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乡和徐正回到家后直接就睡了，他们都在旅途中颠簸了30个小时，早已经很疲倦了。
两个人都是临近中午才起床。徐正的父母早就做好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在等着他们，还买了啤酒。李老乡有些不好意思，他连连说叔叔阿姨你们太热情了。
吃过中午李老乡就要告辞，徐正和他的父母都劝其不要急着走，再住一天，李老乡不肯，坚决要回去，他说已经很打扰你们了，我现在必须要回去了。
徐正寒假时心情还是很低沉，他很少说话，而且似乎有点精神恍惚，对父母的问话也很少回答，要么就是答非所问。徐正的精神压力很大，似乎不愿意与人交流，总是独处一室、闷闷不乐。
有时候实在心中很烦闷了徐正就去附近的网吧上网。他打CS的技术提高很快，很快就在那个网吧里排名第一。宁阳没有大学，在网吧里上网玩游戏的基本上都是中学生，技术相对于徐正这位大学生来说还是要嫩点。
有一次，徐正在网吧里打了一个通宵的游戏后回到家，突然感到有些胸闷，有些喘不过气来。徐正很是紧张，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是铁路医生，她听了后很是紧张，赶紧把徐正带到市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其它方面都还好，但是有一点，血压有点偏高：高压120，低压92（正常血压的低压得低于90）。
母亲很是紧张，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年纪轻轻就得了高血压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必须要彻底查清楚病因。于是她到处联系神州上下的大医院，比较来比较去，定为去瑞银医院。
瑞银医院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名牌医院，治疗高血压非常有名，而且距离宁阳市不是很远，于是母亲便拽上上班父亲要带着徐正去瑞银医院住院检查。父亲倒没有母亲那么紧张，他说血压只不过是有点偏高，不必这么紧张，先观察一段再说。然而一向专横固执的母亲没有理会父亲的反对，应是拽上了父亲带着徐正一起坐上了前去上海的火车。
七个小时后徐正他们来到了上海。这是徐正第一次去上海，然而却是因为治病的目的。上海的确有很多高楼大厦，车辆很多，人也很多，只是街道特别窄，这点很出乎徐正的医院。徐正的父母艰难地问着路，几经辗转才找到瑞银医院。
给徐正看病的主任医师是全国有名的内分泌科女专家，年纪已经五十多岁了。此人稍微地问了问徐正的情况后就说得住院全面检查。前来找她看病的人非常多，“专家”早已不胜其烦，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专家”可以通过冗长的住院检查赚取不菲的检查费提成。
但是安排病房却出现了问题：瑞银医院的住院部早已人满为患。中国人的医疗资源很是紧缺，尤其是名牌医院。而中国人又特别迷信名医院、大医院，所以才会导致徐正住院却很难住上的问题。
等了两个小时徐正终于被安排到危重病房了。其实危重病房的床位也早满了，而且已经加了两张床，不过有那么一点空地，可以再临时加一张床。于是徐正被安排到危重病房里了。
这个病房里住着四个危重病人：两个肾衰，一个淋巴癌，一个脑癌晚期。脑癌晚期的那位是上海一所大学的退休教授，在此之前是得了胰腺癌，动过手术后癌症复发且转移到脑部，现在已经是晚期了。脑癌晚期是非常痛苦的，会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老教授的老伴一直陪伴在自己老公的身边，晚上也不睡。老教授每天晚上都会呻吟一夜，银发苍苍的老伴总是默默地守在他的身边，一遍一遍地用蘸了冷水的湿毛巾敷在自己老公的额头上，来缓解他的剧痛。
徐正的床紧挨着老教授的床位，他自从住进瑞银医院后就精神高度紧张，长这么大他还是第一次住院，何况天天晚上都能清楚地听到老教授痛苦而垂死的呻吟，徐正更是紧张地夜夜睡不着觉。
那另外两个加床的病人一位来自上海本地，一位来自浙江宁波。来自上海本地的是一位已经早早地谢了顶的中年人，据说是一位工程师；而那位来自浙江宁波的一位和徐正年龄相仿的大学生，在台州学院上学，这次是直接从学校坐飞机来瑞银医院看病的。
徐正很快就和两位加床的病号熟悉了。徐正了解到那位加床的中年病号得的是糖尿病；而那位台州学院的大学生呢，他和徐正的情况很相似，是在台州学院每年一度的学生健康体检中发现血压有点稍稍偏高，于是乎也是全家高度紧张地过来了，“专家”也是没问几句病情就说你这病很复杂，要赶紧住院全面检查。
徐正很快就和他俩成为病友，特别是那位来自宁波的病号，由于年龄相近而且又是同一种病情，真是同病相怜，很快就无话不谈。宁波病号说自己的家乡宁波是蒋介石的老家，徐正就好奇地问他蒋介石的经典国骂“娘希匹”该怎么说，宁波病号便用宁波方言说了一遍，嘿，真像！逗得满屋子病号哈哈大笑，就连查房的医生和护士都乐了。于是乎，从这一会满屋子的病号就喊他“娘希匹”。
徐正和“娘希匹”每天的生活就像做噩梦。他们被规定不能随意走出内分泌科的住院部，一遍随时接受检查；而检查的项目也是五花八门，小到量血压、量体温、抽血、拍X光片、尿检、粪检、做心电图，大到做心脏彩超、CT、核磁共振、肾血流图、肾动脉造影、动态血压、……基本上是把能想到的项目都在他俩身上试验了一遍，就差没做妇科检查了。
这些检查项目十分密集，每天早晨天不亮徐正他俩就要被测血压和量体温，接着是等待主治医生前来查房，然后是一天密集的检查项目，而且每天早上的尿检和粪检前不能喝水或进食；徐正他俩必须呆在病房里等待着护士喊他们出去检查，就像被提审一样；出去检查时由护工带领着，还必须做轮椅；一天繁杂的检查终于做完后，晚上还不得安歇——因为除了患了脑癌晚期的老教授的痛苦呻吟外徐正他俩还得忍受好几次护士的量血压和测体温，同时十点后不能喝水或进食，以备第二天的尿检和粪检。
而那位得了糖尿病的病友则要轻松得多，他每天的检查项目不多，行动也比较自由，还好几次当着徐正他俩的面炫耀似地打电话给他的安徽小情人，要她为自己煲鸽子汤送来。
安徽小情人接到电话后真的很快褒好鸽子汤送了过来，这让徐正和“娘希匹”有些惊讶。徐正还瞅见“糖尿病”和他的小情人在病房里卿卿我我，“糖尿病”两只毛茸茸的贼手还龌龊地在小情人身上上下乱摸。徐正觉得“糖尿病”简直不是在住院，而且是在疗养。
几位护工和订餐的阿姨的上海话地道且流利，徐正问你们都是上海人吧？他们都含混地说是，几天后熟悉了才悄悄地告诉徐正，他们都是皖北的。
徐正住院的过程中吃得很少，一份菜都吃不完。他对自己的病情极为紧张，根本就没有心思吃饭。
住院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事让徐正很是郁闷：一天早上护工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徐正前去放射科检查，放射科的医生只是很随意地用上海话问了一句徐正，徐正根本就没听懂，也只好“嗯”了一声。然后徐正就被推进放射室进行ECT检查。
检查完后徐正取检查项目单时瞟了一眼，吃惊地发现这次检查的项目应该是CT。徐正问那位漫不经心的放射科医生：
大夫，您看，我这检查项目单写的可是CT，你怎么给我做ECT了？
大夫也吃了一惊，看了看检查项目单，咕哝了一句徐正听不懂的上海话，然后就回头和领徐正来的那位护工商量起来了。两人叽里咕噜地商量了好一会，那位护工说：
没事，我推你去做的项目的检查去。
怎么可能没事呢？ECT和CT完全不同，徐正住了这么多天院，对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把CT当ECT做了就这么胡乱搪塞过去，这还有一点医德吗？
而且徐正发现给徐正查体的医生并非听不懂普通话，例如刚才徐正质问那位放射科大夫大夫马上就反应过来了；他们应该不仅能听懂而且能说普通话，而且他们很清楚徐正是从外地来的，听不懂上海方言，可就是故意和徐正说难懂的上海话。徐正感到这是一种故意的捉弄，心中很不是滋味。
