽说作者花费的笔墨不多，但这些普通人的形象也都十分鲜明，他们围绕着普加乔夫这个中心人物，构成了一幅色彩鲜明、内涵丰富的画面，生动地展示出俄国历史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页。
格里涅夫从情节线索上看，似乎也算得上一个主角。但从思想线索上看，仍属配角人物。他虽出身贵族之家，但仍属于普通人的行列。普希金在他身上合乎逻辑和极有分寸地表现了贵族阶级的思想道德原则和人道感情。他把兔皮大衣赠与一个流浪汉，并非是在表现他的贵族式的慷慨，而实在是出于同情之心和感激之情；他对自己的仆人的尊重，并非是一种故作的姿态，而是出自一种真诚的人道感情；他不愿意像另一个贵族军官施瓦布林一样“归顺”普加乔夫，并未考虑他个人与普加乔夫的恩恩怨怨，而是出于他的贵族思想和原则。所以，这个人物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普希金的政治理想。在同样的意义上，普希金在上尉米朗诺夫的身上，也表现了这种理想。他为人朴实，文化教养、生活习性都与普通人差不多。他虽不是贵族出身，但他忠于职守，在炮台失守后，他以身殉职。列夫·托尔斯泰对米朗诺夫上尉这个人物评价很高，称他为“真正的勇士”。
上尉的女儿玛丽娅也刻画得十分生动，她貌不惊人，但感情真挚。看起来像个弱女子，但在关键时刻却很有胆量。她宁可死去也不屈从施瓦布林，而在未婚夫有难时，便挺身而出，竟敢亲自去见女皇，请求赦免她的未婚夫。一旦风平浪静，她便安心去作她的“贤妻良母”。她的母亲、上尉的妻子的形象也很丰满，也很有个性。平日里，她包办丈夫的一切，甚至代他管理炮台公务。但当战斗打响，她便马上自然而然地“回归”她本来位置，把丈夫视为炮台的保卫者，并为之竭尽全力。此外，格里涅夫的仆人萨威里奇也很有特点，为了讨回主人的兔皮大衣，他准备同普加乔夫去争斗。为了保护主人不受父母的责备，他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
《上尉的女儿》就是以这样生动而真实的形象体系描写出俄罗斯人民生活和精神风貌，反映出俄国历史上重要的一页。
小说在艺术上有许多创新之处，对后世作家产生重大的影响。
把虚构的人物与历史人物、个人的悲欢离合与重大历史事件有机地糅合在一起的写法，是《上尉的女儿》艺术上总体上的特点。这种写法，据说最早见于18世纪末期英国小说家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中。普希金借鉴了这种写法，并对其加以灵活运用，使之达到了新的水平。
普加乔夫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格里涅夫则是一个被作者虚构出来的人物，自然，他也不是无中生有的人物，据说在历史上确有一个投靠了普加乔夫的名叫斯万维奇的军官，普希金把他“一分为二”，他的一部分经历给了格里涅夫，另一部分则体现在小说中另一个人物施瓦布林身上。历史人物和艺术人物走到一起，作家就可自如地安排他们之间的活动和交往，其中便有一种“假亦真来真亦假”的奥妙，这正是普希金的高明之处。
此外，小说的题名与它的实际内容也有一种“相游离”的倾向，其中也有某种奥妙之处，与上述方法都属“同工异曲之妙”。作品名为“上尉的女儿”，但“上尉的女儿”却并非主角，甚至连第二主角也算不上。自然，这种情况在世界文学中屡见不鲜，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那里都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如巴尔扎克的名著《高老头》便是。据说巴尔扎克在动笔之初，是想让书名与人物相统一的，也就是说要把高老头写成主角，但写着写着，作品的重心发生了偏离。而在普希金，情况却不相同：可以说他是有意这么做的，其目的无非是想制造一种烟幕，让人以为他写的是一部爱情小说，而并非在为普加乔夫“树碑立传”。
作品的结构匀称，布局周密，情节单纯、紧凑，语言简洁，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成为后来俄国小说的典范。
从结构和布局看，格里涅夫个人婚姻的线索贯穿全书，除此之外无任何枝蔓，沿着这条线索，先后展开普加乔夫的活动，人物和场景安排得有条不紊，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就是：“永远也不曾使人感到有什么多余的地方，或者什么不足的东西；一切都恰如其分，一切都适得其所。既不能删掉什么，也不能增加什么。”情节发展迅速，但又不使人感到简略，一切都顺理成章、按部就班地发生发展，比如，读者几乎读不到多少格里涅夫和玛丽娅恋爱的情节，但丝毫不会觉得他们的相爱有什么意外的和不可理解的。到第四章，作者就已让格里涅夫和施瓦布林为玛丽娅而决斗了，对此，读者丝毫也不感到有什么意外的。莫洛亚说屠格涅夫的小说的情节发展速度快得“有如奔命”，其实，这一写法屠格涅夫是从他的老师普希金这儿学去的。
这种既简洁又充实的艺术效果显然也取决于作品的语言。作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作者，普希金是把“准确、朴素和简洁”等要素放在首位的，这同时也是《上尉的女儿》语言上的特色。比如，作者在第二章这样写到草原上的天气变化：“……而这时，风越来越大，那朵小云变成白色的浓云，正沉沉地涌起、增多，逐渐布满天空，飘起了细小的雪花——而忽然间就落起了鹅毛大雪了。风在呼啸，暴风雪来临了。顷刻间黝黑的天空跟雪的海洋混搅在一起。万物都消失不见了……”这短短一百来字，就写尽一场暴风雪的骤起的过程。这一情景要是换别的作家来写，可能要上千或几千字才能完成。无怪果戈理这样说：“同《上尉的女儿》相比，别人的小说简直都成了一碗油腻的菜汤。”
差不多在创作《上尉的女儿》的同时，普希金还创办了《现代人》杂志。这是俄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
茹科夫斯基的家是文学家活动的中心，每逢星期六，文学界的朋友们都在这里聚会，或朗读自己的新作，或畅谈文学界的逸事，或交流文化信息。一次，亚·屠格涅夫从巴黎的一封来信激发了大家想办一份杂志的念头。在普希金的朋友之间，非常推崇像英国的《季刊》和法国的《历史年鉴》这一类综合性大型期刊。
1835年12月31日，普希金向本肯多夫提出创办一份杂志的申请。两周后，申请得到批准，但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出政治专栏。这样，普希金便在果戈理、维亚泽姆斯基、茄科夫斯基等人的直接帮助和支持下筹备刊物。
1836年4月11日，《现代人》杂志第一期正式出版。这期创刊号上刊登了普希金的《吝啬的骑士》《阿尔兹鲁姆旅行记》等作品，还有果戈理的《马车》等。在发刊词《论杂志文学的发展》中提出“生动、新颖和敏锐”的方针。
6月间，《现代人》第二期通过了书刊检查，这一期刊载了普希金关于俄国科学院和法国科学院的文章、维亚泽姆斯基评论《钦差大臣》的文章和柯尔卓夫的诗篇《收获》。柯尔卓夫是一位来自民间的农村诗人，他的诗作有一种清新的生活气息。普希金非常欣赏他的诗才，鼓励他要珍惜自己的才华，勤奋写作。柯尔卓夫后来回忆起普希金对他的帮助，总是饱含泪水。这一期上还刊载了署名为费·丘的《寄自德国的诗》，这是当时还不知名的诗人丘特切夫最早的诗作，其中的《春潮》《喷泉》《沉默》和《大自然不像您想象那样……》等诗，后来都成为俄罗斯抒情诗中的精品。据普列特涅夫回忆，普希金当时偶然发现丘特切夫的这些诗作时非常“惊喜”，竟把这些诗稿带在身上达一星期之久。
普希金的文学批评活动，早在20年代就已开始。不过，他当时所进行的批评工作，基本上还是零星的。现在，他创办了杂志，存了阵地，他的批评活动也就得以全面展开。
批评家普希金的视野是很广泛的，他涉及的还不仅仅限于文学和诗歌，有时候他也关心一些政治问题。如他在《现代人》上发表过涉及到美国和英国的文明及社会制度的文章。而在纪念自由战士拉季舍夫的文章中，普希金是以反对专制制度的斗士出现的。至于在有关果戈理、巴拉丁斯基、杰尔维格乃至拜伦、司各特等作家和诗人的评论中，在有关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论述中，普希金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表现出独到的审美力和历史主义眼光，他的见解，在俄国批评史和美学史上都有重要位置。
在编辑出版《现代人》杂志时，普希金还注意到青年别林斯基的批评活动，他赞扬别林斯基“有独立见解和机智”，预言这位“杰出的批评家”的前途不可限量。他还打算在莫斯科与别林斯基会面，可能是要向他约稿。普希金是有远见的，在他逝世以后，正是别林斯基接下《现代人》这份杂志，并把普希金的精神发扬光大，从而使《现代人》成为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进步文学的战斗堡垒，为俄国革命和文学做出了不朽的功勋。第二十章 丹特士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