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袁保庆被朝廷调到了济南任职，袁世凯便随着他来到了这里。 。 为了把这个顽劣的儿子教育成才，袁保庆颇费了一番苦心。他四处寻访 名师，最终物色到了当地一位很有名望的举人，给袁世凯做启蒙先生。
这位老师虽然学问很高，可是在教育上依旧是老一套，每天就是命令袁 世凯死记硬背那些枯燥乏味的四书五经，而且还要写作一板一眼的八股文。
对于这种教育，袁世凯简直是深恶痛绝。他本来就不喜欢读书，再碰到这种传统的老师，便愈发烦透了书本。他整天游手好闲，只要一有机会，就溜出去玩，把老师和书本忘了个精光。不仅如此，袁世凯还经常搞些恶作剧来戏弄老师。
一天，袁世凯来到学堂，装模作样地认真学习。没过多久，他就开始装肚子痛。不得不说，袁世凯的表演能力很强，老师竟然被他给骗住了，准许他早点回家。
离开学堂后，袁世凯就去捉了很多的萤火虫。到了晚上，他埋伏在老师回家的路上。等到老师路过的时候，他便把那些萤火虫揉碎抹在脸上，然后就慢悠悠地向老师走过去。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漆黑的夜晚，一个满脸闪着荧光，不知是人是鬼的东西向你走来，会是多么的可怕!果然，老师看着眼前这个闪着荧光的怪物，以为是恶鬼，吓得大叫一声，转身就逃。回到家后，由于惊吓过度，老师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这一下，轮到袁世凯高兴了，因为他终于报了平时被严加管教的“仇”。少年袁世凯的调皮、顽劣和不学无术，由此可见一斑!
在济南胡闹了两年之后，袁世凯随着袁保庆来到了南京。这个时候，袁保庆已经升了官，当上了江南的盐业总管，专门监督销售官盐。
很显然，这是一个肥差事。袁保庆在当这个官的时候，各种收入十分丰厚，因此家里的生活也很富足。加上牛氏过于溺爱袁世凯，就更宠得袁世凯不知天高地厚，愈发娇纵和放肆了。
尽管如此，由科举入仕的袁保庆依旧没有放松对袁世凯的管教。他很了解这个儿子的性格，也知道这个儿子的胡作非为，但是在他看来，只要找到一个学问高的名师大儒，就一定能把袁世凯教育好。
于是，袁保庆便在自己的好朋友、曾任湖南巡抚的张亮基帮助下，将袁世凯送到了江南名儒王伯恭门下当学生。
然而，事实证明，袁保庆的想法错了。袁世凯确实就不是一个读书人的材料，他喜爱豪迈、自由、没有羁绊的生活，因此无论老师多么高明，都无法把他那犹如脱缰野马一样的心给拴住。
这一点，从一件小事便能看出来。
在跟随王伯恭读书的时候，十分喜爱袁世凯的张亮基让他住在自己家里，跟自己的三个儿子一起念书。最开始，由于对新环境不怎么熟悉，袁世凯还规规矩矩的，每天按时读书作息。可是，没过几天，他调皮捣蛋的老毛病就又犯了。
有一天，张家来了一位据说食量很大的亲戚。袁世凯听说之后，就非要跟这个人比试谁的食量大。要知道，袁世凯是一个著名的“饭桶”。从目前见到的各种文献上，都有关于他食量惊人的记录。
据说，住在张家的那段时间里，袁世凯就像是八辈子没吃过饭似的，经常是张家的仆人一把饭菜端上桌，他就风卷残云地把饭菜消灭得干干净净，让张家的人都瞠目结舌，甚至怀疑这孩子是不是生病了。
可以想象，有着如此食量的袁世凯，再加上性格中的逞强好胜，听说来了一个“大肚皮”，自然要跟他一比高下了。
比赛开始时，袁世凯和那个亲戚商定，谁输了就得赔钱。
当看到袁世凯一口气吃掉十个馒头、二十个鸡蛋的时候，那个亲戚不得不认了输，但就是不肯赔钱。
这一下，袁世凯被惹怒了。他不听任何人的劝说，非要那个亲戚也吃掉同样多的食物。无可奈何之下，那个人只好也吃了十个馒头、二十个鸡蛋，结果大病了一场。
通过这件事情，张亮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原来自己喜欢的这个孩子，竟然如此的顽劣和强横。
于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也无法忍受的张亮基便找了个借口，把袁世凯送回了南京袁保庆那里。
少年时期的袁世凯，就是这样的一副纨绔子弟模样!
不过，这个时候的袁世凯虽然顽劣和调皮，却有着一般纨绔子弟所没有的独特性格：胸怀大志、颇有抱负!而这一点，在袁世凯十一二岁左右，就已经展现了出来。
那段时间，也就是1869年(同治八年)至1873年(同治十二年)，袁世凯跟随袁保庆生活在南京。
当时，袁保庆的官是越做越大，他家里的生活也相对安定。为了教育好袁世凯，袁保庆可谓是费劲了心思。他四处打听到，有一位江南的名儒叫张曲治，无论学问、为人都堪称一流。于是，袁保庆就把他聘为了家庭教师。
张曲治在袁家，不仅给袁世凯教授课程，而且也是袁世凯的哥哥世敦和世廉的老师。
毫无疑问，这位老夫子是十分喜欢敦厚、好学的世敦和世廉的。对于那个依旧顽皮捣蛋，每天要么骑马、饮酒、打拳、赌博，要么就邀上三五个也读过那么几年书的小混混四处游览南京美景的袁世凯，老夫子又气又急，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然而，就在老夫子为袁世凯的前途深深担忧的时候，袁世凯身上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普通纨绔子弟所没有的才干和抱负。
比如，袁世凯虽然整天瞎混，可是却具有一种似乎天生的领导和组织才能。那帮子小混混们，几乎都是些胆大包天的家伙，却几乎没有谁不服从袁世凯的指挥。他们搞出来的很多恶作剧，其始作俑者都是袁世凯。
对于儿子的这个性格特征，袁保庆很早就注意到了。跟老夫子比起来，他毕竟久经官场，有了更多的政治经验，因此反而对袁世凯拥有这种才干十分高兴。
袁保庆为了培养袁世凯的政治才能，甚至有意识地让他帮助自己处理一些待人接物的事务。这位父亲还以自身的为官经验，向儿子详加说明，鼓励他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和远大的抱负。
袁世凯虽然顽劣不堪，可是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还是很有长进的。这一点最好的体现，就是那段时间袁世凯所写的几首诗。
看到这里，大家或许会觉得奇怪，袁世凯这个“武夫”还会写诗?
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袁世凯不仅会写诗，而且文笔还相当不错。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他只是一个会调皮捣蛋的混子，实际上多年的科举教育，让他还是学到了一些古典文化的修养。
因此，就像所有胸怀大志的青年一样，这段时间的袁世凯，也写下了几首表达自己宏伟志向的抒情诗。在这里，我们不妨一起来欣赏一下。 第一首诗写道：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严格说来，这首诗还没有多少韵律讲究。不过，跟那些对仗工整、显得四平八稳的诗比起来，这首诗却有着一股豪气直冲云霄的非凡气势。尤其是后面那句“我欲向天张巨口”，几乎可以说是对袁世凯未来生活的真实预兆。
这样的诗句，出自一个年仅十一二岁的人笔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
如果说这首诗还没有多少韵律讲究，那么下面这首就不仅弥补了这个缺点，而且在气势上更加胜过第一首。
我们在前面讲过，袁世凯在南京期间，经常与一群小混混四处欣赏美景。不过，其他小混混更多只是瞎玩，而袁世凯却在游玩了雨花台之后，写下了一首名为《雨花台怀古》的抒情诗，来表达自己的情怀：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读完这首诗，我们惊叹于年幼的袁世凯竟然有着如此深沉的历史意识。他心里明白，过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英雄豪杰驰骋天下、最终尽赴劫灰的历史。
在深沉的历史意识作用下，加上少年时的郁郁不得志，总被人严加管教，那时的袁世凯是有着一种希望摆脱这种束缚的反叛心理的。所以，他才问到“寸心郁郁何时开”。
然而，袁世凯最终没有被这种郁郁之情束缚住!他骨子里的英雄情怀，让他发出了“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的豪言壮语。这句诗，很好地体现了少年袁世凯的鸿鹄大志，其中甚至不乏一点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
不过，这样的豪情壮志对于当时的袁世凯来说，也只能是少年的狂妄。毕竟，诗中所确立的事业目标，对于那个时候的袁世凯来说，还是太遥远了。
当时的袁世凯，只是一个志大才疏的少年。虽然心中有着宏伟的抱负，也有着为这抱负的实现而奋发的斗志，可是他依旧只能等待羽毛的丰满。而在这之前，他需要接受的考验，还有很多很多。
就在袁世凯写下这首豪气冲天的诗之后，1873年的7月，袁保庆染上霍乱，病死在南京。
毫无疑问，当时年仅十四岁的袁世凯，是难以接受这个痛苦事实的。在极度的悲伤之下，他竟然得了重病，卧床不起达五个月之久。
那年的年底，袁世凯从病床上爬了起来，陪着嗣母牛氏，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到了家乡项城。
袁保庆的去世，对于袁家来说，无疑又是一根栋梁的折断。袁家人，上至依旧健在的郭氏，下至袁家第三代兄弟姐妹，都无比悲痛。
在安葬完袁保庆之后，已经久历风雨的郭老太太很快就理智起来。她心中明白，袁家能有今天，全靠袁家的男人奋发读书、科举入仕换来的。因此，在又一根栋梁折断之后，最要紧的就是不能疏忽后代的读书和教育。
于是，在郭老太太的安排下，袁世凯和哥哥袁世廉的教育重担，由袁保恒全权负责。大家或许会问，郭老太太为什么会作如此安排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一下袁保恒这个人。
可以说，在袁家，袁保恒是除了袁甲三和袁保庆之外的另外一根顶梁柱。
在辈分上，袁保恒属于袁家第三代。他是袁甲三的儿子，早在袁甲三讨伐捻军的时候，袁保恒就跟随父亲作战。由于他英勇善战，屡获战功，因此还被朝廷授予了“巴图鲁”，也就是勇士的荣誉称号。
袁保恒不仅参加过剿灭捻军的战争，而且还曾追随左宗棠，到陕甘地区平定叛乱，同样立下了赫赫战功。
袁保恒不仅是个勇将，而且还颇具政治智慧。在后来去北京任职后，他就曾经十分有远见地指出，朝廷应该加强东三省的军事训练，因为在他看来清朝最大的威胁是俄国。东三省的防务加强了，既可以保住东北，也可以护卫北京，一举两得。后来的政治发展证明，袁保恒的预见是十分准确的。
对于这样的人才，朝廷自然予以重任。就在郭老太太做出由袁保恒负责袁世凯兄弟教育的安排之前，他刚刚被调到北京任职。
由此可见，郭老太太的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明白，只有让袁保恒来管教顽劣的袁世凯，才有可能让他成才。
就这样，袁世凯跟随着叔父来到了京城。
那段时间，由于朝廷十分器重袁保恒，先是让他以翰林院侍读学习补用，然后又升入内阁学士，甚至任命为刑部左侍郎，因此袁保恒很多时间都花在了自己的仕途上。至于管教袁世凯兄弟的责任，实际上更多的落在了袁保恒的弟弟袁保龄身上。
当时，袁保龄来到北京任内阁中书。由于兄长政治事务太多，于是就由他来经管袁世凯的教育。
我们都知道，古代的科举考试不是一个容易应付的考试。要想成功考取功名，一个人往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读书、应试。
因而，对于像袁家这样的大家族来说，办一个私塾专门负责家族子弟的教育，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为了袁世凯兄弟们能学有所成，袁保恒和袁保龄同样费了苦心。他们在自己的私塾里，聘请了三位有名的举人来教授课程。
然而，就像前面说到的那样，这样的教育方式或许对于其他人是很好的帮助，可是对于袁世凯来说，依旧是赶鸭子上架，让他十分难受。
很显然，这个时候的袁世凯仍然是十分顽劣的。学习和考试，就是他的“天敌”。
看着这个似乎无法管教的侄子，袁保龄十分生气。在写给兄长的信中，袁保龄如此评价袁世凯，说他“资分不高而浮动非常”，说简单点就是有多动症。
可是，也不能任由袁世凯胡作非为而不管啊!于是，袁保龄制订了一系列的管教规定：
最重要的，就是限制袁世凯的出行。不允许他随便外出，即便有事外出也得及时报告，得到允许才可出门。
在上课的时候，将袁世凯安排在离老师的书案最近的地方，由老师盯住他好好学习。不仅如此，就连袁世凯的卧室，也被安排在了老师宿舍的隔壁，其目的也是为了让老师督促他晚上也用功读书。
这样的严加管束，甚至在袁世凯的亲生父亲袁保中去世的时候，也没有放松。在袁保龄看来，袁世凯已经过继给袁保庆，用不着回老家奔丧。无奈，袁世凯只好继续留在北京读书。
就这样，袁世凯这段时间的学业还是有所进步。在给兄长的信中，袁保龄不再那么严厉地批评袁世凯，而是说他算得上是一个“中上美才”了。
尽管袁世凯在北京苦读了三年之久，但是按照袁保龄的说法，他毕竟“文章尚不入门”，这样的水平去参加科举考试，自然要栽跟头。
果然，到了1876年的秋天，袁世凯在河南开封的乡试中名落孙山。
这样的考试结果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因为袁世凯虽然在叔父们的管教下努力学习，但内心却十分抵触科举，这就决定了他很难成为如此教育方式下的成功者。
不过，谁都不愿意遇到失败，哪怕是在不喜欢的事情上，因为袁世凯好歹也是努了力的。
失败让他感觉十分气恼，也有些灰心。那年的年底，为了给他冲冲喜，也为了能让他快点成长为一个成熟男人，袁家的长辈们为袁世凯操办了婚事，为他迎娶了陈州淮宁县的于氏。
结了婚之后的袁世凯，似乎变得“瞳事”了一些。就在他的儿子袁克定出生之后，1877年2月，他再次来到京城，准备三年之后的科举考试。
就在这段时间，无论是袁家，还是整个中国，都发生了很多大事情。
1877年的秋天，黄河以北的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旱灾。其中，以袁世凯的家乡河南受灾最严重，就是多个州县有七十五个重灾的。
旱灾让这些地方颗粒无收，老百姓只好吃野菜、草根和树皮，甚至吃所谓的“观音土”。到了最后，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
就在灾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由于地方官员的腐败无能，朝廷调拨来的救济粮还不能发放到灾民手中。这真可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为了尽快解决问题，清朝政府首先将赈灾不力的河南巡抚李庆翱革了职。接着，调河东河道的总督李鹤年来兼署河南巡抚。而此时任职刑部左侍郎的袁保恒，也被调到了河南主持救灾。
很显然，这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苦差事。当袁保恒接到命令的时候，一些同僚甚至劝他推辞。然而，这位深受传统道德教育的官员却向天明志，为了天下百姓的安危，宁愿赴汤蹈火。
于是，袁保恒带着袁世凯回到了项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