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与“简牍之乡”
早在造纸术发明之前，汉字书写在绢帛或简牍上。绢帛因价格昂贵，且不宜零散割裂，故普遍而大量地使用的汉字载体是竹木简牍。由于早期纸张质地粗糙而且不便书写，产量也小，所以即使在造纸术发明之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简牍仍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实际上，直到晋代以后，简牍才完全被纸所取代。
“简”是指用竹或木切削而成的具一定长、宽、厚度用以写字的薄片。
“牍”，实即长方形的薄木板。未书字者曰版，书字者曰牍，又名为“方”。
甘肃东部在战国时乃秦国腹地，西部在两汉一直为边防要地。境内长城绵亘，烽燧相望。甘肃又是丝绸之路的中心段落，长时期发挥着中西文化交流主通道的作用。因此，在唐代以前，甘肃地区不仅军政公文往来频繁，民间的经济、文化也相当繁荣，乃至《资治通鉴》有“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之说。这是甘肃拥有大量古代简牍的历史背景。《仪礼·聘礼》云：“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也就是说，当书写内容较少，不超过百字，不须联简成册时，即可写在牍上。此外，还有觚、签、封检、符传等多种形制。甘肃简牍不仅数量大，跨时长，而且材质繁杂，形制多样，使我们对古代简牍风貌，能有较全面的认识。甘肃简札就地取材，以木质为主，有松、云杉、红柳、水柳、白杨、胡杨等。关于简札规格，文献记载说一般有三种长度：汉尺二尺四、一尺二、八寸。而甘肃所出简册则尺寸不一，远非上述三种长度所能包容。
甘肃是位居全国前列的文物大省，所拥有的众多珍贵文物，大都呈现浓郁的地域特色。其中，历史价值最高、在世界文化史上闪耀异彩的，应当首推秦汉简牍。简牍自它面世以来，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不断发掘、整理和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门独具特色、内容广泛的新兴学科——简牍学。其中包括大到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小到百姓的衣食住行，以及文化艺术诸多方面。这门学科已为世人所瞩目，已成了一门国际性显学。甘肃的简牍，以其出土时间早，数量多，保存好，文物史料价值高，而为全世界学者所关注，甘肃因而也被誉为“简牍之乡”。
汉简及汉简书法
在广袤的陇原大地上，东起天水，西至敦煌，南到祁连，北达居延，由于这一地区气候干燥。降雨量小而日照长，又多沙石地层，故埋于遗址或墓葬中的木质品，虽年代久远而不朽腐，所以许多地方都曾发现简牍。1906年至1915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两次人甘在敦煌古烽燧遗址发掘汉代简牍789枚，揭开了甘肃简牍大规模问世的历史序幕。简影及释文见于王国维《流沙坠简》专著，原简藏于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地区发掘了一批简牍，计有1万多枚，称“居延汉简”。这样，敦煌和居延简牍、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故宫明清档案，被学术界誉为考古学上的四大发现。近几十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居延的甲渠侯官、甲渠第四燧、肩水金关等遗址，发掘汉简2万余枚，被称为“居延新简”。以后又在敦煌居延汉简马圈湾等遗址，发掘汉简400枚，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汉简2万多枚。在天水放马滩发掘秦简460余枚。在武威发掘出数量不等的《仪礼》汉简、《王杖十简》、《王杖诏书令册》、《武威汉代医简》等。到目前为止，在甘肃发掘的秦汉简牍数已达65000多枚，占全国出土汉代简牍总量的5/6.这些简牍大部分形态完整，字迹清晰，时代跨度自战国至西夏，内容有日书、诏书、法令类；屯戍制度类；官吏任免、军纪、赏罚类；日常公文类；名籍、饯粮，器物簿类；诉讼爰书类和杂记类等等，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些简牍的发现，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研究工作日益深入，涌现出一批专业学者。
汉简书法家、学者举隅
在甘肃省，研究汉简及汉简书法的学者有：
张邦彦（1914—1988）字壑翁，一字石帆，甘肃天水人。甘肃省博物馆考古副研究员。他自幼临习历代名家碑帖，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后，着意于甘肃出土的汉简，心追手摹，书风由此一变，融碑、简于一体，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作品参加甘肃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文艺作品评奖，获书法二等奖。并参加全国首届书法篆刻展等省内外书法评展活动。存世墨迹有《腊子口战役纪念碑》碑阴文字，《天水麦积山石窟维修记》碑等。另有部分作品散见于多种报刊。他对汉简很有研究，临摹过大量的汉简书法作品，汉简体书法他也写得很好，引起广泛的收藏兴趣。
徐祖蕃（1935——）山西五台人。擅书法、篆刻、书法理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兰山印社顾问。1965年以汉简体书作在日本东京等地展出，曾为嘉峪关关楼书“天下第一雄关”巨匾，其书作多被国外博物馆、美术馆收藏。与友人合作或本人出版有《汉简书法选》、《敦煌遗书书法选》、《淳化阁帖》、《淳化阁帖选）等，分获“黄河金牛奖”一、二等奖，省优秀图书奖等。他以汉简体写的许多牌匾甚有影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20世纪80年代之后，赵正发表了他的几部足以堪称奠定中国汉简书法研究基石的简牍论著：《汉简书法艺术》、《简牍书法》、《汉简书法论集》。徐祖蕃选编、马负书编辑的《汉简书法选》先后出版，既为我们揭示了比较完整的简牍书法艺术演变史，也构筑了比较系统全面地研究简牍书法艺术的系统工程，为世人展示出简牍书法艺术的无穷魅力，深化和扩展了研究的层面，建立了我国简牍艺术研究的完整体系。
汉代的书法艺术，在中国古代的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和当时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西汉时期，国家空前统一强盛，经济繁荣发达，人民生活稳定，文化昌盛，这一切必将在社会的各个意识形态领域里反映出来。尤其是西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代。汉武帝凭借“文景之治”所积累的雄厚基础，加上他在位54年的长久时间，对外加强交流，对内多所创建，形成西汉的极盛时期。他曾派遣张骞，打通通向中亚、欧洲的“丝绸之路”，并派遣霍去病、李广利等人，率兵进军河西、新疆，沿途屯田戍边，修筑了许多城郭、烽塞、关隘。珍贵的汉简就遗留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赵正先生说过：“一句话，简书艺术品的灵魂就是自然。不为刻意造势，无意用力成形；发于自然，归于自然，书体相浸润，笔法互交融，一切在自然中流动变化，一切在自然中相辅相成。性灵活泼，含乾坤生气；志趣天真，蕴造化神工。简书的书法艺术是自然之美，是天然之情。”
赵正的汉简书法创作
在汉简书法研究和汉简艺术工程的构设者中，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甘肃省书协名誉主席的赵正先生是最有影响的一位。
20世纪8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一个规模浩大、历久不衰的“书法热”，涌现出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书法家，甘肃的赵正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当时，书法创作正渐渐从“颜柳欧赵”的套路中解脱出来，在艺术形式上注重对视角的冲击力，创作向个性化发展。人们从名碑法帖中走出来，转向在断碑残碣、遗简烂铜之中寻求创作形式的启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赵正选择了对汉简的深入研究，推出了汉简形式的书法创作，使人耳目一新，在当时产生了震撼和启迪的作用。他对汉简的研究，并不是像老一代学者那样，站在文字学或文献学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书法艺术的崭新视野上，从书法艺术的发生与演变的角度去研究汉简。对汉简的艺术形式进行深入分析，并化解在自己的书法创作实践中，推出使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赵正的汉简书法创作并不是把古人遗简上的文字移植到纸上，而是以古人遗迹为素材，充分发挥长锋羊毫与生宣纸的特性，一方面注重古典意味的传达，另一方面重视笔墨的表现力，出古而入新。书法家陈滞冬先生在他的《大漠的守望者》中，曾这样写道：“当我踏上西北的土地，便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气息在天地间回荡。等到我西陟流沙，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安西一路巡回再到兰州时，我才明白，至今西北这片土地，在精神上仍属于汉唐时代，属于汉朝的雄伟豪健，属于唐朝的热烈华丽。汉唐的余威仍没有被千年的朔风吹散，然而千年的鼓荡胎息，气脉所聚，必钟于人。许久以来，西北多有豪杰之士，给热闹的中国历史，平添了不少光彩。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书法艺术复兴之际首露头角的西北书坛豪杰之士，我以为非赵正兄莫属……”
生于甘肃，长于甘肃的赵正先生读懂了大漠荒烟、长河落日；读懂了荒凉的意义在于它曾经太过繁华，昔日的荣耀正凄清无奈地注视着自己的子孙。他用笔在古人的遗墨中找寻到了昂扬向上的汉代精神，也找到现代中国书法的自信。在二十多年不懈的研习追索中，不仅证明了他的追求的韧性力量，也证明了他的卓识与孤独。赵正在孤独而寂寞地守望着大漠的烟云和流沙戈壁之下掩藏着的鲜活书法艺术的同时，也读懂了书道中的另一种壮丽和雄伟。他不仅懂得那放逸雄健的文化灵魂对于现代中国书法已经不只是一种参照，而且是一种必要的精神资源。他一直在不断地探索试验着。其实，他的工作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他自己书法创作借鉴参考的需要，实际上是在试图打通现代书法家与汉代人之间文化态度上的隔膜，通过用现代纸笔和书写方法来开掘汉代书写样式的可能性，在技术层面上建立理解和利用汉人书法艺术的坚实基础，从而给现代中国书法艺术注入新鲜活力。
把简牍研究由史的领域拓展到书法美学的空间，这是一种原初开发性的工作。赵正先生一方面运用传统美学方法探讨简牍本身的艺术精蕴，另一方面把简牍放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里去，与其并生的其他书法形式加以横向比较，来显示简牍书法所特有的艺术特征及艺术价值。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的考察，强化课题研究的力度，这是贯穿《简牍书法》一书的的基本思维模式。赵正及其先行者们研究成果的不断推出促使了简牍书法实践的开展，以至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股简牍书法热。
正是出于这一选择，数十年间，始终未离西北高原之根土。早在二十多年前在甘肃省博物馆任职的赵正先生就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西北，是汉简出土最为丰厚的历史之地，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书法实践者，如果要继承传统，首先的选择便是继承汉简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传统。他藉着在甘肃省博物馆与甘肃画院的工作环境，潜心致力于古文字之习研，并埋头遣兴于书法艺术之实践，尤偏嗜简书，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探索，逐渐加强了对上古书道的认识与理解。在长期勤思笔耕之过程中，生发了独有价值的汉简书法艺术理论，并首开古简与现代书艺结合相融之先河，最终成就了赵正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道路与他所取得的不凡成就。作为中国书坛为数不多的几位从第一届到第七届一届不落地参加了历届全国书法展的著名书家，赵正先生似乎是将一部书法的演变史展开在了我们面前。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他同时兼具了篆、隶、楷三种书体的扎实功底，所以尽管身处西部偏僻的环境中，面对风云变幻的书坛情势，数十年间依然固守那一方属于他的艺术天地。
汉简书法理论引发共鸣
在赵正先生所著《汉简书法论集》出版时，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大学教授的王学仲先生曾为之撰写序言，说：“在当代众多的汉代简牍书法研究者当中，黎泉（赵正）是其中出色的一位。他本身是书法家，所以他的研究能体察入微，比较深入，从汉简书法形体分析到书法的艺术性。他写出了《简牍书法》、《汉简的书法艺术》、《汉简书法论集》专著，还在国内外发表了多篇论文。赵正生性沉静，又在汉简出土最多的西北边陲工作，博物馆的敦煌汉简业务环境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简牍读物。十年动乱期间，他能对自己以静制动，潜心于书道和古文字的学习和研究，一边心摹手写，一边分析比类。”
1992年8月间，由台湾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指导，台湾云林美术研究会承办台海两岸阻隔四十多年来的首次当代名家书画联展。经大会严格品鉴，邀请大陆杰出书法家赵正先生及台湾大师级书画家吕佛庭教授等共20位提供作品参展，在台湾文艺界引起颇大震撼与共鸣。台湾云林美术研究会理事长林正彦说：“赵正先生的书法最是受人们尊崇雅赏。笔力劲拔，刚柔并济，不论行、草、篆体、汉简等均以他自己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对书法美学的独特理解，创造出自己的特有风格。难怪作品一出现即轰动整个台湾文艺，咸认赵正先生出神入化的墨宝，将中华文字美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位与赵正未曾谋面的林先生，为了让全世界的文艺爱好者共享赵先生的这份成就与殊荣，特斥资编印《赵正书法作品集》一书以广推介并与爱好者雅观共赏。二十多年来，赵正的作品多次参加国际重大展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甘肃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翟万益先生曾用“天工逞巧总奇谲”来品评赵正先生的书法。他说：“那俊逸洒脱的书法作品，时而虽四角张开，却也中官凝神；虽对角错位，却也形离神合、气韵相切；或在结体紧拢中，又长顿取斜势，一气恣情净洒而下……近万岁之拮逢，柔切而流韵，这便是赵正的书法。”“先生仅撷取精华，弃除了粗陋浮泛气息，保留率真自然之趣。将简牍的夸张笔调控制在适可的度量，强化其雄健奔放的意态，采用四面开张、左右错落、奇峻峭拔、紧劲凝敛，以此消除了中国书法积淀的那种庙堂化的倾向。难怪朱乃正先生在评价其作品时指出：黎泉的书法作品，运笔轻重得当，行笔疾迟相间，飞白时出，去除了简牍上墨色僵死的缺憾，厚重中夹带着轻灵的旋律。赵正把字形的紧劲与章法的疏朗这一对立法则巧妙地统一起来，使美在矛盾中达到高扬，像一泓心源之水顺着汉简的河床流淌。当品味其作品时，就感觉到黎泉的书法作品中运笔、章法都经过了创作激情的外化极其严格地统御理性的阐述。因此，他的作品处于一个作品群中，总是鹤立鸡群，给人一种丰厚的艺术享受。”这是十分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